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蟾锩�”中的遭遇？冰心老人微笑着说：“我告诉他们，红卫兵小将跟我辩论母爱，我写文章赞扬过母爱自然是错了，我向他们认错就是。”冰心老人说得这样轻巧，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苦受难一语带过了。我想她是深爱我们的国家，不愿在客人面前揭她的创伤（这些创伤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这类害人虫造成的）。再加那时隔墙有耳，她也不能不格外谨慎。我敬佩她的修养功夫，但我自己觉得做不到。她送我她新作的一首朗诵诗“我们都年轻”，还有一本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的《冰心散文新选》，书的标题叫《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老人题字是“光群同志秘存”，光“秘存”两字就足以反映当时的气氛。那时正在“批林批孔”，国内谁敢出版、流传冰心这样的名作家的书呢？“我们都年轻”、“这里没有冬天”却表现了老人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些珍贵的小礼品我一直珍藏着。　
　　近年因为事忙，我很少去看望冰心老人。前年去过一次，也是因公。体恤老人的身体，我只同她做了简短的交谈。说到“文化大革命”，老人说：“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我感觉了老人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没有掩盖的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确似一盆“纯青”的“炉火”，闪耀着纯净真理的光焰。　　　
　　陈翔鹤悲苦的“挽歌”　　　
　　四五十岁的读者该还记得，《陶渊明写〈挽歌〉》这篇优秀的历史小说在1965年、1966年曾两度遭受严厉批判。第一次是1965年《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作品是“反社会主义逆流的产物”。作者陈翔鹤“对旧世界留恋和向往”，“把自己摆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次是1966年3、4月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那阵子，就更“邪乎”了。先是传出了风声，说人民大学的一部分师生认为《陶渊明写〈挽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可能要来冲击发表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人民文学》主要负责人李季觉得应当争取主动，遂带了部分工作人员专程赶往“人大”语文系，去征求师生们的意见。李季的态度温和、虚心，而学生们则是剑拔弩张、群情激愤，他们说出的意见吓人一大跳。那时姚文元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置人于死地的“索隐”之风盛行。学生娃不过效颦罢了。他们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1959年庐山会议的，主持庐山法会的惠远和尚是影射毛主席，“刘遗民”是指刘少奇，“周续之”指周恩来，此外被破棺戮尸的刘牢之将军则是影射被罢官的彭德怀云云。征求意见的会变成批判、声讨会，我们不敢久留，赶紧声明：欢迎同学们将意见写成文章交给《人民文学》发表。果然1966年5月《人民文学》的终刊号上发了他们的两篇文章，硬是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庐山会议，当然也是杂志编者的“罪过”。　
　　几个月后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老作家陈翔鹤背着这些罪名受到冲击和百般侮辱。1969年4月22日含冤死去。　
　　那么陈翔鹤到底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　
　　先说说陈翔鹤其人。他是“五四”以后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沉钟”社的发起人之一（其他的发起人有冯至、杨晦等）。抗战时期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故乡成都主持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兼从事地下进步活动，那时流落成都的进步作家张天翼、陈白尘等，均得到过他的保护、援助。全国解放后约1953年他调到北京全国作协主持古典文学部的工作。这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喜欢饮点酒；喜爱他众多的孩子们，常常在院子住宅附近摆弄他的花草，这些都是他的业余情趣。他当时还主编《文学遗产》，那时是一份报纸的副刊。后来作协的古典部撤消，《文学遗产》也改成刊物归属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陈翔鹤老人便也调到“学部”文学所去了。　
　　陈翔鹤解放后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并主持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他仍未放弃创作，有时也写点短篇小说。像他50年代初期发表的《方教授的新居》便是一篇赞颂新生活的佳作。　
　　60年代初期，三年暂时困难期间，重提贯彻“双百方针”，领导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文艺报》专门发表题材问题专论。这时文艺界的气氛较和谐、宽松，创作也渐趋活跃。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剧作家陈白尘是陈翔鹤的老友，遂向陈翔鹤约稿。翔鹤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又喜写小说，对他来说写点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之事，于是欣然应白尘之命。但陈老做事向来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从事创作亦然。历史小说他久未为之，因之材料的收集、酝酿、构思均极谨慎，也没少费工夫。例如，晋代的服装究竟怎样，他是请教了他早年的老友挚友，作家、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先生在他的手稿上加了不少眉批，写下有趣的具体建议，他吸收了。不久，陈老的第一篇历史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写成，我去取稿，就便和翔鹤老人聊了几句。　
