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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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领导班子改组，新领导邵荃麟、严文井比较注重广泛团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改组第1期（1953年7、8期合刊），有多位上海老作家发表作品，他们是巴金、靳以、王西彦。1954年第3期小说待发稿已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艾芜的《夜归》，邵、严意犹未尽，问编辑部的人最近读的外地文学刊物有无老作家发表的比较好的新作，如有，本刊可以选载。于是有人提出师陀发在上海《文艺月报》去年12期写农村初级社生活的《前进曲》这个短篇，文井、葛洛（时任编辑部副主任）阅后同意，遂及时在第3期转载。作为生长在豫北的作家，师陀很熟悉过去北方农村。这篇新作，显然是他去现今新农村体验生活的一个收获。小说写了初级社一番新气象，一个坚持单干的老农，在合作社社员增产增收的事实面前和社干部热情说服下，终于同意入社，大伙欢快地一同前进。平心而论，这篇新作远没有作者过去写农村的佳作那样达到了历史深度。但老作家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态度仍然值得赞许。后来作者又寄来一个短篇《石匠》（写于1954年4月，爱国村），发于1954年第9期，这个短篇没有像当年该刊发表骆宾基、艾芜等人的短篇那样引起评论界注意。　
　　1958年陈白尘主持编政，师陀曾在刊物发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山川·历史·人物》，这是一篇融历史感、自然风光描写及人物叙说于一体、绝佳的大手笔散文，恐怕只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我们仍继续向师陀同志组稿，1959年我去上海时拜见过他，希望他再赐我们短篇或散文。师陀讲，他原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1957年初到上海作协。写了篇《西门豹》的历史小说，黄佐临要他改编电影剧本，这个事情缠住了他，没法脱身。说到写小说，他说很难，写新的生活有个适应过程。他在山东的吕鸿宾农业社住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提笔；你们转载的那篇，没啥看头。60年代初期创作气氛较宽松，我们曾向他约历史短篇。师陀仍保持沉默，未再给《人民文学》寄稿，直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方赐给我们一篇很见功力的历史短篇《李贺的梦》，发表于该刊第6期。但在此时，读者更加看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老作家这篇小说，没有引起更多公众注意。　
　　靳　以　
　　靳以是我很尊敬的老作家，编辑家。他一直勤奋笔耕，出版过长篇小说《前夕》和无数小说、散文集子，这在40年代随处可见。同时他又是成效卓著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者，与巴金同志亲密合作，从北平的《文学季刊》到上海的“文季”、“文丛”，直到新中国建国后，1957年他们两位共同创刊《收获》杂志。靳以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些文学刊物付出了他的心血、劳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对作家和新作者创作的关心，爱护，支持，在文学界有很好的口碑。如1957年诗人郭小川寄去长诗《一个和八个》，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是绝对不适宜发表的。靳以将稿件寄还诗人，人们说他体现了“君子爱人以德”。1959年在上海作协，我有幸见到百忙中的靳以同志。那年月他承担《收获》杂志的重头编辑工作，要亲自向作家约稿，阅读处理大量稿件，编刊发稿；同时还要参加社会活动，下厂深入生活；晚间挤时间写作。可以说，他过着白天、黑夜连轴转，极其紧张、忙迫的日子。当然他热情似火，但身体精神必然有很大损耗，潜伏着危机，这是人们不大看得出来的。记得他对我讲，他去年（1958年）更紧张，曾有些时候是上半天在工厂劳动，下半天当编辑　。我去那阵子，他每周四都要去工厂车间参加劳动。这情景就像他那年写的小说《小红和阿兰》、《跟着老马转》，塑造的工厂劳模那样一种“革命加拼命”，跃进的精神。我见到的靳以是那么一个高大挺拔，面泛红光，和蔼可亲，正处盛年，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中年作家。孰料数月之后，他心脏病发作过世，终年刚50岁。北京文学界的人，谁谈起他，都替他惋惜，这么好的人、好作家，遽尔长逝，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也会想到，怎样才是更好地爱护作家？　　　
　　上海老作家侧记（3）　　　
　　王西彦　
　　王西彦建国前，是拥有相当作品和影响的知名作家，我是将他与王鲁彦等中国乡土作家同等看待的。两人的小说都表达了对农村贫苦人民的同情，对封建恶势力的抗议。他的长篇《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神的失落》在抗战胜利后的城市书肆是不难见到的，也能引起爱读新文学作家小说的读者兴趣，如《村野恋人》，它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颇能吸引人读下去。　
