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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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2）　　　
　　前　奏1。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批示是批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动态刊物《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期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最先告诉我这个批示的是李季同志。为什么批给彭真、刘仁同志呢？我们两人小议了一下，推测可能是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再则可能也含着北京落后了要向上海学习的意思。因之李季立即在《人民文学》版面上定了个“故事会”新栏目，并派人去上海组稿。　
　　1964年春节后，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家串门，又听说了毛主席在春节谈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更加严厉的批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作协其实是闻风而动的。1964年春节以后，立即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大庆油田参观访问，并请同去的艺术家登台演出，慰问石油工人。代表团长是张光年，著名作家有周立波、赵树理、艾芜、李季、徐迟等，著名艺术家有音协主席吕骥、电影演员王晓棠夫妇、话剧导演孙维世、歌唱家胡松华、蒋桂英、评弹家赵开声、唐耿良等等。作协各部门都去了人，为的是学大庆的经验，并已开始抽调干部下乡“四清”。5月份又下放《文艺报》、《人民文学》黄秋耘等五名编辑干部去华北油田长期参加劳动。　
　　2。　迎春晚会1964年春节快要到来之时我收到一份请柬，可以带夫人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迎春晚会。于是在那个夜晚，我带着夫人前去看热闹了。迎春晚会给人观感不同的是男男女女都着装比较整齐、讲究，女士们有穿裙装，略施粉黛的（仍以淡妆为主，浓妆艳抹的人极少见）。一进大门，有年轻女子给每个来宾佩戴一朵绢花。主持人“剧协”的李超（“剧协”负责人之一）致欢迎辞时前边冠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些，使人感觉既有节日的融和、喜庆气氛，又似乎恢复了一点旧时代的礼仪。但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是晚会策划人为使晚会气氛轻松、活泼、新鲜（别开生面）一点而采取的一种做法，说不上有什么大不妥。至于内容，大部分节目还是健康的。我至今记得，那时新上演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话剧，如《祝你健康》（又名《千万不要忘记》）、《远方青年》等，在晚会厅堂里都布置了精心设计的宣传广告。书画厅里，艺术家们在那儿挥毫写字、作画。如吴祖光夫妇的女儿吴双即兴写大字，便引来不少围观的人。还有猜灯谜等。这些显示了晚会的文化氛围，而且能使人联想到它的举办单位。自然舞厅里还有舞会，人们一边随着乐曲跳舞，一边观赏那些即兴表演。参加晚会的，对我来说，熟面孔者居多，除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多半是文联大楼（作协、剧协、音协、舞协等）经常碰面的人或艺术团体的演员，当然以青年人为多。即兴表演更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有时就是随意制造一点笑料自娱、娱人。例如《世界文学》杂志我熟悉的一位男编辑（他是外国文学翻译家，近年来更因翻译了许多美国文学名著成为远近知名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他那时还是个青年人，以模仿《天鹅湖》舞剧白天鹅的舞蹈动作而在单位里小有名气。这时，有朋友欢迎他上台表演，他便略事化妆，作白天鹅状，穿起裙子在那儿蹦跳了几下子，引来一片笑声。照我看来这仅是逗乐而已，说不上是对舞剧《天鹅湖》的亵渎，也称不上什么“下流”“荒唐”之类。因为在娱乐场合（何况是文艺团体内部娱乐的场合），谁都有放松自己的时候，即令表现得有点“放肆”，仍然无伤大雅。当然看不惯，觉得表演“恶心”的人，可能也有。但认真讲起来，谁会将它当作一回事儿呢？除非神经出了毛病的人，才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较真儿”。　
　　谁知有好事者向上写信。两个人给中央宣传部写了信，一个给报纸投了稿。其中一个写信人是部队知名诗人。作为编辑，我和他有过浅浅的接触，其人决非一个古板的人；相反，具备一般文人的自由心性和相当的浪漫气质。与他在一起待过、与我共事的作家，不止一个人称赞过他的才华。但我也知道，那一两年他正处于“倒霉”的时刻。当然，倒霉嘛，谁都可能遇到的，其原因不必细考。但他的神经很正常。出人意外的是他也参与向上写了信。信中，他们以革命大批判的眼光反映了迎春晚会的情况。也许，他们是想对“晚会”做一次严肃的批评，并且让管文艺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该受批评的迎春晚会。但他们恐怕也难以料到，一根小小导火索会引来漫天大火；火势将延烧到几乎每个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包括他们自己头上。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3）　　　
　　中央和部队主管宣传文艺的领导人看了他们的来信，立即对迎春晚会写了最严厉的批语。批语连同来信立即被上送最高领导。　
