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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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篇小说的排列顺序，两篇后来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蓝蓝的木兰溪》、《我爱每一片绿叶》竟排在第四和第六位。《我爱每一片绿叶》的情形前边已说。我为什么将《蓝蓝的木兰溪》排在第四呢？还不是某种“编辑情结”在作怪。我觉得这篇小说文字语言好，写得也好，那么为什么将它排在第四呢？是朦胧觉得小说似属于阴柔之美。那么这样说来好像阴柔美、阴柔风格的小说就不能做《人民文学》小说的头题了。这是哪家的“规矩”呢？还不是过去的老框框“提倡威武雄壮的阳刚风格”在作祟。我并不比任何一个编辑高明，只是领导将我放在小说复审、承上启下的岗位上，我不过尽职尽责而已。况且我的权力有限，还不是有一些我认为写得并不坏、水平不差的小说，主编、副主编坚持要将它退掉，有时甚至作为死命令要我服从执行，我只有服从执行。尽管这样的小说，有的很快在其他兄弟刊物上以显著位置发出。　
　　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人民文学》杂志。我曾一再告诉自己：我的终生事业在《人民文学》。　
　　但到1981年末，我的想法开始变了。我感觉我为《人民文学》效劳了30年；尤其“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五六年，作为小说组工作岗位上的一台小小的“发动机”，更是充分发挥了它的能量效能，这是公正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我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似乎日甚一日地不怎么讨人们喜欢了，不论是作协的老领导或我的老上级或某个企望快快越过我而得到提升的朋友。我并不要讨人喜欢，也不稀罕人们对我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在意什么地位、待遇或提升之类。但我在意人们对我的工作是否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估。再则，我希望有个上下左右协调，心情舒畅的环境。假如不是这样，还不如离去为好。这也许是我过分敏感，也许是我精神上脆弱之处。我承认我一向怯于、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这种内心感受压抑的状态下，我既没有跟周围的任何朋友、同事商量，也没有经过时间斟酌、过滤，而是一个人立即作出了离开《人民文学》的决定，并向领导提出来。一星期后便获批准。关心我的朋友们常问起我，你是怎么离开《人民文学》的，为什么要离开《人民文学》。我觉得这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我生命的某个时辰———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以后———我想离开，也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反正既成事实是：《人民文学》的30年，占去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时光、心血，耕耘和收获都付与她了，而离去却是如此之轻！　
　　我感谢《人民文学》，它使我看见了、感受了新中国太阳的升起，使我的身心整个儿地和神州大地的脉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跳动在一起。　
　　我有幸亲耳聆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一代开国伟人的声音，目睹他们的丰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1957年春天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的情景。毛主席那从容不迫的气度、幽默风趣和爽朗的笑声，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事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听刘少奇作报告。刘主席又是一种风度，他不苟言笑，他讲话的主旨是“实事求是”。周恩来的报告听过多次，他讲话条理逻辑严密，语音铿锵有力。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春天在广州科学家的会和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他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总理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依靠对象；同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联盟，其性质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一精辟的论点，给知识界以极大鼓舞。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陈毅元帅的讲话第一句话就讲他平生的志愿是想当个文学家。1962年春在广州歌剧话剧创作座谈会上，他向被错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活脱脱地显示了元帅的气魄和直率风度，令人倾心不已！　
　　我有幸见过一些功勋卓著的将军。这些“阅尽人间春色”的人们令我十分崇敬、羡慕。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周桓、张爱萍、萧华三位将军。1958年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时，我为什么数次去沈阳拜访周桓将军呢？是听作家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小说受了周桓将军很大的启发。周桓希望他写作品注意三点，第一、写得短点。小说作品往往是工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睡觉前翻一翻，要让他们在睡前一口气读完。第二、要有好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第三、语言要生动、简练。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常常遵守着周桓提醒的这三点。我觉得周桓挺了不起，真是个儒将，自然想请他写文学评论文章。在沈阳他的寓所第一次去见这位将军，一进门便听见钢琴声，原来是他的爱女在弹奏。将军个儿不高，穿一身合体的深蓝色呢料便服，显得很精干。他喜欢来回走动，说话爱用手势，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不到50岁，精力旺盛，正处盛年。他一方面处理繁忙的军务，另一方面酷爱戏剧，常挤出时间亲自辅导南京军区的一些剧作家编戏、排戏。