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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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思潮、一个创作口号、一种创作倾向的出现、存在，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就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现象，而必然有其现实的依据。1956年、1957年之际，一些作者写出，《人民文学》这本“潮头”刊物带头发表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这固然跟作协领导人的提倡、苏联奥维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响、《文艺报》的导向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讲到执政党需警惕脱离群众，要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刊出后，笔者曾有机会去工厂、农村，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工人、青年等对作品的意见，普遍的反映是热烈地赞成、拥护，几乎听不见什么反对的意见。我感觉这是一股强劲的势头。倒是在文艺界，能听见个别人不同的声音。反右扩大化后，某些人硬说“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是少数刊物的编者脱离生活，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真是主观主义地颠倒是非了。
“干预生活”的作品，历史已作出定评，现在似无必要再恢复这个口号。历史地看，这个口号也有缺点，“干预”两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关心、参与这类的意思似更确切。最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单纯是功利的考虑，而是深广地面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2）
注：李希凡文章的题目是《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逆流》。姚文元文章的题目是《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刘白羽文章的题目是《秦兆阳的破产》。
（载《读书人报》）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1）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是1959年12月8日至年底，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动员反修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部长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也是周扬副部长的主旨讲话中体现的总的精神。这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召集的一次重要会议，讲话的还有张子意、林默涵两位副部长，并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到会讲了话。我那时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于1960年1月上旬，有幸听了全部传达，作了详细记录。我认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个貌似新鲜却又费解的提法，其实是不符合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说法（即“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在每个民族里面也有有产阶级的文化，而且不仅只是‘成分’，而是统治的文化。”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之批评的注释》）和毛主席关于对文化遗产应“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见《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的。周扬在报告及讲话中着重提出要彻底批判达到高峰水平的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因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特指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对马、恩、列对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评价颇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作品，周扬持尤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他说：“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如果只反对一部分反动的，而不清理整个的，那么，‘根’还没有解决。”“今天对我们的危险不在我们轻视而是对遗产太盲目迷信，”“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当作不可动摇的典范，如果不破除迷信，会妨碍文艺的成长。要有一个革命。”“批判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消极方面，一方面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另方面，反对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力量。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的东西。”陆定一也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是培养反对共产主义的个性。”周扬继续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究竟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就世界观而论，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尔斯泰、斯汤达、罗曼罗兰，同我们不能相容的，要划界线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佼佼者，看到资产阶级的没落。我们承认其历史地位，给以估价，只此而已。他们对资本主义又批判又巩固，宣传个人主义，这还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技巧方面的某些成就对我们是有益的，否则，何必要遗产？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人道主义世界观来影响青年。所以，要树立批判的旗帜，把最伟大的作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接受审判。”林默涵说，“资产阶级文化是蜜糖和毒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悲观主义等）混在一起。”关于批判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周扬说：“文艺战线是政治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哲学观点在文艺领域的表现。整个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我们决不可低估了西风的影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代表正在鼓吹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互相渗透。当然，没有什么和平共处，有的只是剧烈的斗争。有些人把资产阶级文化看得很高，要向其看齐，有一种甘愿同化的倾向。我国也有这样的人，王任叔（巴人）说‘竞异求同’，这实际是要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求同，把社会主义同化于资本主义体系，———危险的倾向。文艺领域修正主义思潮有相当长久的历史，胡风是最早的贩卖者，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鼓吹所谓‘现实主义’写真实，否定革命世界观的作用；鼓吹创作自由，否定党的领导。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他说，作品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这是为真实而真实，好像真实就是一切。这种片面的强调就是排斥文学艺术的党性、倾向性。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锋芒是反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号宣传阶级合作、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斗争、革命战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危险性就大了。对其进行斗争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和平主义、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反对一切战争，主题放在战争残酷和个人幸福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所以我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还有的作品描写战争残酷场面，散布悲观主义、感伤主义，丧失革命气概、革命理想，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是一个例子。”不过总算还好，周扬对人道主义，没有一根筋儿地反到底。在80年代，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后话。
