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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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再次试笔，确实显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才华———对生活探索（思考、问询）和表现的才华。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最后一期。
1979年开春，韩少功寄来一篇小说《最后四只鸡》，这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读过这篇小说原稿的人，无不感动得落泪。作品以70年代“四人帮”在农村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为背景，他们粗暴地剥夺了社员种自留地、饲养家禽的权利，结果酿成悲剧。一个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曾以十几个鸡蛋和甜酒为集体的耕牛添力的女社员月兰却因为了供养孩子上学而仅存的四只鸡被公家的农药毒死而自杀身亡。作者感情委婉深沉，直面现实，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路线反人民的实质。这是一篇优秀作品，表现了作者的胆识，显示作者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对生活的体认和表现更加深化也更富有作家个人的特色。然而在送审过程中，主编坚持要将《最后四只鸡》这个题目改掉。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的考虑，要冲淡一点它的尖锐性，作品遂被改题为《月兰》。结果载有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4期要目广告登在前，题目仍叫《最后四只鸡》。而刊物出版在后，小说改题为《月兰》。遂在读者中闹出了误会，以为《最后四只鸡》有“问题”，临时抽下，补上《月兰》一篇。从《月兰》这篇小说起始，韩少功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地位，也是正在崛起的文学新军湘军中重要的一员。
1980年下半年，韩少功给《人民文学》一篇新作《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以“大跃进”时期开垦荒地办农场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农场场长张种田，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具备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却又不讲科学、不顾实效，盲目蛮干。他大公无私、生活艰苦朴素，却又强迫年轻人实施清教徒式的生活，粗暴地禁止他们谈恋爱，甚至以奇特的方式———模拟一个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来“考验”年轻人的立场是否“坚定”、“可靠”。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却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独断专行，工作方法简单，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结果阿谀奉承的人得逞，真正爱护领导、敢提正确意见的人反而受到压制……农场以年年亏损、没有效益而终于被宣布解散。这既是张种田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小说中的青年主人公“我”———带着深沉、复杂的感情来反思“茅草地”。我们也从“茅草地”这面小小镜子来思考那刚刚过去的时代的某些人和事。
无疑，小说《西望茅草地》意味着青年作家韩少功的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首先是他对人物和生活的把握更加准确而客观，这正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长期苦苦追索、求索的结果。对生活和人物（包括人物性格、心态情绪等等）的表现，他改变了“单调”，创造了更加接近真实的“复调”，这也是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茅草地”原稿送到编辑部时，初审者和复审者都给予基本的肯定。但送至拍板的副主编那儿，他差点儿给以否定。可这并不奇怪，因为副主编对小说中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形象的描写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自己就是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他对老干部形象的描写自然有发言权。小说组遂传阅了这份原稿，并开了《西望茅草地》的讨论会。小说组全体人员参加，请副主编也出席。这次会取得了很好效果———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小说组的一些同志充分谈了张种田的形象创造值得肯定的理由；副主编就张种田形象把握的某些不足谈了很具体细致的意见，有些很富建设性，值得提供作者参考———于是达成了共识，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作品，争取改成一篇佳作在刊物发表。
韩少功出道（2）
韩少功来京，听取了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建议。小说很顺利地改成，得到了副主编的肯定，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小说的头条。
评定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由张光年（他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主持召集了一次作品的预选讨论会。在这个会上，编辑部一些同志发言，力主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列入候选作品中。张光年认真听取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这就为《西望茅草地》最终入选全国优秀短篇之列创造了条件。
