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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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的现场写真，是难得的表现战争的杰作。因之我以“战争奇观”作栏题，率先将《强渡黄河前夕的刘邓司令部》发在1992年《传记文学》第三期最显著位置上。此后，胡征成为这本杂志经常的撰稿人，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他还写了些忆往的作品，如《我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等。这是一种友谊的合作。此后，凡写了新作，他都寄给我一观。　
　　近数年，胡征的多部大著如《诗情录及其他》、《创作拾穗》等均已由西北的出版社出书。另外，陕西学术、文化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胡征的创作和学术成果，9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当地学者张克勤、魏碧雯、廉文澂、张鸿才、蒋潇等主编的胡征研究论文集两册共64万言。　
　　今年秋末，我最高兴的是胡征写战争的大著《鲁西南会战》终于面世，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赐我一本。虽说其中不少篇章，我早已阅过。但从头至尾读一遍，仍感觉非常欣喜畅快。像“解放战争第一枪”，“中国军神”，“战地黄花”，“战争意识流”，“羊山决战”等，真是精彩纷呈。写刘伯承将军甚传神，写敌方将领如郭汝瑰、宋瑞珂之辈，也决不简单化。至于对真刀实弹战争（无论是战争场面，细节穿插，战争的严酷性和浪漫性等）的描写，也相当出神入化。特别是一个写作时已年过七旬，出版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的新作，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自己青春时代所经历的，仍然新鲜如昨。这不是这位作家青春不老，最好的象征吗？　
　　1998年12月20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　　　
　　严望——一个角色（1）　　　
　　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50年代初期叫“创委会”）的干部严望并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名字曾在1955年中国一本发行量最大的书上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本书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该书第59页对胡风给路翎的信有一条注解说：［谢、徐、阎］指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都是胡风集团分子。第65页再次注解说：［太兄］指阎有太（即严望）。最后在该书第99页芦甸给胡风的信中还有一条注解［宁、徐、严诸兄］指胡风分子路翎、徐放、严望。当时胡风还在上海，在北京的一些胡风分子们集议，让胡风到北京来，以便统率他的党羽们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并为他谋划向党进攻的战略和策略。就因为其名字三次上了经典，并派定他充当一个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一生充当的角色。　
　　我同严望相识，是我1953年初到北京来工作之时。那时我们同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当时叫文协）机关大院里，虽不同在一具体部门工作，一天早、中、晚，也准得见三回，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嘛。加上那阵子都是单身汉，工余还常同娱乐呢！严望好打乒乓球，抽得一手好球；我打的是短、平、快，好左右调角，我们两人时常较量，他抽球不算狠，我也有得手的时候，逼得他左右摇晃应接不暇。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十来岁，但人很随和，爱开玩笑，脾气又好（从未见他生气），我总把他当作平等相待的伙伴甚至管他叫“阎王爷”，他也不在乎。所以我同严望算是有交情的，青年时代的玩伴。至于我们那时的工作情况，彼此从不过问。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他从未向我打听过《人民文学》的情况。我对他的印象，他是创联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些一般的组织联络工作，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也从不在我面前摆什么“兄长”架子，我看不出来他这人有什么深的城府，甚至连“油滑”也够不上，更不用说“狡诈”之类。只觉得他是个平易、平常、很好相处的人。当然，后来他的名字上了经典著作，我就像小时候读一本童话，脑子里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变成一个比厉鬼还厉鬼的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吓坏了。这是我不认识、从未见过的一个严望。好在单位里并不了解我同严望是下班后球台上的玩伴，并未要我交待严望如何。而严望这个人，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公布后，也从作协大院里消失了，似乎永远消失了。直到25年后，我们再见面的1980年初，他已是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了。　
　　这四分之一世纪，严望到哪儿去了呢？　