但是，周总理的讲话在说到西方19世纪文学时，他说：要批判，先要介绍。介绍时，我赞成最好写个序言，指出这些作品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陈毅副总理讲话涉及19世纪文学时，他说：无条件崇拜不正确，无条件否定也不正确，应该采取承认长处，抛弃糟粕，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学习、创造的态度。这样，会议的批判调子也就降温了。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2）
（载《读书人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上）
本文不可能全面叙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化大革命”，只做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和记载而已。
转 折
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初的反国际上修正主义，自1960年下半年起始，中国走向了全面调整时期。农村工作先是有“十二条”，后来又有“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高等教育有“七十条”（后改为“十四条”），文艺有“十条”（后改为“八条”）。这些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以求实精神制定的，也可以说都贯彻了反“左”的精神，为的是使中国的经济、教育、文艺等，重新复苏兴盛。文艺界的权威刊物《文艺报》在1961年第3期率先发表《题材问题》的专论（张光年执笔），提倡广开文路和言路，“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指出在题材上“如果把描写正面人物、描写新人新事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处理喜剧性、讽刺性的题材，描写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作品就会受到压抑”。发表专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解放文艺界的创作生产力。1962年，文艺界有两个盛会，一个是3月的广州会议（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工作的会议同时在广州召开），一个是8月份有大连会议（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3月，笔者正在广州组稿，有幸聆听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十分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其性质属于劳动者之间的联盟，这就从根本上摘掉了长期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陈毅还当场对挤满报告大厅的听众———科学家、剧作家知识分子们行“脱帽礼”，为剧作家海默平反冤案。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和举动在当时的知识界文艺界到处传诵，给了全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大连会议是中国作协召开的，主持人是作协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邵荃麟，我被派去担任会议记录和参加文件的保管、发放等会务。会议的参加者是一批最活跃的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康濯、西戎、李準、李束为、刘澍德等等。会议同样是贯彻中央的精神，与会作家畅所欲言，谈当前农村的形势、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批评前几年“左”的指导思想对创作的干扰（如把浮夸当作“浪漫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等。）邵荃麟的几次发言归纳、提炼了大家的意见，同时贯彻了上边的精神。他说，作家要认识社会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而不宜作简单肤浅的或超越阶段的估计；社会主义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使三者的利益统一起来（党的正确政策正是这样制定出来的），而不宜简单地抹煞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记得当时发给大家参阅的中央有批语，陶铸、王任重批发的广西某些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试点和河北沧州某些地方借地给农民的文件）。邵荃麟热望文学创作恢复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他说创作要深深扎根在现实土壤中，根深才能叶茂。他还主张人物形象的创造应当多样化，英雄人物固然要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于“小”人物都可以写，而有些作品常常是正面人物（英雄）、反面人物（敌人）这两极，中间人物被忽略了。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应邀出席会议并多次讲话。中宣部文艺处派人参加了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讲话。我印象深的，他说，作家要写你所见、所感、所信的。你不相信的就不要写嘛！如1958年大跃进中的某些虚夸的东西，你不相信，还要写，还教人去相信，这多难哟！“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去看一位老教授，那教授说，你们大跃进中有些事情就譬如要一个人去买不合脚的鞋子，尺寸相差太远了嘛！这教授批评得对。”周扬还鼓励大家，写作要打破顾虑，放手去写。“要是一时不便公开发表，我建议作协不妨出个内部刊物，专门发表这些作品”。
当然在1962年，最重要的会是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刘少奇在会上作总结。毛主席的讲话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终究有一天要做西楚霸王———“别姬”（大意）。为了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大跃进年代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轮训干部的决定。
作协举办了好几期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轮训班。轮训班上，也是鼓励大家放胆批评，畅所欲言，贯彻中央讲的“三不主义”，即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轮训班的一次发言，在作协流传很广。他说，我别的不怕，就怕粮食打多了，粮食多一点，肚子刚吃饱点，又该折腾了！金镜善意的嘲讽，言简意赅，表明他对“左”的折腾看得很透。
1962年9月（跟中国作协开的大连会议相差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中央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三年调整阶段迅即结束。而文艺界呢？就连《人民文学》杂志这一小小角落，也立刻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大连会议结束后，我回京不久，大约8月下旬，《人民文学》执行主编李季告诉我，说周扬告知他，他有个学生名叫李建彤（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写了陕北革命英雄刘志丹的长篇小说，建议《人民文学》派人去联系，挑选一些篇章发表。于是我去北京西城一条胡同找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李建彤，承她慨然允诺，交给我一份长篇《刘志丹》的打印稿。责任编辑和我快速地读完全稿，选出其中一章，经执行主编拍板，决定将其发于《人民文学》第10期头条，稿子立即发排。可是还未等看校样，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李季十万火急地要编辑部抽掉长篇小说《刘志丹》那章稿件。因为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揭出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为首的人是位副总理。毛主席有严厉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好险！《人民文学》险些陷入反党活动的陷阱，并且还将牵连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同志。可以庆幸的是第10期刊物撤了那稿，有惊无险。但人们已似惊弓之鸟，再也没有上半年那样一种宽松心境了。编辑部仍要我传达大连会议精神，我传达完后找补了一句：这个会是低调儿的，看来有点过时了。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2）
前 奏1。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