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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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丁玲因治病回京不久，正在为争取自己冤案的平反而努力，她感觉有些磕磕绊绊地。她对作协或《人民文学》的领导抱有一点怀疑或不够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持戒心理是彼此长期的处境造成的，并非丁玲一方所有，也不大容易消除。这种戒备或隔阂，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来。有次作协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丁玲来了。她大声对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葛洛同志说：“你要我来参加会，你说周扬同志不参加，周扬同志这不也来了吗？”
1986年丁玲病危。辞世前她谆谆对她的亲人说，她的追悼会不要治丧名单———不要某某某（指当时作协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参加。因为那位写过几篇赫赫大文严厉批判她的人，至今未向她道歉。而有些领导同志是诚恳向她道歉了的。
丁玲去世后，我有个预感，她主编的《中国》刊物，可能难以继续存在。后来这预感证实了。
我觉得全国获奖作品评奖中，有一些“遗珠”，无论是老作家或新作家的佳作。遂于1984年初，将1978—1983年，历年的“遗珠”编成一集就叫遗珠集。其中收有丁玲的《杜晚香》和孙犁同志的芸斋小说。1984年5月，我去木樨地丁玲寓所看望她，并告知她，她欣然表示同意。遗珠集排版付型，但出版社头头以5000册的征订数太少，这本书遗憾地未能面世。
丁玲以年老多病之躯，在复出后的数年，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写出了数十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并且亲自主持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很了不起，表现了她一贯的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心灵的激情如此充沛，创作的才能在中国堪称一流的人，她在创作上也有许多遗憾：
她的《红楼梦》式的反映一个大时代变化的长篇《母亲》，原计划写几十万字，仅有30年代出版的十几万字，实际上仅写了一个开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50年代初期便构思，并已开始动笔。已写出的十几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后来又重写。原计划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改计划为三四十万字，在她逝世前实际上只完成十七八万字。
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还有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呢，也没得时间写了。
在时间的富有上，她不如她的老友沈从文。她失去了二十多年盛年的黄金时间。而在沈从文先生的20年黄金时间里，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完成了他计划要写的最好的小说、散文作品。晚年又完成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史》。辞世前我曾数次去看望他，老人态度极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像丁玲那样的遗憾。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4）
丁玲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
陈企霞其人（1）
陈企霞一生中事业比较顺利、名声比较响的，恐怕也就是他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副刊的那几年和1949—1953年主持编《文艺报》的5年。但这两次的编辑工作都给他带来一些问题，尤其第二次，更决定了他后半生极其坎坷、悲凉、暗淡的岁月，这是他无法预料，而今天的人们听了他的故事也会觉得有几分难以想像的。
他在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期间，经手发出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篇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两篇都是因批评现实中某些现象而发生问题。其后果是王实味不久成了托派、罪人，丁玲在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罪人。两篇文章在1958年列为大毒草，被置于“再批判”的榜首。但平心而论，40年代陈企霞身为这两篇文章的编辑，倒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但1949—1953年应丁玲之约，先是协助她编《文艺报》，后又接手主编《文艺报》，就使他在劫难逃了。
不过在40年代，敢于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也就见出陈企霞这人的个性了。他的确不是个“温吞水式”的人，而是时常锋芒毕露的。
我初见他是1953年初，我调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工作之时。那时他是《文艺报》的主编，似乎仍兼文协的副秘书长，又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差点做了他的部下，后来改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不过当时办公地点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面对面，故经常能看见他。
