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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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文艺队伍是些什么人，他说：一部分是解放前的，一部分是解放后的（不居领导地位，他们也是跟着老一辈学习）。主要是解放前的，执行政策起作用的，大部分居于领导地位，如文化部、文联各协的领导，特别是30年代文艺家。总的说，他们是解放前到的解放区。从阶级出身，绝大部分是地主、破落地主、中产阶级家庭。从政治观点来说，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反帝反封建要求，所以反对国民党。很多人走向共产党甚至加入。他们的文艺思想更复杂，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有的人受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影响，如鲁迅。有的受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影响，如茅盾。还有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如郭老。还有唯美主义，如田汉就是唯美主义者。还有苏联教条主义影响，教条主义也是资产阶级。领导骨干，周扬同志讲除鲁迅先生，有两类人，一类，大革命失败，从革命实际斗争里退下来的。（两种人，一种人拿起武器上山，另外一种人退下来搞文化。）他们对实际斗争感到疲倦、幻灭、动摇……还有一类，是从外国回来的，脱离实际，不接触工农群众。队伍杂，思想乱，随着革命的前进，必然要不断地分化。有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另外些人后来参加了实际斗争，得到了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分化出去，如上海的杨邨人、周全平。有些后来分化出去，如萧军，民主革命的关都没有过去。有些人没分化，保护过关，如丁玲，但还是保不住。田汉、邵荃麟、夏衍同右派的联系是很深的，如夏衍跟右派吴祖光的二流堂。问题是没有吸取教训，辜负了党的保护、期望。三年困难时期又打起资产阶级旗帜向党进攻，还是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夏衍自己讲，他是作为忏悔的贵族参加革命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叛逆者）。他对旧的东西无限留恋。对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批判。他对旧家（大地主宅第，可居住500人）的没落，很深的惋惜的感情。（按：夏衍在抗战时期曾写过《旧家的火葬》一文，他对旧家在战火中毁灭，虽然有痛苦，但主要倾向，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笔者。）对旧社会没有揭露、批判、仇恨，对知识分子无限同情，同情知识分子的缺点，带着眼泪来写知识分子。政治上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夏衍、田汉、阳翰笙极力美化30年代。30年代不是一无是处，有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部分人不是，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的人还不彻底。整个文艺路线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上海党组织当时政治上就是王明路线，文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更不可能解决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所以，要破除对30年代的迷信，否则会贻害无穷。
讲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说，要有破有立，改造队伍。不破不能立，要坚决斗争，毫不留情。这回是一次很大的批判运动。胡风批判不彻底，很快转入反革命组织问题。反右派主要是政治斗争。这次批判，规模最大，接触问题最多，碰到的人也最多，将来还要批判经济学方面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按：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笔者），有重要意义的，我感觉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的很少，置身事外。1。 是不是不赞成这个批判，理由是搞得太厉害了，妨碍积极性了，大家不敢动笔了。什么积极性？资产阶级的叫唤，不写东西不写算了。如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没有人会妨碍。2。 说批判面宽了，全国有将近60个公开批判的。但主要问题是批判得对不对。帮助其改正，教育广大群众，对革命有利。
默涵同志的讲话据我所知，是中宣部负责人、文艺领导人在讲话中首次由批判三条汉子进而批判整个30年代文艺。
1966年4月下旬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传达后，人们才知道，默涵同志在讲话中是提前讲了“纪要”中的一些精神。当然他是通过自己对30年代文艺和文艺家们的认识、体会讲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说要将这些文艺家们统统打倒，而是主张在批判后帮助其改正，这是跟江青们不一样的。他不能设想，连他这样“没有人会妨碍”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也要被取消；连他这样虔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老同志也要被打倒。因为他的“提前”，1966年5月份在江青插手的一份重要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他被说成是“剽窃”“纪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7月份在中宣部挨批斗后，先是长达9年的秦城监禁，后下放江西并不让回北京。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他才回京。
8。 江青的“纪要”发表，12级台风起来了
江青的“纪要”传达前，作协负责人刘白羽同志在党内先看到。他对左右说：“中央有个文件要下来，下来了将刮起12级台风！”的确，台风是大灾害，不仅摧毁人畜、房屋。12级的“文化大革命”台风是怎样在作协肆虐的，且看下回分解。
爆 发
1。 张、姚露脸
1966年5月10日，新华社通知各报刊负责人去开会。在礼堂里，只见首都各家报刊的负责人坐得黑压压的。《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同志去了。《人民文学》是派我去的。会议主持人说：“请张春桥同志传达中央通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8）
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道：“1。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2。《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按：张春桥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并没有照办。可见张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令”并不是处处得手的。———笔者。）
这大约是张春桥跻身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脸。《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此文通知各报刊全文转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文艺界熟知他们的人很多。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工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他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发在该刊1958年第6期。可是曾几何时，张春桥的调子完全变了，他也“决心大变”。他们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上海市开作家代表大会，巴金同志发言，他们向巴金大打棍子。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整巴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张春桥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他像是“忘记了”，几年前你不也在为“反共老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