　　上世纪50年代，我去上海看王西彦时，他有很好的住宅环境。他一边在“华东师大”执教，一边继续从事创作。曾随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是个积极投入新生活，写作勤奋的作家。50年代初期便有写朝鲜前线见闻的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们》、《平凡的英雄》等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我们就约他写小说。他告诉我，他正在写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要写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过程中，从旧到新的变化，这中间很复杂，有曲折、痛苦和反复，这将是很长的小说，就像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苦难的历程》有三部曲。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经历的复杂时代和考验，来写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命运和心灵，这将是时代、历史的艺术画卷。西彦很健谈，他有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用“细言”等笔名在报刊发表，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如60年代中期写的关于怎样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探讨文稿，就遭遇不讲理的批评。他说：我在写的长篇中，如有独立成篇的，可以交给你们发表。我记得1957年反右后，小说作品奇缺。王西彦上半年曾寄给我们一篇小说《艰辛的日子》，题材是写知识分子的，因为篇幅较长，加上读来似略感沉闷，迁延数期尚未发出。正巧赶上反右开始，取代李清泉主持《人民文学》常务的作家俞林上任，他做了一番衡量，将王西彦的存稿发在刊物转为反右的1957年第8期小说头一篇。小说发出后既未引起风波也没有什么反响，可能跟当时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已经转移有点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王西彦笔耕不辍，1979年下半年，赐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晚来香》，我们将其发在1980年第1期。题材仍是写知识分子的，篇幅不长，《晚来香》其实是讽刺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学者在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性格，他的“学术著作”不断地修改，只为顺应权势者的需要，从而改善自己生存处境。至于学术良心，做学问的科学精神，完全被他弃置不顾。这就是这位“晚来香”教授的心态，这当然是人品、学术的堕落，也是环境促使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小说呈现了王老对经历过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观察及反思，表明作者的小说创作，力求与时代同步。　
　　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地下》，那是数十万字，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建国初期，程造之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人民文学》小说组与他建立了联系。1957年程造之寄给我们短篇《杨亚男》，发在第7期革新特大号的小说栏，该期作家创作小说7篇，有4篇反右时挨批判，程造之小说不在其列。我未见过作者，但读他的小说，觉得文笔老练娴熟，结构紧凑；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相当生动地塑造了杨亚男这个个性鲜明的女青年形象。读毕作品便可了然，这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老作家。　
　　1958年，听说他下放宁夏。之后我们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是全家搬迁，生活相当艰苦。他没有再给我们寄作品。直到1979年下半年，我方有机会去银川同他会面。据他讲生活比前几年大有改善，然而在我眼中，他和家人住的房子，及家中陈设相当简陋。他的身体不大好，患有慢性病，但仍未放弃小说创作，说有些素材可写短篇；写长篇就要视身体情况而定了。他是上海崇明人，抗战时期，从上海“孤岛”去苏北新四军游击队，胜利后又回上海，而今在西北待了这多年，可以说饱经沧桑了，但生活依旧清贫，为人诚朴，感兴趣的是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回京后，他于1981年上半年寄来新作短篇《产假中》，登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我的记忆，这是一篇佳作，仍是写的普通市民，是以西北生活为背景。产假中一个青年妇女，一天夫君半夜才回来，原来是不慎撞倒一位老妇，遂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他这样做，她很欣喜。想着若干年前，自己曾被一辆自行车撞倒。骑车人不仅不救助，还骂了声“你没长眼睛活该！”扬长而去。第二天清晨，这个产妇去医院看了受伤老妇，还对护士说：这是我妈！夫君也来了，打听出来，伤者是位退休中学老师，丈夫殁于1957年，儿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只剩她孤单一人。青年产妇遂将婴儿暂托邻里照顾，每天为老人做些好吃的送去，并细心陪侍她，使她早日康复。出院时青年产妇对老人说：我的父母死在西北，我丈夫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我没有公婆。我就做你儿媳，他是你儿子，你还有个可爱的小孙女。我们接你回我家去，赡养你一辈子……故事很简单，作家不愧是写作能手，用他那洗练、传神的笔，塑造了人物，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同情、爱心。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程造之，他于1986年逝世。　
