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短篇，立即在编辑部造成一股小小的“旋风”。很短的时间内，这五六篇小说，差不多有关的编辑以至评论组编辑都传阅一遍，并且议论风生。这实在是一束有特色的短篇，这个李国文“投掷”的是“集束手榴弹”（借用胡风先生语）！这些小说，涉及城市生活、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方方面面，不仅见出作者有较深广的生活根基，且有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的灵魂独到的观察、感受、解剖，这后一点是颇为难得的，远胜一般生活底子薄，或有生活阅历而没有形成艺术见解的作者。再则，这些短篇小说的技巧圆熟，一般来说构思精巧、剪裁得当、文字精炼（没有多余的废话），读这些小说，使人想起一些成熟的小说作家而非一般青年作者的作品。我当时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些小说富有朝气、锐气，让我们想用中国古诗词中“斗尖新”这个词来形容它。“尖新”在这里不光是新鲜、新颖的意思，还有年轻人对生活里某些不合理或畸形现象尖刻嘲讽的意思。但完全是坦诚、善意的。“斗尖新”也就是竞尖新。这个年轻人在生活里、写作上或许都有点儿锋芒毕露，要显示一下自己在小说创作上小试锋芒亦能出奇制胜。这只要读读后来发表的《改选》，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这篇小说对工会的改选（搞形式主义的树“样板”等等）含有嘲讽的意味；而人物的处理（受群众拥护的老工人突然在改选中死去）、小说的结构、结局等，确实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一个年轻人要以自己创作的作品闯入文坛，我觉得正需要这种冲劲、锐气、“斗尖新”的精神，这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值得宝贵的。且说当时编辑同仁们对这一束作品如何处置，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将这“集束手榴弹”一次抛出来，在刊物上推出一个新作家；有的则主张慎重，先发表“最有分量”、艺术上也相当出色的那篇《改选》，这同样会发生影响；有的则因小说内容、写法之“尖新”而怀疑会不会犯忌，主张小说不要着急发出而从容计议，或许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年轻的作者。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不久，6月8号《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形势急转直下。但李主任并没有动摇，而是很坚定地大体按原计划编他的7月革新特大号，包括发表新作家李国文的小说。而此时他更觉得在如此大的风浪中，先选择一篇发表为宜。人们不能不佩服李清泉的胆识，他居然将新作者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表在7月革新特大号的头条，这样做法，无论就支持一位新作家或支持这篇内容尖新独特可能带来争议、风险的小说来说，都是大胆、有魄力的。李清泉这样做了，7月号革新特大号刚出来曾受到作协一位领导人的祝贺。可是好景不长！李清泉在随即开展的反右派中被划为“右派”。李之划右，7月号“集束手榴弹”式地抛出一批“毒草”———人们不应忘记7月号刊物的头二三条小说《改选》、《红豆》（宗璞作）、《美丽》（丰村作）当时均遭挞伐，经过二十多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被收入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集子中———不能不是他的一宗大“罪责”。而更加悲惨的是刚一露头的青年作家李国文劈面挨了沉重一棒，在所属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据说《改选》这篇持善意批评的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还了得！这个在全国文学刊物刚发表了头条小说的李国文，也因为这篇小说，而很快地神秘消失了。跟支持他的李清泉同命运，但是遭遇比李清泉更惨。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2）
在1979年，文学处在百花齐放的第二个春天（1956—1957年应是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决心找到这个李国文。
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偶然从铁路系统编的一册反映自卫反击战的报告文学小册子中，见到李国文这个名字，这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李国文呢？很可能是，1957年他不就在铁路系统工作吗？很快从铁路系统一位作者朋友那儿打听到他的单位、住址。恰巧这时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来消息：李国文有一部长篇稿在他们那儿……
我和女编辑向前在城市西区一幢幢两层楼的铁道部普通老式楼群（可能是50年代初建的）中找见了李国文两室一厅的住室。主人刚刚出去，接待我们的他的孩子，要我们稍等一会儿。李国文的客厅兼书房非常简朴，没有看见很多的书，书桌上放着几本内部印的小开本译文丛刊以及笔墨稿纸，这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普通铁路职工的住处。国文来了。如果在大街上见面，我不会认识他了，他的体型发胖，脸也似乎变得宽了点，身体显得结实，气色很佳，两鬓已略略染霜，是几十年坎坷经历留下的痕迹吧？我问国文你几多岁？他说我属马的，今年50整。可不，那年他往编辑部送稿时不过是27岁的青年人，接下来的二十几年就是二十几年的苦难。说起往事，我说我们编辑部同仁感觉内疚，可一直没有机会同你面说，你为那篇小说付的代价太大了，不如当初不发的好。国文笑笑说，我一直记得李清泉，还有崔道怡，感谢他们对我的扶助。李清泉不是跟我一样倒霉了吗？这没法说。