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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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路翎（2）
尽管推出了像《初雪》这样的佳作，而在“来者不善”的“批评”出现的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安。虽则，对这样的“批评”，他们并不感觉完全意外，因为自从刊物发表路翎的小说后，嘁嘁喳喳的甚至很尖锐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了。
记得编辑部内曾就路翎的小说开过一些会。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觉得路翎的这些小说内容或有艺术上的某些缺点，但没有人认为路翎的小说有什么不健康倾向，《初雪》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构。而大家担心的是那种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对创作的健康发展多么不利。
我因事见到主编邵荃麟时说起编辑部谈论路翎作品的情况。荃麟说：胡风文艺思想有错误，可以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但胡风派的作家像路翎还是有才华的，他去朝鲜前线深入生活，我们应该鼓励。写了好作品更应该欢迎。粗暴批评只会妨碍创作的发展。往后他写了好作品，《人民文学》还是要继续发表。
当路翎的最新佳作《洼地上的“战役”》三审到了荃麟那儿，他仍是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的头条。
这里值得提出一说的是审稿、定稿，除了副主编严文井（严文井的编辑作风一向严谨、认真、细致），编辑部副主任葛洛那儿也是重要的一关。葛洛对小说艺术颇有修养、见地，且自己也实践过，他对作家们的稿件，一向要求严格，审读认真、细致，颇善“挑毛病”。解放战争期间他曾随军参战，调任前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说他是个“战争通”并不过分。路翎写朝鲜战争的小说，假如作者想“偷运”什么“私货”（后来的批评者语），在葛洛那儿是很难通过的。可是葛洛赞扬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写得好，写得动人。“洼地”一篇写我军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写我军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是真实的，既富人情味又有战地气氛，一般作者写不出来。路翎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洼地”一篇除了有的心理描写过细，没有什么大毛病。葛洛对作品的看法是比较稳实、客观、可靠的，这更坚定了编辑部当时一般不谙战争生活的人们的信心。
《洼地上的“战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没读过，它经历岁月沧桑的考验，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不怀成见地看，它仍是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值得一读的佳作。这篇小说的大胆、新鲜，也是它的麻烦之处在于涉及了战争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情。我们知道人类古往今来爱情这奇妙的感情有时是逾越了国籍、种族、肤色以及年龄差异等等这样一些界限的，这不难理解。重要的是作者怎样处理。路翎的处理是正确的。朝鲜姑娘金圣姬一家人因为中国志愿军的军风（国际主义精神、助民为乐等等）而对他们十分好感；年轻、单纯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对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爱慕遐想之情。对这种特殊际遇中产生的爱情之芽，你总不能说它是邪恶，你很难去苛责它，特别对作为老百姓身份、一个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来说。作者不过是借此生活中有时难免发生的特殊事例为“由头”来表现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军队。新战士王应洪一个心眼儿渴望参加正义战争，在驻地训练时助民为乐，根本没有爱恋民女这种“匪夷所思”。当然战地恋情又是在异国，本为军纪所不许。各级领导对此都是警惕的。一旦发现民女有此动向，而当事者的战士还浑然不觉，各级领导对这位战士（何况他还是平素表现很好、上进心强的新战士）亦不宜苛责，只能从爱护出发，给以适当的帮助。侦察班长王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言传身教，谆谆善诱，对战士的要求既严格，又能体察、体谅，终于使新战士王应洪本已自觉处理的感情波澜最后升华为为祖国人民、朝鲜人民而义无反顾地献身。其他像连指导员、团参谋长、团政委这样一些带兵的人也都是些既有高度原则性、组织纪律性，又通情达理的人，善于及时处理像发生在异国民女和新战士之间这样颇为微妙、敏感、棘手、又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教育部队，教育战士本人。