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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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王润滋的短篇《内当家》名列榜首。
《 三 千 万 》
——作家柯云路的起点
谁能想像，一篇小说的发表能够推出一个新的作家并对这个作家的未来可以有所预测？我想，柯云路正是以他的第一篇作品，使人觉得他具备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新作家的条件。
1980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收到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投稿，小说的题目叫《三千万》，作者署名柯云路，山西某维尼龙厂供销科工人。这样的来稿每个编辑每天可以收到一摞，它很容易被忽略。有幸的是，它被一位年轻的编辑提出来了，放到复审者的面前：“这篇稿件可以注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争取修改？”这篇稿件被提出来，柯云路被发现，这位年轻编辑功不可没。设若他不提出来呢？不会有任何人责怪他。这个编辑名叫王青风。复审者读了此稿，觉得这篇小说的确可以注意。作者有一种热切关心现实，不是回避，不是绕着现实走，而是睁大眼睛正视现实的精神，恰恰是那时某些作者所欠缺的，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至于作为一个新作者，他的文学技巧尚不够圆熟。小说除了问题提得好、切中时弊（提出了工业基本战线一再追加预算背后的不正之风、关系网及人们在“现状”面前裹足不前、束手无策等等棘手的问题），也还有把握不够准确，艺术表现粗疏、粗糙等等的缺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起小说中那些值得充分肯定的东西，这些缺点还是属于次要的、第二位的。当然，如果不经过作者认真的修改加工，小说已有的长处也就难以充分显现出来。小说将是一篇很遗憾的、艺术上未最后完成的作品。编辑部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定请这位从未谋面的作者来京修改作品。
柯云路来了。他那年33岁。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原籍上海，是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出身于有名的101中学。思辨型的红卫兵，然后去山西农村插队，又被抽调到工厂当工人，而今是在“以工代干”。有了这番阅历，有了十多年来的反思、思辨，读哲人著作，读各种书，读生活这本大书，于是有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柯云路。他话语不多，显然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各种人物、事情持探寻的态度，包括此次调他来改稿。《人民文学》副主编亲自带着两三个编辑，向他谈了对《三千万》原稿的意见。我们肯定了小说对现实中问题的提出（我想起了赵树理有名的“问题小说”和其他一些问题小说），但希望他不要简单化的、粗疏的处理。且不要企求在一篇小说中什么问题都解决。解决问题并非小说作者的任务（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作者不可能越俎代庖）。我们只期望小说在现有基础上得到相对的艺术上的完善。作者的确是聪明、善解人意。他认真动脑子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在改稿中避免了我们担心的那种草率的生硬的修改，而是致力于人物的真实性、说服力（弥补粗疏、简单之处）和艺术上相对的集中、完整。这篇小说经过修改后很顺利通过了，发于1980年11月号小说的头条。编者并加了按语：“作者是一位工人，这篇是他的处女作，艺术上的不成熟处在所难免。但他通过描写工业基本战线上几个人物的矛盾纠葛和斗争，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即人们怎样对待社会现状并同现实中的歪风邪气斗争。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感和一定的吸引力，值得注意。”这篇按语现在读来仍感觉是求实的、有分寸的。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柯云路的《三千万》名列榜首。
《三千万》，这是作家柯云路的起跑点。
美的追求者
——记早逝获奖作家王振武