现在他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魄力不减当年啊，发了好些新作家的好作品……国文说话使人感觉他有一种持重感。回想当年他那几篇小说，包括《改选》不也是慎思后的产物吗？只不过稍露点锋芒而已。假若不是当时那样一种气氛，那样极其错误的对“敌情”的估计，他这位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忠贞卫国之士，不会被错误地处置。而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株岁寒后的松柏，他是坚挺的、沉稳的，不改苍翠之色。国文慢条斯理地谈，像是拉家常，讲了他这几十年的经历：与劳改犯人一起“苦力的干活”，修铁路、修公路，参加农业劳动，先是在太行山区，后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湖南到东北，从东北到大西北，大体是沿着铁路线跑。最艰难的日子是60年代在柴达木盆地，活儿重，又闹饥荒，熬过来就算不错了……不过收获也是大大的，积累了许多素材，也没有完全放弃写作，有时还练练笔，60年代后期也在地方刊物上发过作品，不过是用化名。从来不敢设想向大刊物投稿……看来国文并没丢弃他的笔；加上那浸染着血汗、情愫的丰富阅历，这枝笔肯定会再次“生花”的。我们自然也诉说了“找你找得好苦”，向他索要“第二个春天”的第一个短篇。国文说他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可能还需做些修改。他满口答应：“第一个短篇一定给你们。”
从他家告辞出来，我想着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伏久者飞必高”。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国文的稿件。
大约二十多天后，国文的电话来了，说短篇已完稿，于是我和向前第二次出访他家。这次呆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急于回编辑部“先睹为快”。
国文的第一个短篇，就是《月食》，他“一炮打响”，可以说当年那个写《改选》的作者而今又重振雄威，名满全国（那年———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高峰），以致惹得东北有个家伙一再给编辑部写信冒充他就是写《月食》的那个李国文。《月食》在这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光荣获奖，名列前茅。“长老”们，所有评委和评论家们均无异议。一位喝过延河水的老作家问：李国文是不是小鬼出身？是不是写他亲身的经历？他对太行山老区那样熟悉那样有感情！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李国文他是上海人，学生出身，他那时在太行山受苦受难。正是在苦难中，人民援助了他，他和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情谊。这是闲话、后话。再略说说小说面世前的情形。作为第一个读者的女编辑向前充分肯定了小说。面对国文一丝不苟写得工工整整的小楷字，我不知不觉被小说的人物、情景吸引住了，几十页的一大摞16开的大稿纸，不知怎的，很快掀到了最后一页。说实话，我忘记了小说的结构、技巧、作者的某些意识流手法等等，而是被他的人物、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无论是子弟兵的母亲、还是小八路出身的报社记者和他那分隔了22年的农村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崇高、美好的感情，作者的深意，借助那生动的形象、细节（如妞妞的22年等待、22双新鞋），居然征服了我这个编辑的心，我相信也会征服读者的心。我情不自禁地在小说稿签上写了几句话：人美、心美、情更美。我也明白了，国文没有给我们讲的他积累了二十几年的那些内心深处的话。通过小说的形象一下子倾吐出来了。国文还是1957年那个国文，他惦记着人民的命运，关心着执政党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底层的二十多年，他同人民结合得更紧了。在执行副主编葛洛拍板下，这篇小说立即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3月号的头条。
张有德小说《辣椒》的辣味儿
张有德当过长时间乡村小学教员，他是个本色的、外表有些腼腆、性格内向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弄起写作来，往往钻得深。他在青年时期写得较多、较有影响的是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有《月光下》等。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他给《人民文学》寄来短篇小说《辣椒》，这篇小说当之无愧地发在当年第4期小说的头条，后来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时拨乱反正，敏感的中青年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可以说全是政治方面的主题。有些作品今天再读已无甚意趣，成为“过眼云烟”。而有的作品如果是得自作家对生活独到、深刻的观察体验，又凝成匠心独运的艺术，那么它就经得起咀嚼和时间的检验。张有德的《辣椒》便属于这类作品。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叙述表达的似乎全是一些很平淡的日常生活。两个通讯员出身的土改干部和农民宋大伯结下了深谊。以后尽管他们当了县里的农林局长、水利局长，宋大伯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难以接近的官儿看待，照例每年给他们送两回他们爱吃的宋岗村的特产红辣椒。可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尽管两人已官复原职，其中一个农林局长的王双合却再也吃不上宋大伯送给他的红辣椒了。这其间的缘故，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而今他的心情是沉重、痛苦的。