最后连朝鲜姑娘金圣姬在勇敢面对可爱的战士牺牲之时，感情也变得成熟、庄严而崇高了。在这些部队干部身上闪耀的正是我军以至我们民族那种实事求是、宽厚仁爱（对自己人、对朋友）富有人情味儿的优良传统。他们严格执行部队纪律、战地纪律。纪律在他们心中决非冰冷无情之物，而是入情入理地渗透进战士心里，变为他们自觉的行动。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军队和军队干部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实在纳闷了。作品的结局，新战士王应洪虽说牺牲了，（战争中难道可以避免好人的牺牲吧？）但整篇小说的调子是明朗、积极、深沉，甚至有点儿昂奋的。它虽也催人泪下，但决不是感伤主义的、“阴暗”的，而是光明的、向上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很成功，像王应洪、王顺等写得血肉丰满，且有发展、有深度。作者采用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恰恰是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所欠缺的。
《洼地上的“战役”》发出后，取得了相当的轰动效应。文艺工作者、一般读者叫好的居多。读者踊跃的来信也证实了这点。
一位参加了陕北会战，正在写作战争长篇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我这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了！”
记路翎（3）
当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有几位参加过战争、富有经验的女同志（她们的任务是读作品，专门研究创作的），读了“洼地”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对小说赞不绝口。
可是文艺界领导层的某些人，似乎已酝酿一股强大的反对路翎小说之风。
有一次周扬到作协来，创作研究室的女同志们向他称赞“洼地”这篇作品，周扬笑笑对他们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小资产阶级感情跟无产阶级感情啊！”
不要小看周扬这句随便的话，细细品嚼可以体会，第一、周扬已经将路翎的小说划在“无产阶级”以外，即革命作品之外了，这意味着将要对它发动一场批评；第二、相应地，也要整顿文艺队伍内部。
果然，1954年6月30日部队文艺工作者侯金镜在《文艺报》1954年第12号发表文章《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严厉指责路翎的“洼地”等小说，“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已经发生了不好的有害的影响”。“洼地”“展开了纪律和爱情的冲突”，“想通过这样与纪律相抵触的事件来描写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这样看来作品的“罪名”很大，显然不是一般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歪曲”和“攻击”，只差没有说作者是“别有用心”罢了。但任何平心静气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些“罪名”是评论家不得不曲解作品的原意，勉强加给作品和作者的。甚至也可以说批评文章更主要的是冲着作者来的，而非单纯指向作品。那时许多读者仍记得在“洼地”之前还有《柳堡的故事》。这篇小说并被改编成电影，是一位部队作家写的。它不也涉及了部队战士和民女恋爱这样的问题吗？怎么没有人指斥它是“制造纪律和爱情的矛盾”，意在“腐蚀军心”呢！其源盖在于“洼地”这篇作品虽也无可指责，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而它出自胡风派作家之手，这就大成问题了。
可悲的是，侯金镜这篇文章也是奉命行事。金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不幸早逝。文艺界熟悉金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尊重和爱护作家，每每对作家的作品提供实事求是的中肯批评和善意帮助的批评家。而在60年代中、后期，金镜对“左”的指导思想已有敏锐的认识和反思（这也是导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一个“依据”）。假使金境还在人世，相信他会比谁都早地主动出来澄清在批评路翎作品方面的失误。
1955年5月，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侯金镜批评路翎所定的调子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了，随着路翎升格为暗藏的反革命骨干分子，他的所有小说，包括《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都被指斥为“严密地设计”出来“挑拨中、朝关系”“反对抗美援朝”的“心灵腐蚀剂”。