陈企霞这名字乍听像个女人，有些《文艺报》的读者也曾误解他是个女子，其实一见面才晓得他是个身体健壮、气壮如牛（陈企霞生于1913年，属牛）的男子汉。我见他那年他刚好40整，中等身材，宽肩厚背，下肢反显窄小。他的头发黑亮黑亮的，梳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夏天爱穿带色的绸衬衫，衬衫总是扎在笔挺的西裤里。皮鞋一向是擦得亮亮的。他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大，四方脸，皮肤偏棕黑，脸部肌肉的线条很粗挺。皮鞋踏在地板上登登作响，我觉得他有几分威严。但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倒是和蔼的，有时面露亲切的微笑。
那几年《文艺报》的版面上经常发表批评不好的作品和文艺界不良现象的文章。那时整个社会都处在从旧到新或弃旧图新的变化发展中，知识界文艺界更不例外，均强调改造思想，破旧立新。作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的《文艺报》，被确定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当然担负着批评的任务。在这点上作为主编的丁玲或陈企霞其实是认真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总方针、总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报》对一些不好的作品或不良文艺现象进行批评，还是必要的，不是违反总方针总政策的，而且有些批评也基本上正确。但问题是有些文章态度或方法上出了毛病，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比较简单化，或比较粗暴、偏激，形成揪辫子、打棍子，缺乏一分为二和与人为善。积累久了，这些文章让人望而生畏或生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刊风，激起不少人反感。我觉得这跟主编陈企霞的个人作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但说到批评，这里边有个准确性的前提。如果不够准确、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则愈尖锐、鲜明，效果愈不会好，因为失去了分寸感，也难以说服人。当时有个典型的批评例子，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初到解放军部队生活，时间不久，熟悉不够，写出的作品难免有些缺点，可以批评。但作者歌颂革命部队的一片诚心和热情总是应该给予肯定才好。可是当时某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连人家歌颂你无敌，也给否定了，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叫人家如何受用？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最初的“版权”不一定归《文艺报》所有。但类似的逻辑、文章，在当时《文艺报》的版面上也是所在多有。所以，1954年批评《文艺报》还是必要的。但后来形成决议，说《文艺报》似乎整个儿地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甚至其后说它的主编“反党”，这却不实了，过头了。就像《文艺报》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那样，不能服人。所以作为主编的陈企霞自然有些不服。但他晚年，还是冷静地反思了他早年的缺点。他在1979年作的《自写传略》中写道：
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指他5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子《光荣的任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也有粗暴批评？也就是说，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陈企霞这人还是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主任。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协助沙可夫同志料理了诸多会务，接着又参加筹办文联和文协。作为《文艺报》的头儿，他将《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他颇下工夫，培养《文艺报》内部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那时他的部下多是些20来岁、不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一般具备大学或中专以上学历，有的又曾到革命大学学习过，本身素质比较好。而陈企霞培养他们的方法，便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尤其鼓励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在工作和写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自己则谆谆善诱，给他们多谈多讲，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本是个好学勤思，博学多闻的人，时常议论风生。有时在饭桌上也是这样。（那时文协有食堂，在地下室餐厅开饭，吃饭的人不算多。有段时间我曾与他同席吃饭。）这本身也是一种身教。当时他手下的编辑，后来以写文章知名的有一大批人，如唐因（于晴）、唐达成（唐挚）、杨犁、侯民泽（敏泽）、沈季平（闻山）、杨志一（陈 ）、陈泊萍（写美术方面的评论）、刘剑青（宋爽）等等。我觉得这跟丁玲（刊物始创之时）、陈企霞对他们的培养、帮助、放手使用分不开。这难道不是陈企霞培养造就新生力量的一份成绩吗？后来，批评他时，客观地看，顶多只能说，他有“压制”新生力量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一面，而不能说他一概“压制”新生力量，给以全盘否定。后来批评他还有一条大罪状是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监督”，“拉拢腐蚀青年”，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陈企霞自己说过，他对部属向来很好，很宽厚，而他有“抗上”的毛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所谓“抗上”，也就是其人个性强，锋芒毕露，对上级领导人也好直言陈事，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柔和婉转。