　　起初他被关在作协大院后楼的一间地下室。是啊，作协这座中西结合的花园式大院，日伪时期曾驻过日本宪兵的一个部门，后楼地下有很深很隐蔽的地下室。严望在这儿隔离反省一年，由一个大胡子工人看守着。什么叫隔离反省呢？就是和所在机关、社会、人群完全隔绝起来，回不了家，家人也不知他在何处。那时严望刚刚新婚一个月。审问他的是作协指定的工作人员。先问他有存款没有？“没有。”你那里还保存着什么文作、原稿？“文件没有，原稿有田汉、洪深、曹禺、陈白尘他们的。我从华北联大毕业后先在《人民戏剧》杂志工作，后来胡丹沸（戏剧家，那时在‘文协’办公室负责）1951年将我调过来，做些秘书工作。我也是在这时候才认识胡风……”　
　　一年后，严望被转移到西总布胡同老《工人日报》对过一处地方，这时由公安部门的人看管、审问。不久又转移到西城安福胡同一处门禁森严的大院，一人一间小房，每人门口站着一个卫兵。对面住的是徐放，隔壁住着绿原。谢韬、刘雪苇关在后院。这会子工资还照发，但不让看报，家属探望、通信，均不允许。在安福胡同住了两三年，审讯已基本结束，但仍被看管着。1959年老婆提出离婚，严望只好同意。这时他才知道他已有个没法见面的5岁女孩，自然判给对方。他被送进秦城监狱。1957年“反右”后，工资停发（严望原为16级干部，50年代初期工资收入九十多元），这时改为每月发50元生活费（其中伙食费二十多元）。严望记得，刚进秦城，被搜身，“手表交出来！”他说了一声：“同志，在这里。”被看管人员大喝一声：“谁是你同志？！”他跟徐放、谢韬、绿原同处一室，插在被关押的战犯中间，住一号楼。规定每天三小时劳动，种地瓜、花生。常去三号楼院中挑水，给战犯（年纪都比他们大）挑，一星期洗一回热水澡。此时已没有了审讯，但不准家属看望、对外写信。图书馆可以借书。绿原开始攻读他的第二外语：德语和法语。徐放攻中国古典文学，练习翻译旧体诗，将每月发的大便纸订成本子记笔记。唯有住在隔壁的路翎最不安宁，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又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精神分裂。一天，隔壁“1075”号（起义将领董其武的一个部下）突然将自己吊在门上的铜扣上自杀，严望他们吓了一跳。那时不叫名字，都叫代号。四个住在一起的熟人不许交谈。徐放—0685，绿原—0686，严望—0687，谢韬—0688，简称为85号、86号、87号、88号。　
　　1965年9月某天公审宣判。胡风被判14年徒刑（差4年刑满），保外就医。严望、徐放、绿原、牛汉、谢韬等人，在被关押了十年后，被宣布“交代彻底，态度较好，免于刑事起诉，戴胡风分子帽子，予以释放。”　　　
　　严望——一个角色（2）　　　
　　以上情形，是又一个25年后的1990年8月（这时离他去世仅一年多时间），严望同我交谈后，告诉我的。我插话问他：“那么，究竟怎样给你具体定罪的？”　
　　“给我定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入作协的坐探，骨干分子。”　
　　啊，坐探，这与三批材料中的按语：“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正好接上榫。　
　　下面我大体介绍一下这个“坐探”的简历。他原籍辽宁锦州，抗战时期是个热血青年，不到20岁的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流亡到关内，穷光蛋一个，失学又失业。辗转到陕西西安后，被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招去（这就是1955年追查胡风集团的底细时，他的历史身份被冠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由来），但他不久离去了，跑到战时陪都重庆，经东北同乡介绍，谋得一录事（替人抄写文书）的小差事。但他思想趋向进步，东北老乡阎宝航、高崇民等，是他崇敬的人。他小时上过私塾，古文底子较好，但既没研究学问，也不舞文弄墨，实在够不上个文化人，也不算文化圈子里的人。业余可算个进步文化活动的关心者、爱好者。特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进步人士、文化人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重大集会，作为一个小人物、小职员，只要有可能，他往往自动前去参加，旁听，捧场，至多能算个“群众角色”吧。我曾问他，你在重庆时跟胡风到底认识不？他说，“我哪有资格！再说也没机会，但我晓得，老舍和胡风是周恩来委托在文艺界做具体工作的两个人。1953年、1954年我在作协做作家的组织联络工作时，才第一次认识胡风。对他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会坏，我想着重庆时期他就是周恩来信任的人。”　
　　自然，胡风怎样将严望“安插”在作协，他又做过哪些“坐探”工作，我是说不清楚的。印象深的是反胡风运动开展不久，作协创联部的两个党员工作人员就被机关首长公开揭露，说他们两个“严重泄密”，泄露了部署反胡风的重要情报。这两个人随即受到了调离作协的惩罚，一个下放东北，一个去了河北。那么他们泄密泄给了谁呢？当然是跟他们同处一个单位、关系密切的严望。而严望不久就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1965年9月，当被宣布予以释放时，严望发现，他不像徐放、谢韬、绿原、牛汉诸人，他已无家可归；再则他也不像他们有某一方面的专长或社会影响，可以承蒙宽大或个别照顾，仍回原单位降格录用（如绿原、牛汉）。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无专长，只是个一般的办事人员。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戴帽人员，一般不宜回大城市，只能安排在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严望就只有被安置在辽宁西部大山区凌源的劳改队。　
