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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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6口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70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2）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面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日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下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几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干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70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
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拿作协的干部来说，那几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知名作家上调回京。郭小川曾在干校本连的黑板报上发表一首短诗，结尾一句，表达了他同北京“心连心”的感情，被解释成他想回北京。汇报上去后立即遭军宣队一位领导批评：“郭小川他想回北京吗？”似乎这是一种非分之想。我们的邻居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干校的建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恢复业务工作后，原社一级领导干部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许觉民等，却没有一个人上调回去。据说，那时在京掌权的人正忙着大“掺沙子”，从其他非文艺部门调人。而原来社一级领导干部却被认为是“黑线人物”或至少是长期执行了“黑线”的。要上调，首先在新搭班子成员中阻力就很大。
3。“左”的政策一瞥
那时湖北农村政策是“左”的，在种植上强调“以粮为纲”，多样化的经济作物（如油料）及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却遭忽视。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围湖造田，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在怎样种植上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瞎指挥。如咸宁地区中稻是稳产高产的，上级领导却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要一律改种早、晚两季稻。具体到我们干校，军宣队提出“不插5月秧”，限定在5月1日之前要犁完田、整完田、突击抢插完早稻。1970年的阳历5月1日前，阴历才是3月下旬，阴雨连绵、稻田里的水寒冷彻骨，而作协（在干校的建制序列为5连）的男女老少要跳进齐膝深的带着冰碴儿的水田里修整水田，然后插秧。我那11岁的二女儿作为小五七战士也被干校办的中学领来了，在中学生的队伍里插秧。她性格倔强，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震天价响的口号声里，瘦小的个子半个身子浸泡在冰凉的水里簌簌地发抖也不叫一声苦、不肯上来，结果受了风寒重病一场，还落下慢性鼻炎顽症。初来干校，我们全家6口人暂时挤住在老乡一间6平米的房里。不久两个上学的孩子去学校住宿，我和爱人分别住进了一排和二排的集体宿舍，起早贪黑参加集体劳动。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她们仍住老乡家里，只好自己开伙做饭。那时连里上城采购一点新鲜蔬菜也极不容易，作为家属怎好意思上连买菜呢？承房东老乡热心，在后山给了巴掌大一块荒地。老母便自告奋勇地开荒种菜。这既是为减轻连队负担，也为祖、孙二人的小小伙食单位，提供一点新鲜菜蔬。可是那时正值农村开展消灭老乡的小片自留地运动，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家老母开小片荒的事不知怎地被5连军宣队知道了。军宣队的政委遂在连队每天例行讲话中不点名地点了我：“有人身为干部，却在家里开了小片荒。这是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我被认为走了“资本主义的邪道”。
4。“深挖‘五·一六’”奇观
1970年春末夏初，作协全体人员刚忙完盖房安家、修田插秧等繁重活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而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70年3月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军宣队立即闻风而动，总政委亲自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和江青等人有关讲话，并说文化部是个挖的重点单位。时隔不久，在干校校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超过千人的大会批斗文化部机关的所谓“五·一六”头目陈野等人。于是深挖“五·一六”在各个连队迅速开展。这时各连都由军宣队第一把手（政委）亲自抓运动，组成清查“五·一六”小组，日夜作战，而将劳动生产摆在了第二位，由一位副手抓。“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一宣讲文件就带上了神秘色彩，而对它的“挖”和“清查”一开始也显得很神秘。人们不久终于发现，原作协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忽然失踪，不知去向。而其中一派的头头恰好关在我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湾子（村庄）里。我回家看母亲，房东大嫂悄悄对我说：某某天天晚上挨打，痛得直叫喊。你们连的某某和军代表在这里审他。你跟他们讲，打人不好，不要打人。我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又过了一个多月，人们忽又发现失踪的派头头和新挖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原两派造反组织中的小头头或普通成员）被单位的原工勤人员押解着在田头的另一侧劳动。收工或上工时，一个“分子”后边跟着一个押解人员。这情景立刻使我想起土改中，农民押着地主在田间走动。或许那种日夜车轮战的方式加体罚，对某个人有了效果，于是在某天，军宣队召开全连大会，宣布某某坦白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经过。某某煞有介事地一讲，某年某月加入，介绍人是×××、×××（神秘地不讲出名字）。军宣队接着就讲对某人落实“坦白从宽”的政策，即刻将他从监管中解脱，回到原来炊事班的工作岗位。军宣队又警告说，已经掌握了某某人、某某人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确凿材料，“你不用再充假正经了，再不坦白，等待你的就没有好果子吃！”军宣队的话刚讲完，在炊事班工作的一个被军宣队警告过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忽然大声念他的例行天气预报：“今晚的天气，多云转阴”，军宣队负责人欲待发作又无理由，只好匆匆宣布散会。这样的逼、供—破绽百出，有时只能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如他们突然要一个人在田头休息时当众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人只好说：“以前我坚信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五·一六’组织，现在我坚信我是参加了的！”那人后来对我说，他们的威吓令我恐怖，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兜圈子。挖出的“五·一六”分子和嫌疑犯、被警告的人愈来愈多，人们不知道一个百十来口人的5连究竟暗藏多少“五·一六”分子，只知道，那两个造反派组织中不挨整不被怀疑的青年大学生（他们毕业分配来作协不久，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很少很少了。有的人军宣队进驻作协后一直受信任被吸收参加专案组工作。忽地有一天军宣队通知他“下午你来专案组”。下午他去了，军宣队负责人对他说：“你当是办谁的专案，今天就办你的！”他被留下“交代问题”，立即失去了行动自由。军宣队接着在连队召开大会，动员别人揭发他的问题。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3）