叶蔚林获奖短篇《蓝蓝的木兰溪》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界有一支崛起的“湘军”新军。像这些名字：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水运宪、谭谈、任光椿、何立伟、彭见明等等，在70年代末期以前，恐怕对全国多数读者还是相当陌生的。湘军新军的崛起自然有其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若论人的因素———论其“家世”，两位老“湘军”沈从文和周立波对一代新军的“血缘”式影响则是不应被忽视的。在这株枝叶繁多的湘军新树上，叶蔚林这一枝有其“独秀”的不同于别人的魅力。
“湘军”不全是湖南人。叶蔚林原籍广东，但他曾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湘南一个瑶、汉杂处，风光旖旎，民俗古老，靠近广东的山区，这是他制作最先一批中短篇佳作灵感的源泉。叶蔚林的小说创作在求美求新上自然深受他的前辈大师沈从文等人的熏陶以及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在新一代“湘军”作家中，叶蔚林更是一位文体专家，他的小说文笔之美，遣辞造句之求美求新，讲求韵味，恐怕是与他同时的某些新作家所不及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小说家还是应讲究语言、文字，这样会对你内涵好的小说更增加三分魅力，否则会减去三分迷人的力量。
叶蔚林以一个独具风格的新作家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因为他那个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
叶蔚林在1979年2、3月间将小说稿《蓝蓝的木兰溪》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那时联系中南地区小说作者的是王朝垠编辑。这是个目光敏锐、判断准确、从不轻视无名作者来稿的编辑。但王朝垠事务繁忙，加上要准备去云南前线采访，叶蔚林的小说稿放在他抽屉里，近两个月没有来得及阅读。5月间他要出发了才将叶蔚林的小说清理出来。一看之下，他吃惊了，感觉是这样一篇好小说。他连忙提笔给叶蔚林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抱愧地讲自己不该将他的佳作压了两个月。这才在稿签上写下他对小说稿的评价，快快将稿件交给了复审人。
作为第二个读《蓝蓝的木兰溪》这篇稿件的人，我首先被它优美、鲜活的文字语言所吸引，心里不断生出一种熨帖感，如同自己是一块起皱的布被它烫得熨熨帖帖、美滋滋的。像这样的写景：
菇母山腹地，有一道清流，人们称它木兰溪。木兰溪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挽起两岸错落的村寨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组成了木兰溪公社……
像这样的情景交融中写人：
……明月初开，夜色清朗，傍山小径，浓重的暗影，刀也割不开，针也刺不透。我走着，仿佛潜游在凄深的海底，而山上人家那些疏落的灯光，就像海底的磷光。没有风声，也没有虫鸣，深山中极度的幽静，使人感到恐惧。就在这时，这边山，那边山，广播突然响了！一阵洪亮的吹奏乐，迎面扑来。霎时间驱散了黑暗寒冷和寂静。接着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圆润，那么柔美。它揉和在空气中，颤动着，流转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播音员讲的是瑶话，我完全听不懂。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懂的语言，却包含着无限的内容；正如没有歌词的乐曲，更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联想到流泉和清风，蝴蝶和鲜花；联想到阳光在绿叶上波动，鱼群嬉戏在涟漪间……我知道说话的人，一定就是赵双环了。我努力想象她的模样，但想不出来。
是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容颜美、心灵也美的山乡公社年轻女广播员。这样年轻、单纯的女子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极易被某些地方小权势人物所利用，一下子送给她们许多荣誉，什么劳模、党代表、学毛著积极分子等等，但她们不过是这类权势人物兼封建家长攥在手中为自己往脸上贴金、升官的“奇货可居”的工具。他将她同人群、社会隔离开来，甚至连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护”、监视，更不用说自由谈恋爱，那是“大逆不道”，万万不许可的，必定要受到他严厉的惩治。小说《蓝蓝的木兰溪》所写的正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古老山乡一个美丽女孩赵双环和她年轻情人的命运悲剧，极“左”路线和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摧残美好、善良人性的悲剧。这样的主题和真实故事，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9年，自然有其积极意义；更何况作者动人的语言艺术，又给作品增添了光彩呢！所以我支持王朝垠对小说稿的推荐，小说经执行主编终审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但当时发的位置并不显著。其后在1979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蓝蓝的木兰溪》没有争议地入选全国优秀短篇。新作家叶蔚林来京领奖，头一回站在北京的公众面前。他是一个40出头微胖的中年人，那灵动的眼神闪烁着广东人的智慧。
张抗抗获奖小说《夏》
张抗抗成名较早，70年代后期即出版过长篇小说《分界线》。1980年春天，她给了《人民文学》一个短篇《夏》。编辑认真看了稿，郑重写了意见，认为此稿不宜用，拟退。当时编辑部曾有一条规定，凡是知名作家的稿件编辑觉得不能用的应送交复审人过目一下，这是出自一种尊重作家的慎重考虑，于是我成了《夏》这篇手稿的第二个阅读者。