　　在去劳改队之前，领导宣布给这些经过了十年监禁、坐牢的分子放假一个月。严望最惦记的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孩，她该11岁了。他回了京城，打听到小女孩已是个三年级小学生，她妈妈已改嫁。一个星期六，他将孩子接到自己临时住处，以后每星期六都去接她。孩子和陌生的爸爸混熟了些，才告诉他自己的心曲：“你知道，妈的日子也不好过。妈对我说：你晓得你爸是怎么回事？他犯错误了。忘掉爸爸，忘掉他吧。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假期届满，临别那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严望接了小女孩和送行的徐放在花市大街吃一顿涮羊肉。父亲对女儿说：“我对不住你。你长这么大我没尽一天父亲的责任。求求你，让我尽点心意，每月寄给你几元钱。我也不好直接寄你，托了一位老师代领，你答应吗？”小女孩眼泪汪汪地说：“答应。”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严望在劳改队“苦力的干活”，挑了整整一年水泥，不久又被派到盘锦仓库劳动。这时北京那位老师说不再管给孩子代领钱的事。严望寄到小学校的钱全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1967年，接到13岁的女儿的来信，是由队里交给严望的。女儿在信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同你划清界限。”23年后的1990年，严望对我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我的一线希望也毁了。队长对我说‘你该高兴！你看如今的孩子多不了起！’”　
　　1969年，严望这个就业工人，又被揪出来，批斗了三个月，会场上“批臭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21年后，严望平静地对我说：“老百姓不大懂得‘坐探’这两个字。从全国作家协会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说法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我从来没‘权’也没‘威’过呀！”　
　　1971年林彪摔死后，严望被摘掉了胡风分子帽子，变成正式工人，工资54元，分配在一家小工厂看大门，严望这时才有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劳改局长开恩给予他在干部食堂吃饭的待遇。可是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严望又被送去同工人一起干活。　
　　1979年12月，严望与已回京的徐放联系，问可不可以来京上访。徐放告诉老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能要平反。严望遂上北京，给胡耀邦写了封信。回信说，信收到了。关于你的问题可找原单位。找不到，可找上一层。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当儿，他又惦着自己的女儿，打听到了她已结婚，在一家街办工厂当工人，且已改了姓名。严望找到那家工厂，说某某某是自己的女儿，工厂的人反应冷淡。老严向他敬献一杯热茶，反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才转告了他女儿。女儿来了，不悦地说：“你怎么事先不打招就跑来了？别人同情你，我不同情，你不晓得这么多年我小小年纪受了多大的伤害！”父亲一时语塞，只好怅然地转身离去。年底，中央某部给严望所在单位去了长途电话，说严望平反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冤假错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央负责。但现在国家有困难，工资不补发。有什么困难，可找单位想办法补助。　　　
　　严望——一个角色（3）　　　
　　1980年春天，严望回到了他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是在这时候见了他。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青年时代的球友我和青年时代的同事束沛德。一年后严望年过60，办了离休手续。落实政策给他在团结湖分了三室一套的房子，他很满意。但很觉孤单、寂寞，便常到我家来走动。我因事忙，很少去看他。难为他这么大年纪又有心脏病、高血压症，跑来看我，我很不安。从团结湖到美术馆这么大距离，又很担心，怕他路上出事。但他还是要来，无非是有个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好解解寂寞。他也热心关心我的编书编刊工作，还常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反过来也劝说他可读读书，练练笔，以找个精神寄托。但是严望仍然非常苦恼，他曾对我说，要是能找个看大门的差事，我也干，总可以找着个说话的人嘛。是的，严望几十年都没有个家，而他长期过的是集体生活，至少吃饭不用自己做。如今年纪大了，一身是病，身边没有一个人，又还得做饭、洗衣，自己照料自己，他感觉难处很大，很难集中精力读或写。他唯一的爱好是红学，写了赵姨娘论等两篇文章，找了两家刊物发表。至于往事嘛，他不愿意回忆，更不用说动笔去写，那是再受精神折磨，他经不起，受不了。但在1990年，他主动提出同我谈一两次，并让我做个记录，他期望给我“留下一点素材”。落实政策后，严望已经同爱女还有老家的兄弟恢复了联系。但女儿携家带口，工作和居住在城的另一端，不可能跟家人一起来住父亲较宽敞的房子，只能隔些时看望一次。有朋友热心给严望找了老伴，谈了几次都告吹。大约1990年前后，他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成了家。但两人合不来，这是严望的不幸。他比单身时更加苦恼了，来我这儿也更勤了。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1991年10月2日，国庆休假日，他向我诉说，想回老家锦州去，跟弟弟一起生活。不料三天后的1991年10月6日上午，传来严望去世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