我第一次见到路翎，是他在195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发言，为自己不断遭受错误批评的作品申辩。他正处盛年（30岁刚出头），满头乌发；丰满的前额，英俊的眉宇，尤其那双又大又黑，明澈、深沉的眼睛，简直光彩灼人。路翎的坦诚、聪明、才华、灵气，便全部集中在这双眼睛上。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完全可以窥见路翎那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健康、充实、活跃的灵魂。路翎那天三个小时的发言，也是坦率而雄辩的，逐一反驳了批评家们对他作品不实的批评。我相信那天到会的许多人都会对路翎的青春风采，留下难忘印象。23年后的1978年夏季，我再见到路翎时，他已是个满头灰发，胡子拉叉，背微驼，语言、行动迟缓的老人，住在芳草地一间简陋平房里。他坐牢20年，于1975年被判无罪释放，安排在居民点扫街，月收入15元。粉碎“四人帮”后的数年，才逐渐为他落实政策，路翎的身体、精神，也渐有所恢复。然一生中最好的创作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路翎的佳作曾长期蒙尘，遭受不公正对待，这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历史曲折。但像《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最初遭受冤枉、不实的批评，这里边恐怕也有文艺界某些人的宗派情绪这一复杂因素掺和其内，这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水退了石头还在，历史毕竟是公平的。
田间一瞬（1）
毫无疑问，田间和艾青是我国抗战初期崛起的最有影响的两大抗敌诗人。田间比艾青小6岁，他们都去过国外。田间1937年春去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即回国参加抗战。艾青去法国学美术，30年代初回国。两人都是左翼进步诗人，战前即发表诗作。但名声大噪，是在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抗日题材的诗，有些诗作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尤其在知识界，差不多是人人传诵，家喻户晓的。艾青的诗比较抒情，田间多是句子精短、通俗的街头诗，被称为“擂鼓的诗人”。 两人风格各异，但都显大气。
我读艾青的诗，是在小学年代。最先读到的，是他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田间则是中学时期，读闻一多先生的介绍才知道的。他那些街头短诗，句子短，富于鼓动性，确实是他别具一格的创造。
有幸的是1953年初，我调到北京全国文协（1953年下半年二次文代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来工作，我所崇敬的两位诗人，我先后都见到了。艾青是《人民文学》杂志编委，见到的机会多一点，有时也有点个别接触，主要是听他谈对诗的看法及延安见闻等。田间似乎刚调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不久，做丁玲的副手，一边从事创作。在这之前，他任张家口地委宣传部长，已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不久，他发表新作长诗《赶车传》（后来小说家赵树理很快将其改编为《石不烂赶车》在《说说唱唱》杂志发表，影响也很大。），还在《文艺报》发表小说《拍碗图》的片断。
田间和艾青，这两个来自解放区的大诗人，其个性、气质，是很不一样的。艾青虽是江南人，个头却不小，有点南人北相。一双大眼，最富灵气。田间是安徽无为人，算是江北人，但个头比较小，长得精干，面偏黑。艾青受法国文化影响，有点法国人的浪漫气息，说话富有幽默感，有时带点嘲讽味儿。田间似较正统，某种程度，像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但说话温和，就是对青年人，也礼貌、客气。
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对他们两位的评价，那是高出于当年国统区的诗人的。闻一多说：“艾青当然比这（按：指闻先生过去选的一位诗人的诗）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去理想化……”而闻先生对田间的评价似乎比艾青还高。闻先生说：“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样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闻先生还说，“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活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我那时年轻，我为生活在新世界自豪。我也很尊敬艾青、田间这两位诗人。我在他们面前是很谦卑的。可是1955年一个暑热天，我去作协一个平房宿舍找人，极偶然地撞见我尊敬的诗人田间遭凌辱的恐怖景象，却将我吓得目瞪口呆，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听见对面小院里有人大叫一声“我不想活啦”！一看是诗人田间，他从一个小屋里冲出来。他刚喊完，忽地从附近房里出来两个我熟悉的人，一位是来自延安的作家，一位是行政领导者。当时作协的内部肃反、反胡风运动正进入高潮，这两位均是领导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他们立刻严厉地制止田间的喊叫。那位作家粗鲁地低声对他吆喝，“滚进去！滚进去！”那位行政领导人对他威吓：“再不进去，就对你不客气了！”一边说一边不由分说地将田间推进了小屋。
这一幕，太可怕了，一位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