他和他的朋友、水利局长李冠一的区别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走资派”，宋大伯被诬为“黑参谋”，他因怕“沾包”，不敢得罪造反派，竟当面拒绝了宋大伯这个普通群众送给他的红辣椒……这一来，可就深深伤害了宋大伯这个对他怀有深情厚谊并抱有殷切期望的普通农民的心。相反，在同样受冲击的情况下，李冠一的骨头却比他硬得多，他不仅不接受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名为此而吃了许多苦头，他也没有拒绝苦难中宋大伯送给他的关爱，那意味深长的红辣椒。宋大伯继续给李冠一送红辣椒，却不给自己，这已成了王双合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一块心病。肉体上的创伤弥合需要时间，心灵创伤的平复更不是件容易事。宋大伯对王双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看法，那心灵上的“情结”并非那样容易解开……尽管两个朋友，再次一同下乡去找宋大伯，李冠一也为自己的朋友说情，宋大伯在他们告别前的最后一分钟为王双合补送了一串红辣椒。但王双合心里明白，李冠一、宋大伯也都明白，而今这红辣椒怕是只有它自身那点辣味儿了！人情不能勉强。王双合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怕是只有靠他今后自身的行动来找回了。我欣赏作者于看似自然、平淡、平静生活的流泻之中，有节制地、“不动声色”地写了人物内心深层的波涛（矛盾、痛苦）。这波涛、痛苦可以说是十分政治性的，而这政治方面的痛苦、反思（因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软弱、动摇而造成的后果），不是通过直露的表白、忏悔，而是通过极富生活味儿，人情味儿的情节、细节，极深沉、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不管写什么主题（政治主题、人生主题、爱情主题等等），我以为小说家要做的，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掘、提炼，再“还原”成生活原样儿，自自然然展现人们的行动、心理。只有在生活中观察深、感受深、发掘深，方能表达得自然、表达得深。张有德《辣椒》正是这样一篇作品，它完全不是主题先行式的概念化的说教、肤浅的表达，而是生活中他那些准确、深刻的观察（包括对人物内心深层的揣摩）的自然重现，所以，它经得起琢磨、咀嚼。
唱赞歌的张承志
提起发表过《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佳作而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我管他叫做“红卫兵”出身的作家。因为在他成为作家之前，我就听熟知他的人说起过他，他是著名的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红卫兵，老三届，下农村、去边疆插队……这的确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从这里边，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张承志就是其中一个。至于他们的“心路历程”呢？张承志曾在小说《北方的河》的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从最好的意义上说，这些“红卫兵”出身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是些理想主义者，虽说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失败、幻灭……但他们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因而有不断的追求、奋斗、思索、选择。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在听说他曾是“红卫兵”的同时（那是1978年），恰好我们这里调来一位女编辑王扶，她说她认识张承志，他近来正在考著名蒙古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他同时也在写小说。那时北京有一些年轻人的集会，讨论他们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王扶说她去听过这样的集会，恰好那天张承志在发言。张承志绝不讳言他是红卫兵出身，为一些正面的理想热烈地辩护……我没有见过张承志，听了这位女编辑的介绍，我对张承志这个人感兴趣了。我对她说，我赞成你向张承志约稿。数月后张承志已考取翁独健的研究生并且交给王扶他写就的一篇小说稿，这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当时是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稿。那阵子正处在评论家们说的“反思文学”阶段，编辑部收到的小说稿描写“四人帮”肆虐时期的生活时多是采取揭露或批评的态势，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更是不例外地多是写极“左”路线对青年的迫害以及他们不幸的遭遇和忍受的苦难等等，这当然是真实的。但张承志这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却是以抒情散文的笔法，以“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为背景，热情洋溢、无限深情地赞颂草原上那些淳朴的牧民，赞颂蒙古族的牧民母亲；这样一番和劳动牧民们艰苦环境里同呼吸、共命运的难忘经历，甚至启迪了一个人眼睛向下、永远同人民结合一起的人生之路。这同样是真实的，而且具备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我读张承志的手稿就有这样的感受。尤其他又是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那真挚的激情力透纸背。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