　　丰　村　　　
　　上海老作家侧记（4）　　　
　　建国前以长篇小说《大地的城》闻名的老作家丰村，和师陀差不多，他也是河南籍，长居上海，我曾匆匆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上海文联秘书长任上，工作很忙迫的时刻。　
　　丰村建国后的作品再次受注意，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　期革新特大号上的小说《美丽》，这篇小说写一个单位的女秘书季玉洁和单位首长之间的微妙关系，令她陷入困境。首长是有夫之妇，而季玉洁是单身女子，她当然有权利爱。但共产党员的道德观念却要求她放弃这样她感觉是不道德的爱，理智最终将战胜感情，她很珍惜自己心灵的美丽、纯洁……这是我记忆中这篇作品大体的情节。当年阅稿，我的判断是，作者大胆涉笔一个敏感的社会现象，给以关注和思索，小说是可发的；小说的缺点是刻画人物心理虽说细腻，却稍嫌做作，但无碍小说面世。孰料小说刊出不久，正值反右进入高潮，在《人民文学》第9期，它也被批评者当作有问题作品，遭受批判。它的平反只能是在新时期，也是一朵重放的鲜花吧。　
　　罗　洪　
　　我和女作家罗洪仅见过一面，是在1959年去上海组稿时。上海作协组织联络部的同志，向我介绍女作家罗洪，说她是个老作家，三四十年代发表过不少长、短篇小说，你可以向她约稿。我对罗洪不甚了解，也没来得及读她过去的作品。罗洪那时是《文艺月报》编辑。我见她时，她是个身体偏瘦的中年人，感觉她很朴实，没有一点作家架子，倒像是编辑部的任何一位编辑同事。她说，现在，她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手头没有新写的稿子。直到1964年罗洪同志似乎方腾出手来给《人民文学》赐寄短篇新作一篇，这就是发在当年第2期的《波澜》，文笔老练，写妇女心理细腻，在那个年月，是篇不错的小说。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罗洪已是高龄老人，直到这时她回复了她的第二次创作青春，发表了不少创作回忆录。更令人惊喜的是，上海报载，罗洪多年辛勤笔耕，创作了以自己经历、见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在高龄层老作家中，这是少见的。　
　　施蛰存　
　　1987年春天，我接手《传记文学》杂志工作后，曾去上海看望施挚存、赵家璧、赵清阁等几位老作家，向他们求教。　
　　施蛰存老人在他家客厅里接待我，这客厅不大，很普通，家具陈旧。但我感觉亲切。客厅的朴实无华，就像学者、作家施蛰存本人，也让我想起我曾见过的北京一些有成就的大作家、大学者的客厅或书房。　
　　施蛰存很早就大名鼎鼎，上世纪30年代即在上海主编《现代》杂志，这是一份包容广，很好看的文学杂志，鲁迅的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是在这杂志上登出的。而随后因回答《大晚报》副刊关于读书的提问（文章要写得好，读什么书？施蛰存随手写了《庄子》和“文选”两书），被鲁迅先生指为“复古逆流”。因《现代》杂志首登关于“第三种人”的讨论文稿，施自己也被左翼批评家入列“第三种人”，名声不大好。对早年我这个爱读文学书刊的中学生也发生了影响。1957年，在大学教学岗位上，施先生被划为“右派”，自是在劫难逃。但随着阅读、见闻的增长，施蛰存头上被标出的政治印痕，在我心上日趋淡薄；而作为在重重压力下，能够平和应对，处变不惊，而仍然心无旁骛地做事、做学问，因时制宜，操其文墨生涯不辍，学贯中西、可敬的学者、文人形象，却日益凸显。施先生不仅有早年留下有创新意义和个人风格的小说，中年更有散文作品和大量翻译小说（尤其东欧各国的短篇）面世，而对中国传统诗词及某些古籍的研究或考订更是日积月累，使这位世纪学人（施先生生于上世纪初，我去看他时已是世纪之尾，他年过八十虽动作迟缓点，仍然是个身心健康的老人，他的养生方法是读书、写作不废，做诗填词和写回忆等作品，带弟子）成为一个在我国文化界有多学科建树，海内外声誉日隆的跨世纪、近百岁高寿的学者。我由此次见面，还结识了华东师大施先生弟子之一的刘凌先生，后来他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不少文章。　
　　施先生上世纪末出版的回忆作品《沙上的脚迹》和《唐诗百话》等，他的人生体味，对社会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很值得后代记取、研究。　
　　赵家璧　
　　我去看望我敬佩的前辈编辑、作家赵家璧，是在1987年4月3日上午，在他大陆新村的寓所。赵老年近八十，我向他请教编辑出版方面的事，他爽朗地一笑说，都写在我两本书里边了（赵老的两本书是《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版，都是很快售罄，难得一见的好书），你不是读过吗。当我向他讲起而今编辑出版界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统一；出版社往往将作家的稿件一拖数年，难以面世；出版社最好以丰补歉，作家有价值的好书还是宜及时出版等难题，这打开了赵老的话匣子。他说：我们那时编书出书，条件很差，但总想着为读者出好书，为作家把他的书出好出快，这两条很要紧。作家、读者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没有作家、读者支持，杂志社，出版社，如何生存？他讲的当年他创意的一角丛书，如何适应社会读者的需要，快出、出好，迅速取得社会、经济双效益；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被反动派抓去，在鲁迅先生倡议下，他们如何在一个月内出版丁玲未完全终笔的长篇小说《母亲》，使这本“良友文学丛书之七”出得又快又好，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而又使《母亲》成为当年最畅销文学书籍；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