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界的中宣部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民主人士，处于被动地位。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了批评的。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共产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那些人；二是暗示胡风，这些“才子集团”的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我们这里还要说说，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的问题给予了关照和对胡风本人也表示了关心。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纲。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即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势推着走。更难以设想像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一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于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件，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难以预见的。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中宣部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面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于是由他口授一篇大文章的提纲：“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将原信中不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等作些注解。我曾设想，舒芜可否拒绝这样做呢？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党中央机关在人们心目中极具权威地位。由中宣部管文艺的处长亲自召见并布置任务，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舒芜，任何一个干部也难以拒绝代表组织的人交代的任务。除非他真是个“抗拒党的领导”的人。还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拒绝了，胡风的一百多封原信俱在，这篇已拟定提纲的文章，还愁做不出来吗？当然，林默涵等领导同志，设想还是更周到了，由曾经保存原信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整理、披露这样的材料，其效果岂不更好？于是舒芜难以拒绝、也必然会充当这些信件的整理者、揭发者这样一个角色。而策划者们是隐身在后边的。这件事，其真相的曝光，是在35年后的1990年。在这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有谁知道，胡风的原信是怎样取自舒芜手里，经由《人民日报》、经由中央宣传部，直送毛泽东主席的呢？还有谁知道，交出胡风原信，并非舒芜初衷；信件并不是舒芜自动整理，而是文艺处的领导人、或许还有更上级的指示，出题目做的文章？这一点我们不好无根据地随便推断。不仅如此，信件材料整理后在很短几天内，曾“连升三级”：舒芜交给林默涵的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经过林默涵、周扬同志研究了呈送给毛主席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题目又必需升级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所以，未曝光的过去三十多年，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一些人推测判断，胡风的信件以及编成的材料可能是舒芜其人“品行不端”，为了自己邀功，不惜以朋友的牺牲作代价做出来的。舒芜无可避免地，也就落下一个“叛徒”“无耻”之类的冤枉名声了。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6）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我记得毛泽东主席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主席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微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李白诗选》的编选、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迩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憎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见《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418—419页。）1996年2月5日完稿（载《黄河》杂志）附：就教于何满子先生一、何满子先生有“病”“何满子”原是古代舞曲的名字。元稹《长庆集》中有《何满子歌》云：“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篡。”我知道当今有位何满子先生，在“胡风集团”冤案中，他也“婴刑系在囹圄间”。因之他也是“下调哀音歌愤懑”。在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于1990年第5期发表他的大作《“胡风集团”冤案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他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所以他的“哀音歌愤懑”是很值得人们同情的。而今他恐怕早已“一唱承恩羁网缓”了吧？最近看到他的散文自选集，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散文、杂文候选名单中，我甚为他高兴。满子先生现在也仍在唱他的愤懑之歌。我不大理解今日他内心的愤懑为何如此之多？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变调了。听朋友们说，近数月他以79岁之高龄在各报刊发表了十多篇大著都是“愤怒声讨”他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大“叛徒”舒芜先生的。也有人赞赏说这都是“剥舒芜画皮的”。我一听这调儿不对呀，都什么时候了，“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十多年，政府、社会早已赦免了先是在道义上做了对不住朋友的事，后来很快也成了受害者，且近来又作了沉重检讨的舒芜先生（请参看舒芜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为什么何先生还在造他的反，剥其“画皮”，揪住不放，揪个没完呢？何先生“不准革命”，岂不超出《阿Q正传》中赵太爷好多倍。可惜那十几篇大作我无缘得见。不久前，一位朋友寄给我何先生发在《上海戏剧》本年第4期“热点话题”栏中一篇最新大作《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副题是“说舒芜和胡风冤案”）。朋友说“这篇是最长的，也剥得最彻底”。我一看文章的标题便怀疑何先生莫不是有病了？这类让人心惊肉跳的标题对于过去一些年中国那些饱经“红色恐怖”和“左”的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太耳熟能详了。说实话，我只要夜间做噩梦，仍然多半是梦见别人在“剥”我的“伪装”，撕我的“画皮”。我们决然不愿再回到那个时代去，永不！我相信何先生也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何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去打同样受过迫害、背着沉重负罪感十字架的舒芜先生呢？而对于“总督们”，他不敢、也早原谅了他们。对于舒芜这样无权无势的一个平民，他则决不饶恕。细细拜读何先生大文，则我更相信何先生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何先生在其新作中说：“中国人如有谁最害怕胡风冤案平反的，舒芜当是第一人。”我不知其根据在哪里？但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何先生是第一个揪斗舒先生的人，并且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有何先生这篇新作中那些极其愤怒、仇恨、谩骂，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夸大的语言作证。为了不污损拙文的语言，恕我不一一引录，请读者诸君自去查阅何文，看何先生是不是这样？看我讲的有夸张、吹牛的地方没有？何先生除了被“文化大革命”细菌感染，得了不轻的精神方面的病（我决无意诅咒何先生，而是事实是这样）；在精神方面，何先生似还有一种癫狂病，这种癫狂状态，就是陷入癔想，失去分寸感。例如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只不过表示了对舒芜先生过去处境一定的同情、理解；反过来我不很同情、相信那些以前的“祭司长”、“长老们”为自己所作的说明和辩解（而何先生是信的，说他们“其言自当可信”），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毕竟比何先生多一点。而何先生就说我第一“用第三者口吻讲出了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要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