这虽说是个缺点，也多属方式方法上的，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他陈述了不同意见，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不存在整个儿地“抗拒”方针、路线。至于《文艺报》的青年编辑们如何看他呢？对他一直是尊重的。不久前我跟曾是《文艺报》编辑的一位老友闲聊，偶然地，他脱口而出：那时整陈企霞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说一个青年编辑说过“我感觉在陈企霞领导下工作是幸福的”，这也成了陈企霞的一条罪状。其实说这话的人就是我。这有什么呀！“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成了“吹捧”陈企霞！这就成了陈企霞“拉拢”年轻人“闹独立王国”的“证据”。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多说几个“我感觉”，再提供一点“证据”。
陈企霞其人（2）
我在《“丁、陈”一案小窥》一文中说过，反丁玲、陈企霞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线是由一封匿名写给中共中央对批评《文艺报》有意见的信引起的。对这封信，一开始便定调很高，说要追查“反革命匿名信”。这封信自然是上级机关发下来，要作协处理的。但信的问题，一是它匿名，为什么要匿名呢？二是它对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检查和批评《文艺报》有不同看法。而批评《文艺报》，中央领导人说过话，这岂不是“抗拒”中央的批评吗？是的，估计得重了，就是这样。“抗拒中央”当然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允不允许讲不同意见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保留，而且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还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直至向中央领导机关陈述。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吗？并没有向社会宣泄。匿名写信自然不大好，不必提倡。但也要分析。有的人就是怕打击报复才写了匿名信，但怎么分析，也不能骤下结论，说这封信和写这封信的人是“反革命”呀！唯一的巧合是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也许在这样的气氛下，人们的神经易于过敏吧？陈企霞学徒出身，十几岁时离家独自出去闯荡世界，受过很多苦。因为爱好文学，在30年代与叶紫一起组织“无名文艺社”，编辑出版《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无名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叶紫的长篇小说《丰收》，而使其一举成名，成为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著名左翼作家。这至少也有他的好友陈企霞的一份编辑劳作在内。尽管陈企霞早期的文化活动，属于进步性质，1955年因怀疑匿名信是他写的，由追查“反革命”匿名信，又进而怀疑其历史。而“混入”进步营垒的“反革命”，最宜考察的是看其有无托派背景。这是在延安斗争王实味得出来的经验。于是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断然将陈企霞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现实和历史“问题”一起追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散文家李又然，亦是疑其为托派（在法国参加进步活动时）。于是两人的思想问题（如果有的话）一下子升格为政治问题。
记得在1956年下半年开的作协肃反总结会上，陈企霞、李又然两个人都发了言。虽说已从隔离中解脱了，陈企霞想着自己被囚9个月的遭遇，内心仍觉激愤难平。他不大同意作协领导人对肃反成绩的估计。他的发言很简短，他以嘲讽的口吻尖刻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话说得很偏激。这就是陈企霞。我当时感觉，他像一头公牛，毫不含糊地亮出他的犄角。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尽管陈企霞有千条万条缺点，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他这人底气足，活得精神。
但再有精神的人———尽管他在敌人监牢里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受到自己人错整时，曾面对压力而据理力争；如果压力过大过猛，升温过高，即便像陈企霞这样的硬汉子，也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他这种刚性子的人因其缺少点柔韧性而更易被摧折。就像他自己说的木头也会烧焦。1957年夏季的情形便是这样。连他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进行有组织的公开“揭发”，以期获得所谓的“爆炸”效应。还要他坦白交代，还要他揭发丁玲。他被迫做了“坦白交代”并揭发他人。这个时候人们感觉他几乎被摧垮了。是的，作为一个对组织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陈企霞不能不谴责自己，揭发自己一向尊敬的上级兼同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坦白”和“揭发”中，他的灵魂被扭曲了。他的精神气儿大大地减损了。他一定意识到这些，而陷入更加深重的痛苦甚至自我谴责、自我悔恨之中。
其后几十年，尽管他在老家的教学岗位上，仍然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尽职尽责，仍然难以舒舒展展地做人。委屈、屈辱、压抑感不能不像影子一样伴着这个自尊心强，很“爱自己羽毛”的人。“文化大革命”劫难，则更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