　　先是这些批语和来信，立即在文艺界传达。“迎春晚会”变成了一个事件，变成似乎是文艺界的一宗大丑闻，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化的”，是“群魔乱舞”。在作协各个编辑部几乎人人过关：你去参加了迎春晚会没有？发现了问题没有？为什么部队同志（这三位写信者成了象征部队革命化的代表）能敏锐地发现问题，你们却不能？许多人只好沉默不言。　
　　3。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写下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是写在中央宣传部上送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整风报告上，毛主席还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这个批示对整个文艺界，对中国“作协”，更无异一声晴天惊雷。尤其是后面几句话，“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主席并首次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已将它定性为以议政为主的反革命的俱乐部）来类比中国的文艺团体。那么，主席批示的根据从哪儿来的呢？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半年前上送的迎春晚会情况，一定引起他老人家极大的不快。批示的分量极重，不仅是“最近几年”，而且是15年来（即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且新近写的检查，又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这个批示传达下来，在作协，尤其领导层，一时都呆了懵了。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主席，您还记得吗？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您还表扬过作协的工作呢！接触文学多的人，会想到小说、诗歌创作的成绩；接触戏剧、电影较多的人，会想到多年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亲自指导电影、戏剧工作的劳绩和电影戏剧近几年取得的突出成绩；有的人还会想到，1957年文艺界有人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就是说他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吗？所以，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冯牧的话，不过是率直地反映了对批示的分量难以承受和极度的惊诧。自然，这决不是冯牧一个人的，而是很多人的想法。甭说，这句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冯牧“恶攻”的“罪证”之一。　
　　惊诧归惊诧，执行主席的批示则不能含糊，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文联、作协，这时动“真格儿”了。“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那么领导这些协会的中宣部有没有责任呢？分工管文艺的周扬、林默涵同志似乎有点首当其冲了。他们现在的责任是，领导整顿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工作。　
　　4。　在作协，邵荃麟成了第一个批判对象　
　　“作协”直接挨了主席批评，中宣部立即将正在大连海滨养病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调回来，任命他为作协整风检查组长，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全面负责作协的整风和工作。　
　　这里简说一下邵荃麟。他是1926年入党的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在国民党统治区浙江、桂林等地，长期负责共产党的地下“文委”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香港地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文委”书记。邵荃麟身上兼备职业革命家和学者、文人特点，一生书卷气不改。他喜欢谈论文学和文艺政策问题，有时还广涉国际时事、读书见闻等，谈起来不知疲倦。虽则他瘦骨嶙峋，长期胃下垂，以吃流质食品为主，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像作协的张天翼、沙汀等人，一直是他很好的谈话伙伴。但他同年轻人、下属也谈得来，你坐在那儿做他的听众便是了，他平易、亲切，待人平等，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记得去大连的火车上，侯金镜，还有我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都是他较持久、固定的听众，有时赵树理、周立波也过来作陪。但是有些作家或者把他当作了严肃的领导者，或者他们喜欢谈论更轻松、活泼的话题，或体恤他的身体，便宁愿远着荃麟一点，即使被动员去作陪，也很难坚持下来。我常想，荃麟为什么在文人圈里喜欢“议论风生”，这正表现了他对事业的热忱和理论家不倦地思考、求索的气质，作为文学界的一个领导人，这难道不是一大长处吗？　
