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2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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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宇，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整理者李辉附识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丁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1968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问：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夕卜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问：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隙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的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十二点把我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问：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问：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问：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丁？我跟朋友一块喝酒。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那时候，我老三篇背得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问：提审多吗？
杨：提审就是刚来时、林彪威风时多，头两年就是三四天或一个星期左右提审一次，就是骂一顿，给下马威。后来，1971年林彪事件出来后就没有了。还有，造反派在外面忙两派斗争，就轻松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后就缓和了，后两年差不多没什么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风。放风是到另外一个广场，是一个四面有墙的、类似于天井的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得太久了，怕我们身体不行了，就让我们跑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有时候十天一次。那是一个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进去，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时间。
问：大家对你怎么样？
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得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棵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问：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1971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吵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有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茬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二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儿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莱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那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