1964年我最后一次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已调任辽宁省委的文教书记，他亲自抓辽宁省的话剧会演剧目，同剧作家们一起讨论剧本，下剧场看排练；他还满有兴趣地同我谈洋歌剧《茶花女》的排练。你很难设想，这位深谙西洋歌剧、外表平常的小个子是共和国的一位上将，他有几十年极不平凡、富含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从遥远的东北去到南方中央根据地参加红军。他曾长期担任红军中的敌工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中的组织部长、军法处长这些职务，但他一直保持着懦雅风度、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也欣赏外国的洋歌剧，这在解放军将领中实属少见！我想去拜访张爱萍将军，是在全国文联听他给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讲了几回上海之战以后。张将军在总参谋部他的会客厅里接待了我和评论组一位编辑。将军是全军闻名的一位儒将，喜欢写诗、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帅。他的大名，最初听起来有点像女性，其实“萍”字是指“青萍”，古代的一种锋利的剑。张将军谈锋很健，与我们谈了一下午，谈早年在苏北组织武装暴动的经历，谈长征路上毛主席的用兵，谈抗日时期少奇在淮北，谈1949年他怎样进上海……我们欲告辞，将军执意留我们同他共进晚餐。晚餐席上将军的谈话更是风趣横生，说他同苏联将军们在一起时，他们笑中国有小脚女人。将军说，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夫人穿高跟鞋，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并且走路同样不方便……说罢将军哈哈大笑。将军劝我们多用一些菜，他说，我们军人有句话“吃饭打冲锋”，吃饭讲客气要不得！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张将军。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张将军受命整顿、振兴国防工业。他那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着氧气瓶忘我工作的形象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粉碎“四人帮”后，张将军身担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重任，犹不忘关心文艺事业，在国防工业系统组织了神剑学会，将军曾亲任会长。萧华将军是一位早慧的军事人才，不到20岁便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60年代初期我去山西太行山区恰逢老诗人阮章竞旧地重游，他带我去看一个叫龙门口的地方。那是抗战初期萧华将军率领先遣纵队东进、胜利地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战场。那时身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将军才不过二十来岁。萧将军能武又能文，解放后曾长期任总政治部主任，写了著名的长征组歌歌词。我见到他时是1978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那年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大西北。萧将军设宴款待了我们。将军亲切地向我们每个人祝酒，我们向他敬酒。将军在宴席上即兴地用略带兴国口音的普通话，向大家热情地推荐中国的“新（疆）、西（西宁、青海）、兰（兰州、甘肃）”。他说：“作为祖国的儿女，假使没有到过祖国‘新’、‘西’、‘兰’，那是很大的遗憾。”他这番话给大家的印象很深。据说将军自己在军区政委的任上，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西北五省。数年后将军不幸早逝，那时他还不足70岁。　　　
　　我与《人民文学》（5）　　　
　　在《人民文学》因组稿之便，我不仅有幸接触将军，还有幸见过一些省的领导同志。1958年、1959年我因组织革命回忆录稿件，曾两次去江西。见过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方志纯，副省长邓洪，省监委书记罗孟文，省委秘书长黄知真。当时省委机关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给我印象颇深。省委分工管农业的书记刘俊秀是位长征干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而今主管江西的农业，他不辞辛劳一个一个县地去跑，逐一搞调查研究，由此制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使江西省的农业得到稳步发展。刘书记在他办公室里指着江西省的分县大挂图，向我讲说江西省的农业情况（我本来是想了解他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他顾不上给我谈这个）。他人长得黑而瘦，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江西省委机关那时没有门卫，一般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在各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一个普通编辑，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答应见我，平常人似的同我交谈，这在我的经历中也是少有的。1964年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也是位作风异常朴实、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他在省委办公室接见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人民文学》上编发的一组“青海速写”（1964年6月号），很多选题是他出的点子。他也是位业余作家，曾出版很畅销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他喜欢打篮球，也许跟他个子高有关系。下班之后，我常看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同机关干部一起奔跑跳跃，抢篮板球。这样的省委书记在当时恐怕也是少见的。　
