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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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一句话
今年开春，萧乾和冰心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先后走完了他们漫长的人生旅程，辞别了这个令他们留恋又充满忧患和变数的世界。我认识萧乾很早，有几年在同一单位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亲睹了他被人算计，遭围攻，挨批斗的惨景。他本来是很礼遇地被请来工作的，身兼一权威大报的文艺顾问和一文艺杂志副总编，可是短短几个月“蜜月期”过去，他被扔了出去，遭痛整一阵后，发送到底层劳改。数年后，他从劳改地返回，到另一单位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又逢“文化大革命”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仲夏天，他被逼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好人救活，拣回宝贵的生命。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恰好我们又变为同学、邻居。他也是全家都去了，子女在干校办的中学上学，是我伴侣的学生。我常见到萧乾，这样一位在欧洲大陆亲自现场采访过“二战”，见过大世面的中、外名记者，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而今常穿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显得十足的土气。见了熟人，总是客气地面带笑容。没事则孤寂沉默地蜷缩一边。那年月，这个温厚、善良，才气十足，阅历丰富，一肚子学问文章的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幸而他进入老年逢上了改革开放年代。在这最后二十年，他深知时间紧迫，虽说身体渐趋虚弱，有好些慢性病，有时也突发急病，濒临危险，但他不惧怕，从容对付。他深知不惧死，方能活得更清醒，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这相对平静的二十年，他做了许多事，写、译了许多好文章和书，为他心爱的国土和乡亲，献出自己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奉献，如每天他有规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与夫人合译世界现代文学名著、极难翻译的长篇《尤利西斯》。他终于做完自己计划做的事，像一只终生劳碌的工蜂，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他不愿有太多外界的打扰，这些年很少去看望他。只是在我主编《传记文学》杂志时，有一两次去打扰他。虽说接触时间不很长，但印象甚深。那是1995年夏日某天，我坐在他家小客厅里，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他的冰心大姐和巴金兄长。冰心大姐长他十岁，巴金大他六岁，他是他们最爱的秉乾小弟。萧乾是北京一个贫苦蒙族子弟，青年时期，他就结识了住在北京的冰心，她成为他亲近的长姐。几十年，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在冰心面前，他什么话都可以倾吐；冰心也以一个最知心的大姐善待小弟，形成他们长期心的投契，深深的姐弟情。在三四十年代，巴金是青年作家萧乾作品（如《梦之谷》、《人生采访》等）的主要支持者、编辑、出版者，某种程度，也是他写作生活的指点者、出主意者，这是友情的写作与友情的出版的关系，是多么难得而可贵啊！所以巴金和萧乾的关系，也是心的投契，情同手足。这样的友谊，不会因时移世易，气候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共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民族大劫难，这友情的分量，更见凝重了。而今他们都到了老耄之年，还是常常互相牵挂。那天在他的客厅里，萧乾对我说：“冰心、巴金，他们是人民的良心！”
这话讲得多好啊。回去以后，我思索良久。在“左”的路线结束，拨乱反正年月，巴金一篇又一篇“随想录”，通过对亲人、朋友、往事的怀想，揭橥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真诚地反省自己，启示人们分辨美丑、善恶、邪正，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悲剧，呼唤人性和理性时代的到来。巴金表达的正是人民的心声，因之他在读者中享有非一般作家可比的崇高的声誉。
冰心也是一样，她是非、憎爱分明，邪正分明，弱而强，柔而刚。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她的特性。外界读者，对她印象深的是她的清新、优美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对爱和美的倾吐。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性。鲜为人知的是，她在二战以后，随夫君流寓日本，就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随后于1951年与夫君携儿带女，回归她热爱的祖国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拼命想整他们，周总理传了话，作家协会好些人才知道冰心老人真实的过去。萧乾讲“冰心是人民的良心”，这是深切了解他的这位大姐，才对她有这样准确的评价。
1999年3月5日写
1999年3月19日改定
（载《文艺报》1999年4月第31期）
回忆邵荃麟（1）
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许多事情就会淡忘。对接触过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和事，却顽强地在你脑子里萦回着，想忘也忘不了；越想忘记，反而更会牵动你的心，使你越发苦恼。我对宽厚善良的长者、以前文学界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记忆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是个晚辈，只因为工作关系，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有机会接近过他，亲身受到他的熏陶。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劫难，我也参与了所谓“揭发”、“批判”。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深感愧疚与痛苦。前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仿佛是我就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去请教他，得到了他非常亲切、中肯的指点。醒来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位长者的回忆，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1953年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下半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协改称作协，邵荃麟同志来担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荃麟，我早闻大名，他在香港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及撰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重要论文，解放前后在内地有广泛的影响。我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但接触之后，出乎意料地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兼做发稿和美术工作，每月至少有一次去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荃麟同志家里送、取清样。每一次去，荃麟夫妇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他的夫人葛琴同志每次都给我沏上一杯碧螺春。一开始，我发现荃麟有一种非常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他对编辑部已经层层传阅过的清样，依然认真看待，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很严格，总是反复推敲，亲自删改。有一回送去的是位名家的小说。我发现荃麟把作品的后半部删掉了几十行，心想这样大动，会影响页码版面，又得去印刷厂费一番口舌。但话未出口，他就指着清样对我说：“这些地方都是该删的，编辑部为什么不删？这位作家我了解，不要紧，我向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每次发觉清样上有错误，他就这样严肃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来，并且批评编辑部，好像编辑部的听众都在场似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他到职之后，在改组了的《人民文学》编委会里，胡风任编委。