2005年第2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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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封面上显得自信的吴佩孚，其实一直受着土匪难题的困扰。
我根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初步统计了一下，从1923年5月临城大劫案到当年9月，短短四个月，在吴佩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就发生了下面五起重大土匪抢劫事件：
5月6日，山东临城大劫案；
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市镇，掠去市民和传教士多名；
8月14日，山东议会称，剡威八里巷一千多人被匪徒屠杀，数百家被毁；
8月15日，湖北天门皇帝镇被土匪抢劫，两千多家被烧，教堂被毁；
9月30日，山东德平西北乡遭土匪洗劫，一千多人被害，一百五十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在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他们警告四千名士兵不得干扰他们的行动，执意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付贡金。土匪还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民国时期的土匪》，65页）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言，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因为，蔓延各地的土匪硝烟，事实上早已让吴佩孚和整个直系感到窒息。
这支敢于闯进洛阳城，在吴佩孚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就是当年与孙美瑶齐名的另外一个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据说，张庆相貌和西方“洋人”有些相似，并自称是“洋人的老子”，遂有“老洋人”的绰号。1922年老洋人率数千匪徒横扫河南、安徽，攻占上蔡、阜阳等县城，洗劫一空，还先后绑架多名外国传教士作为人质。老洋人曾一度被吴佩孚收编，但到了1923年10月，获知吴佩孚即将对他下手时，他故态复萌，火烧河南鹿邑县城之后开始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肆意洗劫，中外人质曾达到数百名。老洋人的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成为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一时间，在孙美瑶被处决之后，老洋人成了中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Ad'率
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
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
Ad'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
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
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
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
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
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
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
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三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
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
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
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
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
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
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
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
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
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
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
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
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
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
猖撅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
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
阀领袖充数，倒不如简直选出土匪头
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转引自《民
国时期的土匪》）
时隔八十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词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
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
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
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
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
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
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
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
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
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
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
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
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
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283页）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它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二十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
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
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
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
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
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
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
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
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
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
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
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
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
最大的麻烦。（328页）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
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
之案，且来可更仆数。试观临
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
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
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
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15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现在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6 一本破旧的春秋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
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
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
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
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
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
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
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
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
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
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
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
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
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
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
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
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我的
生活》，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时在 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
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
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
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
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
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昊把他的总部设
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
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
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
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
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
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
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
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
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
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屹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朴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中周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陈方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洋票与绑匪》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群众出版社，1993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杨宪益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