80年代初期，曾经崛起了一位不算年轻的新作家，他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创作员，湖北沔阳籍的王振武。1981年，他在武汉的文学刊物《芳草》月刊本年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作品描写茶乡一位采茶姑娘和一大学生出身的评茶员相爱的故事。浓郁的湖北西部山乡生活气氛及色调，细腻的人物心理，特别是青年女性心理的逼真刻画，讲究的谋篇布局，不久就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注意，先是被一家大型文学杂志转载；次年年初，被评选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者因之到北京来领奖。就在颁奖期间，他又在河南的《莽原》文学丛刊发表另一短篇《新姑娘上路》，也见出他是位青年女性的心理，和农村各色人物心理、性格描写的能手。这之后，我结识了这位湖北老乡作家。以后，我每次回湖北，总要去武汉歌舞剧院一间简陋的单人宿舍去看看他。他到北京来，也到我家里。他大约比我小三四岁。谈起来才知道，我们曾在中南文艺学院同过学，他在戏剧系学习过，后来就分到武汉歌舞剧院工作。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什么拘束。记得他不只一次同我谈过，给小小年纪的他（那时他不过十三四岁），印象最深的文艺学院几个漂亮姑娘，他一一告诉我这两三个标致姑娘后来的命运，谁嫁给了什么人，其后的遭遇。有个顶漂亮的姑娘最不幸，离婚了再嫁，第二次婚姻仍然不幸。那时我们正青春年少，又是学文艺的，谁个对美的异性不敏感，不欣赏？他说的那两三个姑娘，我都有印象。不过他比我对美（女性美是世间最令人倾倒的美）更加念念不忘。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四十大几了，仍是光棍一条。我猜想，他对婚恋对象的设想，恐怕也是高标准，理想主义的吧，特别在美的水准上，不愿降格以求，这也许是多年来他未婚配的一个原因吧？
我听说，他曾在湖北西部长阳县长期深入生活。他最初发表的受到好评的那两个短篇，大约也是从长阳汲取的生活素材。长阳，对于全国许多人来说，那确实是一片未知的相当神秘的土地。我也是听他讲起长阳丰富的民族（长阳居住的大多是土家族）民间文艺，像民歌，舞蹈以及淳厚、独特的民俗等，而萌生了想去长阳走动的想法。但未去长阳之前，我却从他（大约是1981年下半年）拿给我看的未曾发表的一两篇中篇小说稿而沉醉过。我读当代作家们的小说，似乎从未用过“沉醉”这词儿。然而读振武那个中篇爱情小说，我确实是沉醉了，我为小说女主人公茶儿，和她那身处社会底层且身体畸形、绝非俊美的情人，两人突破世俗束缚，而惊世骇俗地相恋，刻骨铭心地相爱而沉醉了。的确这对乡野恋人，和作者叙述、表现，场景、语言之真之美，使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先生早年的短篇《月下小景》。但我的印象，它比《月下小景》更富纵深感、立体感，也更奇美，的确，那是一种奇美。我认为这篇小说的艺术性，可以跟某些流传下来的情爱经典小说相比，而并不逊色。另一篇则是他创造的上古原始人类系列小说之一篇，也很独特。在1981年的“气候”，这两篇小说，读过的人都说好，但似乎难以发表；作者也未要求发表，只不过是请朋友们看看征求意见而已。话虽这么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未能面世是很可惜的。
90年代初，王振武突发中风。才五十多点年纪，为何竟得了这衰老者的病？他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时，我曾去看望他，这时已是病相明显，无法同他谈论创作了，只祈望他病情能够减缓，以至完全康复。但天不赏以年寿，他一病不起，竟在54岁的壮年溘然仙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正是为社会创造佳作之年华，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真是永久的遗憾，中国和世界可能为此失落了一两部永恒的作品。
王振武去世两年后，我终于去了长阳一趟。长阳比我想像的更美更神秀。它是公元400多年，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鄂西土家族先人“武洛钟离”之乡。自那时起长阳就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它还有道教香火旺盛之地、奇绝、秀绝的天柱山峰。一条清江，水质清冽，柔软如缎，婀娜多情，养育了淳厚多情的土家儿女。我想正是山川的灵秀，人情的丰美，造就了王振武这位作家。我相信这位作家的事业，还会有后继者。
1999年3月30日
季冠武的《蚕豆早熟》写了什么？（1）