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他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30年，荃麟同志这些鼓励创作、爱护作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的话，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作协成立，正是在荃麟主持工作期间。这之后，作协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及下属的理论批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各个小组，学术讨论变得活跃起来，经常起来。记得那时讨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古典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还讨论过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和波列伏依的作品。对杨朔同志的长篇新作《三千里江山》，开了三次讨论会，展开了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荃麟亲自做小结发言，充分肯定了作品的长处，并就作品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缺点进行了详尽中肯的分析。大家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对创作和评论确实都有帮助。正像荃麟说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消极地来批评作品；而是应该以热情的、积极的、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作品，使作者在讨论会上得到亲切有益的帮助。”讨论中有人提到对《三千里江山》应该肯定或否定的问题，他说：“我想最好不要这样简单地来提。我们讨论，应该是具体地分析作品，指出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哪些地方有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讨论不是简单地、笼统地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就行了，因为给作品来打分数是不可能的。”多么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啊！多么严肃、认真而又切实、友善的批评态度和方法啊！荃麟带了个好头！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以后好多年作协便再没有这样正常的学术讨论活动了。
回忆邵荃麟（2）
195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在风云急骤变幻之中，在狂风暴雨之中，更可以看出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善良的长者———一颗老树，是怎样让自己承受着风雨的袭击，而在那里苦心孤诣，劳心劳力地保护着文学的幼树和嫩苗的，尽管这有时是不可能的，非他力所能及。
5月初，要发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帮助党整风，大力贯彻双百方针，还是阻力重重的。我相信这时荃麟是真诚地相信，“新的革命的洗礼”到来了，共产党人要满腔热忱地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作协及编辑部召开了各种“鸣放”会，听取专家、学者、党内外人士提出的各样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会，荃麟及作协其他领导同志是组织者、推动者。这期间，荃麟日夜操心的，似乎就是如何贯彻好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有天晚上，我有事到他家里去（他已经搬家到大雅宝胡同）。王蒙同志也在座，荃麟跟他热烈地讨论着是大鸣大放好，中鸣中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又讨论对苏联文学所谓“前二十年，后三十年”的看法。见我去了，他也拿这些问题问我，还说：“刊物当然不能再‘关门’了，是把门开小一点好呢，还是开大一点好？或则采取‘迎风户半开’的姿态？”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聆听着荃麟的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谈话。他从容不迫而又滔滔不绝地谈着，就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听众，而是一大群人。他的议论，反映了他紧张、专注的，不倦的思考……我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他身体那样瘦弱又那样劳累，该让他休息了。我起身告辞，王蒙也一同出来。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新又那样深，荃麟真是文学事业的真诚、热心的朋友啊！
不久，他去浙江杭州参加几次文艺界的鸣放会，无非还是真诚、热心地宣传贯彻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然而热心反而招来灾祸，真诚未必能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6月初，风云骤变。在杭州文艺界的会上参加过鸣放的人，随后受到扩大化的处理，几乎无一不遭厄运。荃麟的“材料”也有人上送了。他被认为是去“煽风点火”的，处境岌岌可危。幸好对他还是“保护过关”。但在1964年批判他时，他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提，说是杭州开的是“点火”会，“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是后话。
在大风浪中，我印象深的是，他保护了好些人：
他极力保护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党员、文学批评家，他成功了。
他力图保护作家、文学批评家、出色的文学编辑秦兆阳。秦兆阳因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已离职。他身体不好，荃麟批准他到北戴河去休养。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1958年夏天，秦兆阳还是被错划了，不久下放到广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荃麟还是令人感动地，设想细致周到地把秦兆阳安排进工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不然便可能让秦兆阳下放到经过穷折腾的生活更差、劳动条件更差的农村环境，何况又戴着右派帽子，以他那患有严重神经衰弱和胃病的身子，怕是支持不下去了。
他想保护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但是力不能及。1962年王蒙摘帽后，他又把他请去家中。他说，这些年我和一些同志谈过你的作品，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以后又关怀他小说的出版问题，就是在荃麟的亲自关照下，1963年《人民文学》向王蒙约了稿，并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夜雨》。
1959年初，我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荃麟和《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等同志，有感于文艺工作和创作中“左”的思想和浮夸不实之风比较严重，提议评论组召开几次“神仙会”、务虚会，邀请作家、评论家三五个到六七个人，大家谈谈，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一点短文，在刊物上发表。座谈会在北海和天坛公园的僻静场所举行。那儿风景宜人，有利于与会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记得参加会的有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陈白尘、唐彛韧尽；岷竽⑻茝｜等同志都写出了短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自己也写了一篇，这便是《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这是一篇感情真挚，论点精辟，用散文笔法写的创作谈。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短文里，他深刻地论述了赵树理的创作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提出了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南院门口”，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一批人物这样一个著名的、有普遍意义的论点。针对当时某些人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旧题材”和“新题材”截然分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荃麟辩证地、深刻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任何时候，作家必须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作者头等重要的责任，但绝无理由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隔断开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