　　1965年，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我参加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随铁道兵部队入越南援越抗美，这也是平生一大幸事，难得的机遇。我们5月中旬集中，去江西樟树接受军事训练。一身戎装、佩带手枪，俨然像一个军官。8月初自友谊关列队入越，凭祥市一带的居民自发拥挤着欢送，其情景令人感动，我心中也洋溢着一个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其后在越南北方随铁道兵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改越南的窄轨为能走大火车的宽轨，新建和扩建车站。那时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连续的突袭式轰炸，尤其中国军人集中的铁道线上更是成为一个焦点。我们的团部曾遭轰炸，1965年10月31日我们营区遭受轮番轰炸。我在阵地的壕沟中，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一样，一齐举枪向低飞的美国轰炸机射击。美国飞机则发出恐怖的、威慑式的啸声，伴着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而山林后边苏联的导弹也向美机发射，金色的导弹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当天，我们营击落一架美机，当场击毙一飞行员。次晨我所在连队的副连长接受任务，带着极简单的工具———活动搬手和小锤子去拆卸美机投下的躺在稻田里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我获准与他同去，并走到炸弹跟前抄录炸弹的出厂日期、型号等有关的英文资料，以便上报上级单位。这炸弹有750磅重，装载的是TNT烈性炸药，据说如爆炸，可使平地变成一个湖。李代恒副连长无所畏惧地从容地拆卸、分解了炸弹，等着接应的我所在二班的全体战士一齐拥过来拿着战利品乘上汽车，我们胜利返回驻地。从此我跟李代恒副连长（现为杭州一家工厂的干部）结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在越南丛林中昼伏（白天睡觉）夜行（夜间施工），对付美机的轰炸。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我们连队死伤7人，牺牲的年轻战士多为福建、江西籍，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年底，我们文化工作队奉命撤出，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连队战友。在铁道兵部队的大半年，我有幸接触过率部队入越的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一些将军，如一支队政委郭延林将军，指挥部主任龙桂林将军。他们身经百战，十几年前在朝鲜组织了钢铁运输线同美国佬较量。他们仍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他们身上闪耀着指挥若定的智慧和不老的青春风采，令人敬慕。在越南的日子，我亲身体验了战争，而且是现代化的战争。我在一个修路的连队里同干部战士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通过我的眼睛观察，我感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是了不起，没有经历战争的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这个大熔炉里，可以很快学会战争，适应战争环境。我亲眼看见美机第一次飞临头顶大轰炸那天，在战壕里的我和小战士们不无恐惧心理；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同样没有战争经验的我们的指导员，面对敌机的轰炸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扫射，他没有躲进壕沟里，而是站在壕沟边上指挥我们向敌机射击。中国军官的责任感荣誉感使他忘记了恐惧而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我难道不也是一个“军官”吗？我立即举枪向美机瞄准，连续射击，那些小战士们也拿着各自的武器，向空中射击。在越南的半年，那是豪情激荡的岁月，与我同行的诗人、好友李学鳌曾写诗赞美我们的部队：“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　
　　在《人民文学》还有一桩难忘的事儿，便是我曾在1964年初参加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赴大庆参观访问。我们同石油部的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同乘一列火车前往，在大庆停留了二十余天。5月份我又受命同《文艺报》的黄秋耘等五位同志去大港油田劳动，我们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可是不久传达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又令我们撤回。这两次去油田，使我亲见了余秋里、康世恩这两位领导人出色的组织指挥、创造才能和务实、身先士卒的好作风。因有这样得力的领导者，才使我国石油工业打了翻身仗。可见，要将国家的事情办好，称职、尽职的第一流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再则，石油工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为国家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我曾有幸同铁人王进喜交谈数次并到他的钻井队作客。在国家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却上去了。这的确是最值得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中国的“志气篇”。　　　
　　我与《人民文学》（6）　　　
　　我还想说一句，在《人民文学》每年外出组稿，使我有机会走遍了祖国东西南北中：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海洋，革命老区，名山大川，名城古刹，荒漠戈壁，穷乡僻壤……神州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添我以灵气，她的贫穷、落后，给我以沉思……可以说，神州之旅，开阔了我的襟怀，重造了我的心灵。我对她愈来愈增眷恋之情，我成了个不倦的神州梦寻者。因之，所写散文、游记，层出不穷。　
　　我感谢《人民文学》，使我有幸见识了中国文坛好几代人：“五四”以来的文坛宿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靳以、老舍、郑振铎、李人、冯至、陈翔鹤、沈从文、胡风、魏金枝；30年代崛起的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丁玲、张天翼、曹禺、沙汀、艾芜、聂绀弩、艾青、田间、臧克家、萧乾、姚雪垠、师陀、柯灵、王西彦、碧野、陈白尘、骆宾基、徐迟……；4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一批作家：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柳青、孙犁、魏巍、胡征、康濯、何其芳、严文井、李季、严辰、欧阳山、舒群、路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