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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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进屋的那张单人床上，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九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单人床，便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此外，便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没有书柜书桌，看不见书；看不见北京任何一个普通人家起码会有的那些必备的家具，像衣柜、箱子什么的，这真是家徒四壁。仅在门口有张小长条桌，堆放点杂物及锅、碗等厨房用具。能够想像这是曾经名声远播的一位作家的家吗？他们已沉沦在贫困线以下，属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了。看看他们当时的职业，余明英在街道办的工厂缝补麻袋，月收入27元；路翎扫街，月收入15元。这样月收入四十几元的人家，北京也不多见吧？“四人帮”粉碎后才结束这种为生活所迫所进行的劳动，路翎才恢复在他的原单位剧协领取工资。
三个坚强的女性（3）
余明英很平静地向我叙说着她家这几十年的遭遇。1955年路翎被关进监牢，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那时年纪都还小，两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她们聪敏，好学，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秀，可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升入大学的。全被送去乡下劳动，两个远去内蒙古插队，一去就是七八年、八九年，不能上调。小女儿是最近才回来的，今年36岁，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果品公司当临时工。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在外地。那么，这几十年，支撑这个家庭，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给狱中丈夫以安慰和希望的，便是余明英一人了。我记得余明英年轻时是在电台做事的，从她那双又温柔又沉静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同路翎挺般配的。而她那双手也定是柔指绕绕，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树皮般老黑僵粗的。岁月的苦难将一个人的手指磨硬了，形象整个儿地改变了。不变的或许只有那颗善良、坚强，永远忠诚、永远信赖丈夫的心。
“路翎被送进监牢以后，起初他还抱有希望，以为很快会解决问题，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在旧社会经历简单，并且还是追求进步的，1949年解放时他还不到30岁呢……时间一长，他就不耐烦了，脾气变坏了，后来就得了神经病，跟管理人员吵闹，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坏，直到被送进安定医院去住院。但总是时好时坏，脑子已经很难恢复了。延至1975年才对他宣判，判决无罪释放。他坐牢20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也戴了20年。他放出来后，那时是“四人帮”时期，还是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在街道上监督劳动，扫街，每月发给15块钱生活费，这还算照顾呢！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多了，只是脑筋还是不好，记忆力不行了，说话迟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但他对扫街的工作倒是很认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他分管的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直到最近，关系归属了原单位，他还去问，他不扫街了，由谁来接替他？那意思是，没有人接替，他还要坚守岗位。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一生都没有变。”
正说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背微驼，中等身材，胡子巴叉，满头灰发的老年人来到了门前。不用介绍，来人便是路翎。这跟当年我见过的那个路翎，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了！要是方才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那年58岁，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动作是迟缓的。说话，也是半天想不起来一句。抽烟，表情呆滞。我提起一些往事，虽然反应缓慢，但还算是能够呼应的，尚能够与我应答几句。余明英是高兴的，说他比以前大有进步！以前有客人来，他可以一坐半天不做声呢！当他注视我时，我发现老人眼里那份善良、纯朴，似乎重又唤起我对过去的记忆。这双眼睛还是我熟悉的！只是永远消逝了青春的光芒。
明英送我出来时，她是乐观的！她明显感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她们这些过去遭受冤屈的人，处境一天天有所改善，往后肯定还会更好！随着境遇的改善，路翎的精神好了，脑筋也会慢慢地有所恢复。
其后几年，我常去看看路翎夫妇。他们的住房、生活待遇，都大大改善了。住房，经过三迁，而今完全恢复了作家路翎应享有的待遇。路翎的脑筋也渐渐恢复些，时有诗文发表，不久前还发了短篇新作，令人欣喜。只是在1981年，中国剧协在春末组织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农村访问，路翎也被请去，余明英陪同，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能由于太兴奋，可能是几十年承受的太沉重了，一旦解除，精神松弛下来，肉体反证明早已毁损却还不察，余明英在半路上，突然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这几年经过治疗，也有所恢复，能勉强走路。只是脑子、手脚，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本文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克异和他的夫人姚锦。
李克异。1953年我来北京工作时，同宿舍有位比我年长的编辑，他也是东北人，与克异是朋友，常有来往。那时克异的住处离我们不远，他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因之我与克异照过几次面。那时印象，圆圆的脸，正处盛年，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厚道的人。但我跟他并没有个别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朝鲜通信报告选里，那篇《不朽的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写得非常出色，刻画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当时各报竞相转载，后来还编进了教科书。
从同室编辑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克异以前笔名叫袁犀，这唤起我久远的一个记忆。那还是解放前我上中学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作者正是袁犀，我一看就放不下了。至今仍有印象。小说写北方农村的生活，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我是全新的。小说作者好像极会创造艺术氛围。走进他用艺术的笔触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因而我对李克异又多了一层敬重。
可是不久，紧跟着反胡风的那场运动，李克异也被审查，“汉奸作家”这顶帽子，竟也飞传到我们单位。其后好些年再也读不到李克异发表的作品，只记得他出版过一本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6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杨靖宇》这个电影剧本，仍是显露了他的创作才气，并且表明他生活的根底颇深，尤其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有很大的创作潜能。但因他这个人“经历复杂”，据说拍片困难。
三个坚强的女性（4）
我认识李克异的夫人姚锦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克异已经去世好几年。姚锦给我讲了好些克异的遭遇。那场运动之后，他们全家下放，离开北京，在河南、广东几进几出，最后还是落户在广东。而李克异长期患哮喘病，岭南那湿热、经常低气压的气候，显然对他是极不适合的。而克异长期忍受着，不只忍受生活、气候方面的艰难，更要忍受那无形有形的（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无理列为“编余人员”）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的初稿，正是在这极其艰苦的时期拼搏出来的，此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农民》。