季冠武是江苏部队一位作家，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即用笔名柳洲发表短篇小说，较有影响的一篇是发在上海《文艺月报》上的《风雨桃花洲》，我记忆中是写战争年代老百姓掩护新四军伤员从敌人眼皮底下脱险的故事。作者怀旧情浓，很带感情写的似乎是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作为编辑，我从此记下了柳洲这个作者名字。
大约1978年秋天，季冠武打电话给《人民文学》小说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江苏省军区的作者，手头有几篇短篇小说初稿，现住西单北工程兵一个招待所里改稿。如自己觉得满意了会给你们送去。我接了电话问我的同事许以，你知道部队有个叫季冠武的作者吗？许以曾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她对部队作家比较熟悉。她说，知道，那不就是《风雨桃花洲》的作者柳洲嘛。我这才晓得柳洲就是季冠武。许以还告诉我，这个作者产量不多，较重质量，一篇就是一篇。他主动打电话来，可能写的东西自己还是有把握的。
我们很希望季冠武的新作，能成为刊物的重头作品。某天下午我便去西单北他的住处看望他。初次见面，我观季冠武的年纪，似略比我大几岁，可能挨边五十了。当然是在部队待得很久的老兵。我问他小说稿写的是什么题材，他说一篇正在改的，是写国营农场干部的，还有是写知青回城的一些故事。可能那篇写农场干部问题的还有点意思。我改起来慢，待我改出来了，才可以给你们看。我说你的生活阅历蛮广嘛。他说地方部队不像野战军，群众工作做得多点。“文化大革命”中什么支左、支农的工作都做过。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不很多，“四人帮”打倒后的近两年好一点，也兴起了写点什么的劲道。我问他跟江苏文艺界或其他部队作家有没有联系？他说，我住镇江，跟文艺界联系不多。作家各人有各人的脾性，看样子，季冠武可能是只管自己写作，不爱跟外界联络的一个单兵。
快过年的时候，季冠武将他写国营农场干部的那篇小说交给我们了。小说题目叫《蚕豆早熟》。我是第一个读的，接着许以、王朝垠都看了，我们感觉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尤其农场副场长“软木塞子”赵克谦的形象创造得很生动，是个“熟悉的陌生人”。至于小说的文字、结构等，我们觉得作者自己已臻完善，几乎不必编辑动什么手脚了。主编李季没有异议。我们很快将其发在开年后的一期，较显著位置。
《蚕豆早熟》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选集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第三册中。
《蚕豆早熟》故事背景选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直至“四人帮”倒台那几年，在省直属珍珠农场发生的事情。而农场整个跌宕起伏的波澜，干部的更替、命运，群众的情绪，上上下下的折腾，又都是围绕蚕豆几次早熟这个中心事件来进行，可谓一瞬间集中了许多的生活。作者的苦思，人物的塑造，“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农场的真实图景（处境），对极“左”指导思想的绝妙讽喻，可以说借助这个“蚕豆早熟”事件的演绎、破译，而顺利完成。
珍珠农场在独臂残疾的转业老军人、场长兼党委书记袁光领导下本是个管理和效益都很好的国营农场，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曾受到周总理表扬。珍珠农场的蚕豆本是为了绿肥效应，可以增进水稻的收成。1970年一万多亩蚕豆突然提前成熟。那时袁光还没有被打倒，务实而灵活的他立刻采取果断恰当措施，来应对处理这突发事件。他认为蚕豆早熟，这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袁光还研究了让蚕豆年年早熟之可能）。完全可以用最快最短时间，将其收摘，让投入城市商业部门收购，进入市场，使市民吃上新鲜蚕豆，农场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但为了最快地抢在机耕前收摘蚕豆，还宜动员农场工人、家属自愿前去收摘蚕豆，给以少量物质酬劳，即每收摘一斤蚕豆得一分钱。蚕豆卖给商业部门是一角一斤，这样公家（农场）得十分之九，工人及家属得十分之一，还是合理的。但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也有杂音，副场长赵克俭怀疑这是不是搞物质刺激？然而事件虽被袁光成功处置，全场上上下下都还满意，尤其普通农工和家属挺满意。他们劳动一场，增加了收入，纷纷到商店去购买一点小日用品。收入最少者，也能买点糖块给孩子。可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