　　他说：我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呢？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类似意思的话，记得他同白尘也说过。　
　　陈老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成了“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犯，《陶渊明写〈挽歌〉》这篇表达豁达生死观的小说，不幸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荒诞地受苦、遭罪的苦难“挽歌”。　　　
　　周立波的抗辩·简易楼　　　
　　抗　辩　
　　作家周立波下农村体验生活时，赤脚，高挽起裤腿，跟农民一道下田插秧，俨然一个作田老手。可在平时，他是个温文尔雅、气度从容，说话带点幽默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遭难，造反派把他带到湖南各个地区示众、游斗。在挨斗时常常呼喊这样的口号：　
　　“打倒三反分子周立波！”　
　　一些人竟走到被迫低头弯腰，正在受罪的作家面前厉声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立波忍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操着湖南乡音，仍然温婉地回答质问者：　
　　“唉，你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吧？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写小说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没有读过我建议你不妨看看。”　
　　“谁看你那些坏书！”　
　　“啊，我的书写得不好，你写一本好的嘛！”　
　　这样的回答，可以想见它的后果。　
　　这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一个朴实无华、透明度极高的人；一个热爱人民、相信自己，因而有坚定信念的人。即使面对苦难，也不失那天然幽默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简〓易〓楼　
　　周立波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他是湖南益阳人，周扬的堂侄。他写毛主席回故乡的优美散文《韶山的节日》，不知为什么遭到康生、江青的嫉恨且祸及他的小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小说创作。说他在作品中写了一个英雄，却让他死去了，这“很坏”。这也成为一条罪过。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作家会议上，立波（包括他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和赵树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立波的遭遇更惨，先是被押解到湖南各地轮番批斗，后被公安部门收审，长达六七年。　
　　他原在北京市内购置有一所平房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已被他人占有。　
　　粉碎“四人帮”后，好不容易打听到立波回了北京，并在西城区百万庄附近有一住所。1978年春夏之交，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去看望他。到了百万庄我循着“宇宙红×号楼”的地名去找他。我设想这楼房的名字多么神气，一定是建筑讲究的楼宇大厦，一定已为他落实政策（包括房屋政策）。但我完全错了，“宇宙红”属于北京市最简陋的简易楼房，没有煤气、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得自己生煤炉。我由于估计错误，最后才在简易楼群里，发现周立波的住处。叫个“宇宙红”，实际是北京平民、贫民的住房，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自然是“四人帮”时期的做派。但我见到立波夫妇，仍是同以前一样朴素、亲切。立波穿着布衣，敞开领、足登圆口布鞋，坐在普通的椅上。楼梯口堆放着蜂窝煤、烧柴，室内陈设颇为简陋，看不见以前那些书。而立波似乎对这种平民的待遇处之泰然，言谈中丝毫没有表示不满，这正是立波的平民本色。他关心的是文艺的前途、命运，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使文艺复苏繁荣。不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湘江一夜》这篇佳作。宝刀不老，保持他过去那生动、幽默、风趣、从容有致的风格，写了一代老革命家，写了人民的军队。作品于1978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1979年初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名列前茅。在短篇小说评选中，立波被聘为评委，积极参加评选活动，用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生活阅历，热情支持鼓励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谁知在这之后不久，立波突然得了重病并一病不起，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韩北屏的尊严　　　
　　韩北屏离开人间已经26年，他在世时是我的邻居。那时他在作协外委会主事，接待外国作家，经常出国访问。作为作家、诗人，他从未放弃笔耕。那阵子他写得最多的是游记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但在创作上他还有更大更多的抱负，想出手更有分量的作品。他曾跟随渔民出海体验生活遭遇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九天九夜，在他参与指挥下，九死一生，船员们终于全部安全脱离险境。这番亲身经历，他曾向许多人讲过，期以时间，他完全可能写出像麦尔维尔《白鲸》那样的传世作品。我最早知道韩北屏是50年代初期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中南文代会上，他是华南的代表，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刚从香港返回不久。这之前，他有很长一段生活、工作阅历：早年在江苏家乡药行当学徒时开始学习写作。30年代起，编报纸副刊。抗战军兴，他参加抗敌宣传队赴前线战区活动并担任报纸的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去广州与周钢鸣等合编《国民周刊》，不久却遭反动当局查禁，他遂去香港。60年代来全国作协工作前，他已是广州作协的副秘书长。北屏其人性情温和，家庭和睦，善待左邻右舍。邢台地震时，我和爱人均不在家，半夜，他去楼下敲开我家的门领着我家老奶奶带着三个小孙女去场院中避震。事后我母亲提起这事对韩北屏感谢不尽。　