《夏》是我那时读到的第一篇写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夏》写的什么呢？写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刚刚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们遇见的令他们困惑的一些问题。这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而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而另一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的那些自以为“最革命”的思想）长期对人们精神的禁锢并不会自动解除，也没有消除。于是发生了新、旧两种思潮的碰撞、激荡，通过人们的不同做派、行为，通过人际关系表现出来。大学生活也不例外。张抗抗正是敏感地写了这一时期大学校园的真实生活。青年大学生梁一波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收藏一帧同班女同学送给他的少年时代的泳装照片，会在班级引起轩然大波？嘁嘁喳喳的议论不说，党小组长、一位叫吕宏的女同学正儿八经地找他谈话，寻根究底地追问他和那位女同学的关系，其后又暗中窥察他们的行动，弄得他无所措手足，为避嫌疑只好回避与女同学来往。政治课考试，一位女同学回答班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时，说是获取知识与知识贫乏的矛盾，竟被扣除30分，其原因是她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有一个同学并没有像梁一波那样困惑、迟疑。她虽说感受着种种不正常的压力，仍然无所畏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知识的海洋中努力进取；在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如成立文学社、办墙报等等）中不回避人际交往（包括同异性同学的交往），不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这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青年女大学生岑朗的形象。她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不愿意再将自己禁闭起来，而力争做个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并以自己的行动来打破校园里沉闷、压抑的空气。这样的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但在70年代末期的大学班级里往往被视为有争议的人物。所以评选“三好”学生，尽管被提名，最终仍是通不过。当面对班级里某些“正人君子”的重重压力时，作者描写岑朗“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交织着痛苦、气愤、焦急，却没有怯弱”。但她心里仍然想着，“早过了夏至，是仲夏了”，为何还这样呢？对时令的说法自然含着象征的意味。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至少写出了三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岑朗，一个是略带迟疑、终于赶上去的梁一波，一个便是那“正人君子”、神经衰弱的吕宏，而令读者对他们的生存态势、精神状态产生一番思索。我读完小说，觉得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出格”“犯忌”的地方。至少就我所了解的那时大学里的情况说（例如由于“左”的禁忌或莫名其妙的想法作祟，在一个名牌大学的图书馆，竟不准许中文系的学生借阅《十日谈》和《红与黑》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张抗抗所涉及的那些“左”的或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某些不正常状况值得人们注意。如果认为这样的小说“出格”、“犯忌”，那恐怕是阅稿者的思想还有点跟不上形势。我遂与初审者交换了意见，确定这篇小说应该留用。张抗抗的《夏》于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夏》没有什么争议地获奖。
《内当家》和王润滋
王润滋，人如其名。一个面色红润的中年汉子，那时在烟台地区戏剧创作室当创作员，常住老家威海。80年代初期，他是《人民文学》的一个辛勤投稿者，但那时还没有人见过他。他每篇稿件字都写得很工整。负责联系山东地区的刘翠林编辑，作风认真、细致。王润滋寄来的每篇稿件她都看，不合用则附上一些意见给他寄回去。王润滋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1980年快近冬天，刘翠林对我说，王润滋新近寄来两篇小说都可以用。我说先拿出一篇来用吧。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12期上的《亮哥和芳妹》。但没想到留下的一篇比这篇更出色，这就是《内当家》。
1981年年初，刘编辑和我去山东威海看望了王润滋，才认识了这个讲着一口胶东腔的很“润滋”的人。他是农村人，农村生活的根底很深，又受过中等教育，很早就出来工作，迷恋文学，不大会写戏，却喜欢写小说。
再说他那篇《内当家》，我读原稿后，觉得是当时难得的一篇佳作。作者撷取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人物和胶东农村生活，极其敏感而又大胆有魄力、准确地描写了一个变化的时代，这就是三中全会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而又有气魄有分寸地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对中国怀着友好情意的人们，包括过去的敌人。小说中精心描写的“内当家”———一位极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李秋兰难道不是这样一个形象吗？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摘下了帽子，她没有像他谨小慎微的老伴那样有点儿惶恐不安。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她在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土改分给他们的地主老宅院里照样打井，并且理直气壮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但是突然县上来了通知，说她住的宅院的原主人、与她有宿仇的逃亡地主刘金贵（她的额上至今有这个地主的铜水烟袋留下的疤痕）从国外回到了县上，很快要回老宅院来看看。这是她原来没有精神准备的。果然，打前站的县政府的孙主任登门来访了。他嫌女主人住的院子条件差，“脏”、“乱”，建议封闭正在打的井，将宅院重新布置一番，摆上他运来的沙发、软床等等以接待刘金贵。她虽说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