李克异是位早熟的天才，1920年出生，16岁开始发表小说，并在东北、华北一带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45年离开北平，主动奔赴解放区。我读过他二十三四岁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重印。那是写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颇有韵致，别具一格，值得一读。至于青年时期他发表、出版的小说，除了《森林的寂寞》，据我所知还有《泥沼》、《时间》、《结了冰的梅》、《释迦》、《狱中记》等多种。但他一生遭遇坎坷。1946年他满怀欣喜地参加了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回来发表过一篇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短篇小说《网和地和鱼》，不久即遭到粗暴的不公正的批评。其后，这位作家的创作，大体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状态，难以有大的伸展。好不容易迎来“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好时光，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毁损了。1979年5月26日猝死于写字台前，终年58岁。史诗似的长篇三部曲，仅完成第一部《历史的回声》。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影片《归心似箭》得了奖，可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
克异的夫人姚锦，出身于京城的名门望族，几位哥哥很早参加革命，有的解放后是很有名很有地位的领导者。姚锦跟克异在年轻时相识，他们是革命的战友又兼文友。1945年克异赴解放区时，姚锦赠之以诗，表达了一个女孩子纯真的感情与向往：
掠影浮光美刹时，
凄凉情绪少人知，
萍逢如故费深思。
彩凤灵犀多似梦，
神合转令语无辞，
人间何处不成诗？
而克异在别离时，赠姚锦一本画册，并在这画册首页，题赠一首诗：
你是火焰，
不，你不是火焰；
你是火焰的色，
火焰的色如夕阳。
后来，姚锦一直等待，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李克异回北京，他们才完婚。
在李克异长期遭受生活的折磨与坎坷不幸时，姚锦始终跟他为伴，共同承担严峻的考验与超负荷的压力，并永远是他精神上的安慰者和鼓舞者！他们有一双儿女，而今都已成家立业。
克异去世之后，是姚锦帮他整理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及短篇小说和剧本的选集《晚晴集》，长篇小说《贝壳》、《面纱》（改题为《城春草木深》），还在继续整理别的一些作品集，准备纪念克异逝世10周年。
跟梅志一样，姚锦也是一位编辑、作家，除了整理克异的作品，她还有其他的作品，正在写作中。
我在十年浩劫中见过形形色色的作家夫妇。有的为妻的，一见形势不妙，马上造作家的反，跟他离婚，“划清界线”，但作家的存折，却还是要的，“偷”也要偷到自己手上。这种叫“运动夫人”，有的小说家曾为这类人画过像。当然，大多数作家的夫人，在困难时是能够跟他们共患难的。
梅志、余明英、姚锦是三位非凡、杰出的女性，她们跟自己的丈夫共欢乐更共患难，她们不但支撑了丈夫的工作，还支撑了他们的生命。她们是炼石补天的立地顶天的女人！
第二部分 佳作出世记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1）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动抓科学、教育工作。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文学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编辑，我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要写这样的题材、主题，第一得物色合适的作者，第二得物色合适的采写对象（如果是写报告文学）。我们想到了一位投稿者刘心武。心武那年30刚出头，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给编辑部有一两次投稿，虽说稿件未能用上，编辑已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假如他写熟悉的教育战线的生活，说不定是一把好手呢！一位编辑遂将编辑部近期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大约过了些日子，心武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这篇题名《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三级（责任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审稿过程中，编辑部内部可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觉得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符合真实的），而且是新颖、深刻、尖锐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造就了愚昧的“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畸形儿，还有像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这样本质不坏的孩子心灵上也深深受了他们愚昧的毒害，这更是令人痛心、发人深思的）；但是小说难以发表。正因为它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包括老工人在街头玩扑克等等）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大好发表（责任编辑的意见）。一种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深刻，很合时宜，应该发表，无须做大的修改（小的地方，如写宋宝琦的父亲可以略做修改，笔触勿过分“消极”；对谢惠敏强调其本质好，掌握这样的分寸就够了）。至于是否是暴露文学，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疗救、帮助宋宝琦、谢惠敏这样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四人帮”带给社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损害，更可怕的是精神、心灵的伤害）、暴露它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这两点就使小说站住了，也正是它合时宜的地方。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的精神，可以发表。作为稿件的复审人之一，我持这样看法。但这样的看法属少数。而编辑部负责人持模糊不定的看法，他觉得发表这样的小说“没有把握”。故下一个步骤是将小说稿送给张光年，请他裁决（当时的发稿程序是稿件一般在编辑部负责人那儿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班主任》属于后一种情形）。
待张光年看完稿件，一天下午，编辑部三级审稿人齐集张光年家里，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作为评论家的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合理意见后“一语中的”。他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显然，他肯定了《班主任》这篇小说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性（同时含有深刻性），这就解除了那些怕尖锐的编辑们的思想顾虑。而尖锐的前提条件是准确，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的揭露或“暴露”是准确的；如果说还需修改，也就是小说人物描写的分寸要掌握更准确。他特别指出，对谢惠敏描写的分寸掌握准确是重要的；另外，对宋宝琦父亲———园林工人的描写分寸也可注意一下。编辑部遂在张光年的指点下统一对这篇小说的看法。
下一步便是找小说作者刘心武交换看法。心武听说《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肯定了小说，自然十分高兴。小说经过心武再事推敲，小作修改（记得也略略加强了石红那个女孩子的形象），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
发稿期间，正值《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茅盾、沙汀、周立波等老作家，有多年不见的“久违”的一些中年作家以及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那时谁也不知道有一篇恢复“五四”以来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短篇佳作行将问世，谁也不知道刘心武这位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即将破土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