姚文元因家庭出身不好（乃父姚蓬子是鲁迅先生批评的有名的“转向”人物。6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会上露面，我因之得见尊容），一向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左”得出奇。我记得他曾写文章批评四川作家榴红的短篇小说《新校长》。《新校长》的一个情节是写这个年轻的校长跳进水中去抢救溺水的儿童。姚文元批评这篇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按照他文章的逻辑，这位校长只有见死不救，才算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可是却还要披一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文艺界许多作家视姚文元为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是姚文元当时为谋求在文艺界站住脚，混得一点名声，也曾写过一些赞扬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如赞扬郭小川的诗，王汶石、浩然等的小说。他也可以在短时期内，随气候的变化，而前后判若两人。1956年下半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某天，姚文元对与他同住上海一家招待所改稿子的王贤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说：秦兆阳的文章写得好，他很欣赏。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姚文元成了批判秦兆阳“修正主义逆流”的先锋。
像张、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的图书馆、书店，不准出借、出售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要通统收罗“封存”。这也是一种小人心理，生怕别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底细，其中包括以前他们曾吹捧过、现在被他们打翻在地，巴不得再踏上两三脚的那些“黑线人物”和他们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令许多人忧心的事情之一，便是张、姚二人，被推上了中国显赫的政治舞台。
2。 作协的第一张大字报
江青的《纪要》出笼，等于否定了除鲁迅以外的整个30年代进步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路线。随后毛主席又点名批评了中央宣传部；批准解散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五人小组。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使人感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反对党内上层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可以有些想不通或将自己的想法保留在心底，而参加不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政治大斗争，对于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者来说就是个立场、态度问题。我那时就是这种心态。一到1966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心里再也不能够宁静了。中国作家协会内对作协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可疑的作协党组》，就是我1966年6月2日牵头贴出的（我写了之后，有一些人签名，多是《人民文学》社的党外群众）。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党组同志自己不站出来批判自己并且发动群众一起揭露中宣部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向这些牛鬼蛇神开火”。这样一来，立刻得罪一向信任、提拔我的党组诸位领导。党组领导立即调来一位同志去《人民文学》坐镇。另一位领导立即下令收集我在西南组稿中的“材料”（我的缺点多矣，例如在组稿中求成心切，对地方同志不够尊重。外单位已有同行“揭发”我）。而在后来那些起来造反的人眼中，我又是“走资派的红人”、“修正主义接班人”，所以在“先扫外围、后攻堡垒”（这口号最先似乎是从“北大”传出来的）声中，于1966年8月首先就扫了我，随后在1966年年底将我关进“牛棚”之中。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9）
3。 造反派对作协领导人的“遭遇战”
1966年8月初，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升任第二号人物。8月8日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斗争的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工作组都要撤出。“作协”才来了一个月的工作组正在准备撤离。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支持造反精神，首次提出要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在这一天，作协的造反派对刘白羽为首的党组成员，打了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先是《文艺报》的造反者贴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扯下刘白羽的大红袍”，在东总布胡同22号第二进院中贴满了半边墙。这时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刘白羽刚从外地回来，（亚非作家会议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关怀下召开的。巴金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刘白羽任副团长。）这张大字报可以说是对刘白羽的“迎接”和宣战。对刘白羽的看法，作协的人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因为不论在作协的历次政治运动或写作实践中刘白羽的革命色彩都很强，为何会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为何只是披了一件“大红袍”？但造反派“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是高妙的。因为原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原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周扬等人已被点名打倒。论同他们的联系和积极执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白羽自然是作协第一个该受冲击的人。这天的“遭遇战”出席受审（在“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接受诘问）的除刘白羽，还有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李季、冯牧、侯金镜、张天翼、张僖，即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成员。但刘白羽显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造反派要刘白羽先念那张“扯下大红袍”的大字报。刘白羽先是显示一种从容的气度，后来头上不禁有点冒汗了。“遭遇战”下午改在作协的一间会议室继续进行。这时有人高喊：“刘白羽低头！”同时诘问到哪个当权派就高喊“某某某站起来！”而此时即将撤离的工作组成员，只能充当观“战”的角色了。
4。 体面的领导人变成屈辱的阶下囚
1966年8月29日下午4时，我正在东总布胡同46号办公室，忽听一声吆喝：“快去看啦，在22号院里斗争刘白羽！”走进22号前院，只见一批人已经围上去了，喊起了口号。这些人有一些据说是从外边进来的红卫兵，有人手上拿着威慑性的皮带。被围在中间的刘白羽、严文井、韩北屏（他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回来还不到10天）、张光年、邵荃麟已戴上了“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的牌子，跪在地上。在他们后边站着暂未戴黑牌子的侯金镜、冯牧（本来穿着一件军上衣，造反派命其脱去）、李季、葛洛（《诗刊》负责人）、张僖（作协秘书长）、陈默（《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邵荃麟有病，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交代自己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