在“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军宣队一再宣布“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的森严政治气氛中，1970年夏秋之交，这来自北京军区驻张家口野战部队的军宣队忽然宣布撤离，而由来自湖北军区地方部队的干部战士“接防”。
我在作协作为被造反冲击的对象关在“牛棚”里两年多，直至工、军宣队进驻后，才得以解放。但平心而论，我从不怨恨那些造我反、有时斗我斗得很“凶”的人们，尤其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大学生们。他们一腔热情，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反修防修”，发生错误，个人能承担多大责任？即使有某些过火行为，只能说是一时的迷误，总的说多数人还是个认识问题。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子教三娘”，“子”的冲击，对“三娘”也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促使“三娘”反省自己。为何便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为何便是反革命？我被宣布解放后，很快同这些造反青年处得很融洽，彼此加深了解。到干校后，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更增添了友谊和个人交往。而今，他们一个个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揪出来，我觉得实在过头了，哪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再加上老乡向我说的那种逼供打人情况，因之，我曾当着军宣队和我们排领导（她是挖“五·一六”积极分子）的面以婉转的方式谈了我的看法，着重谈的是“反革命哪有那样多？”“打人不好”这两点。孰料，在紧接着而来的1971年的整党和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运动中，我再次挨整，三四个月恢复不了组织生活。一些参加了挖“五·一六”工作的人硬要我承认是“五·一六”的代理人，而且要我深挖历史根源：“你一贯站在反动立场，从土改到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到这次挖‘五·一六’反革命，你哪一回不是同情阶级敌人、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这样我无出路了，动了结束生命的念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我冲击最厉害时刻，也从未动过这念头。但不久还是重新燃起了看看未来，看看究竟的想头，生命之火才没熄灭。而年轻的造反青年的际遇，正像70年代末期一位也曾在挖“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并被投入监牢的青年告诉我的：“这就像当初攻打一座城堡，毛主席架起了梯子，鼓励我们上，上，上！等上到城头，回头一看，才发现梯子不由分说地被人撤去了，这时想下也下不来，除非你想跳下城楼自杀！”他的比喻生动、贴切，这是一种尴尬、莫可奈何、无处诉说的心绪。
5。 兵士与秀才
兵士和秀才———军人和知识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军人负有守土卫国的重任。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业务岗位上，参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的职责都很光荣。但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月，这两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彼此的“分量”却太不相等了。假使用一杆天秤称一称，知识分子那头之轻，是否有似“鸿毛”？
在我们5连，有一件人们互相传说的真实的戏剧性故事。本连新任最高领导———政委（原任鄂西某县人武部政委）走马上任了，立即接手清查“五·一六”等等未了的重务。一个已被点名的“五·一六”“嫌疑犯”（大字报就贴在他住房门口，起头一句话是“兵痞某某某……”）恰巧是这位政委以前的老相识，这事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别人是不清楚的。有一回他们面对面走过一条田埂，“嫌疑犯”正待同他招呼，政委却已调脸侧身而过。出乎他意外的是政委不仅装作不认识他，还在连的例行点名会上，不点名地继续点他：“有人说是养病，却在那儿轻闲地玩钓鱼竿。你的‘五·一六’问题交代清楚没有？”那时他确实患有肝炎，“玩钓鱼竿”的在连里也仅他一人。他很恼怒，操着四川话私下对朋友说：“格老子说我是‘兵痞’，要说‘兵痞’连里还有一个，那就是当今在连里掌权的那个。惹恼了，老子把什么全诌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嫌疑犯”、原《诗刊》的编辑，在老家四川快要解放时候，他不过是个14岁的孩子，同当今连里的政委（他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那个烂部队里混了一两个月，解放大军一过来，他俩立即做了俘虏，即刻又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一来，他随部队赴朝鲜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考入一所大学中文系深造，毕业后分配来作协《诗刊》任编辑，也常在各报刊发表诗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经受过战争考验的，（他在朝鲜挂过彩，有至今留在腿上的疤痕为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过是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虽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在那种潮流下，他也有些过激的言词或行为，而今时间过去了好几年，他肯定已有了自我认识；在挖“五·一六”运动中却还要将他当作怀疑对象，当作“反革命”嫌疑犯来挖掘，并且乱扣他一顶“兵痞”帽子，他怎么能够不感觉忿忿不平呢！再说，他的小伙伴，那位现今的政委，当时参加了地方部队的剿匪工作，后来一直留在地方部队，辗转到了湖北西部。两人的起点本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受了大学教育，一个继续留在部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成了支左的领导者，一个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虽是受的新中国学校的教育，而教育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说成是“黑线专政”）、被改造对象，甚至变成“反革命”或处在反革命“边缘”，两人的距离拉大了。在连里居第一把手领导地位的政委，他的想法或许是为便利工作，最好回避与某某是旧相识这层关系。对某某的怀疑后来不了了之，而那位政委在一年后也奉调离开了5连。有趣的是，在他离开那天，那位诗歌编辑也加入了送行的行列。政委友善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你不是某某某吗？我早就认出了你。好好改造思想，还是有前途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4）
这个故事，见出了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掌权的军人和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各自的尴尬。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普通的军人，被置于极为特殊的位置；而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的对象被降至社会底层的行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那时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革命”空话，实际已落实为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惩罚行为。在文化部干校，这现象真是触目即是。
我们并非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也是一桩乐事。而干校安排知识分子劳动，那是基于知识分子有“罪”。似乎他们理当在惩罚性的劳动中赎罪，没有哪个“革命派”敢公开同情他们。不仅像“作协”这样“黑线”单位的知识分子有罪，就连我们的左邻右舍———14连（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5连（原商务印书馆）、16连（原中华书局）———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据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