　　比起邵荃麟，较他小10岁的刘白羽，无疑在当时算是文艺领导人中的少壮派。但刘白羽参加过延安整风和战争，某些方面的经验可能比邵荃麟还更丰富。我听老作家张天翼说过，在1937年上半年大约春末夏初，他，邵荃麟夫妇（夫人葛琴），吴组缃夫妇，蒋牧良，叶以群，还有刘白羽，他们曾同游宜兴（葛琴的家乡）、太湖等地，邵荃麟夫妇、吴组缃夫妇轮流做东。几个人过从甚密。那时白羽在他们里边，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弟弟。而今刘白羽接任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按照上边的布置来检查、清理邵荃麟主持作协工作时的问题了。私人友情归私人友情，但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却不能讲什么温情、情面。有毛主席那句话———说作协的整风检查报告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摆在那儿，以刘白羽为首的检查组，首先就检查邵荃麟的作风。刘白羽归纳为颇感得意的、在作协广为流传的两句话：“教条主义的无限清淡，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这样的概括，似乎较能印证毛主席的批评。但对于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邵荃麟又确实是冤枉。荃麟爱与人交谈文学理论和创作问题，在作协这样的团体，形成一种平等交流、讨论的学术氛围，又为何是“教条主义的无限清淡”呢？组织作家和工作人员下厂、下乡；成立创作研究室专门研究创作问题（那时成员有侯金镜、丁宁、唐达成三人）；出版《文学动态》内刊，及时报道世界文学情况供作家参考；亲自主持大连会议这样抓创作问题的会……又为何是“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呢？（“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作家骆宾基，要他交代和邵荃麟的关系。骆宾基说，照我看来邵荃麟带病忘我地工作，那是文艺界的焦裕禄！）但是我们错了，刘白羽指的是邵荃麟没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那时，那才是作协的头等大事。所以邵荃麟哪里仅是作风有毛病，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4）　　　
　　我不知道最初在中宣部周扬、林默涵，其后有刘白羽、张光年几位，他们是怎样策划的？怎么整出个邵荃麟鼓吹写中间人物的问题？　
　　我只记得，在作协，第一步的工作是整理大连会议的原始记录，我作为大连会议的记录者被吸收参加了。（我本来和黄秋耘等几人已下放华北油田劳动，去了才两个多月，就被通知回京参加文艺整风。油田负责人杨拯民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下来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作协要你们赶快回去。）我参与将作协保存的原始记录整理、誊清，算是完成了交给的任务。但我的印象，作协保存的记录中没有周扬同志的讲话，据说早已上调了，这是微妙的。　
　　紧接着是《文艺报》主编张光年主持对大连会议记录材料的加工、制作。　
　　在炎热的夏天里，《文艺报》编辑部制作了一份《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在张光年家里，光年让我和《文艺报》的一位编辑一起核对了“材料”中引录的荃麟的讲话。光年又命我拿着《文艺报》排出的小样去送荃麟过目。荃麟看完材料默然了一会儿，说：“我没意见，这些话都是我讲的。”　
　　与此同时，《文艺报》编辑部还准备了一篇由张光年执笔写成的重头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章发表于1964年《文艺报》8、9期合刊的头条，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那篇《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作为附件同时发表。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沉重地扣在了中国作协共产党的党组书记邵荃麟的头上。此前他刚刚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那时他是作为正面人物，一般不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没注意到；而此刻，他作为鼓吹“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反面人物，真是名声大噪了。但细一思之，此宏论实难以站住脚。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那么写英雄人物一定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了。资产阶级难道没有鼓吹、并且写了，还在继续写他们自己的英雄人物吗？难道他们就是主张写中间人物吗？至于无产阶级，毛主席不是也说过文艺作品要写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也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啰！固然他也讲过，要文艺工作者去找生活中的英雄人物。邵荃麟难道只鼓吹、提倡写中间人物？他难道是为了鼓吹写中间人物而召开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大连小说创作会的主调、主题，就是写中间人物吗？他不也同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一样，在文章和言论中鼓吹、提倡过写英雄人物吗？从很近来说，《文艺报》8、9期合刊以前的第6期，荃麟读《南方来信》一书的文章，不就是鼓吹写英雄人物的吗？为什么荃麟就是“一贯”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人呢？光年不也在一年多前《文艺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