　　“文化大革命”浊浪乍起，韩北屏从亚非作家会议回来，立即被揪进黑窝，他当时情绪还是开朗的，虽说年纪已50出头，仍是作为少壮派同我这样的“小黑帮”一起干倒腾家具等重活。没想到在1968年某天，他却遭遇一场意外的大灾。那几天，我们见他面色发黑，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造反者数年前因历史问题受审查，他心存不快，“文化大革命”中伺机对韩北屏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报复。“文化大革命”罪过之一，便是诱发人们灵魂中最恶劣的情感，并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打着造反的旗号徇私报复，便是其中一例，江青报复她的“仇人”王莹、孙维世等等人。那个造反小人物便报复审查他历史的韩北屏。他不便公开报复，就趁无人之时将韩北屏叫至办公室内，他关上门便喝令韩摘下眼镜，说时迟那时快，他左右开弓，连搧韩北屏三记耳光，韩立即倒在地上。那人完成了报复，可是韩北屏向谁诉说呢？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比肉体的创伤更重。从此他长期抑郁，面色发灰。1969年军工宣队进驻后，虽然宣布解放了他。这时他已得了重病，一年后死于癌症，终年56岁。一个颇有抱负的作家、活跃的工作者，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996年2月24日　
　　（载1996年南京《新华日报》）　　　
　　不屈的文人（1）　　　
　　——诗人李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诗人李季过早地离开我们，正像近一两年某些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的作家艺术家突然离开我们那样，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疾病导致他们去世，而究其深因呢，不能不说是“十年浩劫”对他们残酷迫害的结果。　
　　1966年8月，李季和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刚刚结束了紧张繁忙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工作，回到作协机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撕下”了“大红袍”，作为“牛鬼蛇神”、“黑帮”，放在作协大院示众批斗了，而且还罚跪。昨天还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报上发表他们的行踪、消息，忽然一夜之间，统统变成革命的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真像是儿戏。　
　　但这绝不是儿戏。家被抄了，书籍、画册、唱片等等，被洗劫一空。以后的几个月，局势更加严重，人被看管起来，失去了自由。这年冬天，我也被关进“黑窝”，与李季同居一室，当时我对这种遭遇极不理解，简直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心情郁闷。而李季呢，他以延安时期自己在审干运动中的一番亲身经历（被当作反革命；这种错误的处置，不久即被纠正）告诉我们：党即使犯了错误，也会迅速纠正的。我们顶多是犯了路线错误，而路线错误的性质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根本不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因此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李季这番话当时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我有信心耐心等待乌云散去，迎来一个澄碧的天空。那时我们天天劳动改造。记得逢到李季值日———清晨打扫楼道、厕所，他总是穿着一身劳动服，来得早早地，甚至有几分兴致勃勃，好像这不是一种处罚，而是他应做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工作。我看到他这兴致勃勃的样子，情绪上受到一种感染、鼓舞，但是也有几分心酸和痛苦，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假使能够正常地写作和工作，那岂不是对党对人民会做出更大更有益的贡献吗？而现在却无端地横遭折磨摧残。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这“黑窝”、“牛棚”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出头的一天，相反的是愈加频繁、无休止地示众、批斗，特别对李季这样的所谓“黑帮干将”更是如此。这种情形，在他们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活经历中，是没有的。因为过去的政治运动嘛，即使搞偏了，搞“左”了，也是几个月，顶多半年时间就可以纠正了，谁像这次这般“史无前例”，越搞越歪，越搞越邪，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重重苦难和灾难，这一切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爱民的人、更何况是共产党员，谁能再沉得住气呢！而沉不住气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记得1967年、1968年夏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送到北京郊区去，不但白天要参加紧张繁忙的麦收劳动，有时下午或晚上还要挨几场批斗、示众。有一次，李季和别的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被揪去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