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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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奉献了有影响佳作的，柳青是突出的一位。
1960年秋天，我曾去长安县皇甫村看望他。村西北角有一座叫做中宫寺的破庙，他稍加修葺，成为自己永久性的住所。夫人马葳陪伴着他。马葳曾是当地的区团委书记，大学生出身，东北籍人，一身农村干部打扮，为人贤淑，性格爽朗。那天是她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我这个“客人”。
柳青那用朴素的白纸糊顶糊墙的房里，一眼看去全是书。柳青是个勤读书、勤思考的作家，他懂外语，熟知马列和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渴求新的知识，思维敏捷，眼界开阔，这使他不同于某些仅仅满足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固步自封，因而停滞不前的“土”作家。他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的富有，与他一贯的极其淡泊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他那身黑色中式布衣的穿着，恰成鲜明对比。他看上去实在像个当地普通的中年农民，最多像个村民办教师或算命先生。他不只一次去某些地、市机关办事而在门房受阻。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作家，把他当成“不宜”进入领导机关的平头百姓。柳青不大在意这些事，对人讲起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
他同我谈的话题很广。印象最深的有：他非常强调一个党员作家、人民作家的情操、操守，而对那种以文艺为“手段”，追名逐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个作家需要观察、表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但是自己一定要“终身保持心灵的纯洁”，同那种投机取巧、追名逐利之徒划清界限。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真的美的作品。这使我想起他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的青年石得富这个形象以及刚刚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青年农民梁生宝的形象，这都是曾使我受到感动的心地非常纯洁的人。我坚信柳青是以自己的感觉、体验去理解、塑造这些生活里的先进人物。作家不是魔术师，污浊卑琐的心灵总难以理解高尚、美好的心灵，遑论写出来！
柳青有他的特性，他确实是终身守着一个作家的本分，专心致志地研究生活、从事创作。他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五月麦子开花，他要外出躲避（他有痼疾哮喘病，经不起小麦开花的刺激，从50年代初期起，他每年要外出躲避），除了通知他必须参加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皇甫村，经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记得那天我离去时，夕阳辉照着皇甫村周围的塬上、村野，照着收工回来、迎面而至的农民们黝黑、健康的脸，他陪我在村路上走着，边走边谈。突然他指着一个刚刚擦身而过肩扛锄头的农民的背影悄声对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关中农民吗？”他嬉笑地告诉我：“他曾是国民党时代这个区的区分部委员，你认不出来了吧？”言谈中作家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他亲历的生活巨变的欣喜感、自豪感，给我印象极深。“文化大文革”浊浪乍起，强迫他离开住了十二年的皇甫村。他被关在“牛棚”里，身心遭受残酷的折磨。但在1968年10月当听说工宣队要进驻时，他抱着炽热的希望写诗一首：“落户皇甫十四载，事半人在心未灰；堆中蜷曲日如年，盼望大哥放我回！”1978年5月他已沉疴不起，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朝阳医院的病榻上靠氧气瓶维持生命，但仍在朝夕口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真是一个用终生实践着“为文学卖命”的誓言的人啊！
柳青和孙犁（2）
柳青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爱文学之心与爱人民之心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是以文学来为他热爱的人民服务。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关心人民事业的兴盛发展，这正是他纯洁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他的赤子之心所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某些行为有些像老托尔斯泰（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熟读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他有很深的影响的中国作家）。我去看他的那年他刚刚把《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他所在的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受饥荒灾难的俄罗斯人民，为他们设立食堂，主持募捐。1961年皇甫公社牲畜管理不善，死亡骤增，柳青与饲养员座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由饲养员、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最后还经长安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曾花数年时间写成一部供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972年柳青身在缧绁之中，听老家来人讲起陕北高原连年干旱、人民生活遭受艰难的状况，还以不忍之心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他说，“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901年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直言批评东正教，而被宗教院“开除教籍”。柳青和托翁虽说时代及出身的阶级不同，但都属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中对柳青打击最大最灭绝人性的两件事是，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在麦子开花时节，却不让他外出躲病，不给他应有的良好医疗，这加速、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件事是爱妻、贤内助马葳受迫害跳井自杀身亡。柳青曾万分悲愤地说：“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我呢，是损失最大最大最大，我已经家破人亡了！”
倘若假以天年，作家柳青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近年有人因《创业史》第二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有某些“左”的影响，而恣意贬低柳青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我觉得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分析、估量一个作家。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时代、历史的局限性。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很具体地感知他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之辈。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我同作家孙犁可以说没有什么个人联系。50年代初期在作协的一个会议上初次见到他，高高的清瘦的身子。50年代后期，曾去他家看过他，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读他的作品比见到他这个人要早，听他的同辈作家们说道他也不少。他早期的作品《村歌》、《荷花淀》、《嘱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后来成书的《白洋淀纪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喜欢他作品抒情、含蓄、简练、淳美的个人风格。1956年我在一家全国文学刊物工作，我们一再向他约稿。在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亲自出面下，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孙犁送来他的新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这是当时我读到的最可喜的一个中篇小说。篇幅不大，写得那样轻灵，但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富有诗意。真是举重若轻，余味无穷。而今重读，更觉得它富有古典风味，那栩栩如生的人物，那童年的怀想，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只要你是个热爱生活，追求真、善、美的人，你就不能不服膺作家孙犁求真求美的执著之心和艺术功力。自然《铁木前传》1956年下半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些怀抱着文学教条主义的偏见并未很好理解作品也不愿理解的人们的声音，我们不大在意它们。其后在6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编辑岗位上一直追求孙犁的《铁木后传》或其他小说新作。虽说知道孙犁身体一直不大好，在养病，可能没有那样大的精力写《铁木后传》。
孙犁和柳青是个人风格非常不同的两位作家。但两人有很多共同点，这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说的高洁的人品、文品，纯洁的心灵，对生活热爱，对文学、对读书专心致志的“痴迷”。与柳青主要写长卷不一样，孙犁是以写短篇、中篇为主。在那些写得轻灵的诗意盎然的小说、散文作品里，他为读者贡献了战争时期多少美好的心灵、性格、形象啊！尤其是众多青年妇女的个性、形象。孙犁的作品，如同柳青一样，也在影响着一代人、一代的文风。据我所知，老一点的作家中，像孙峻青，他公开说走上写作之路，是受了孙犁作品的影响。而今活跃在文坛的一代作家像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等不仅受孙犁影响，且是直接受惠于孙犁本人。他们最早的作品是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甚至新一代最有影响的作家贾平凹、铁凝等人，人们在他（她）们写的早期作品以及最好的小说散文中，明显看见孙犁“神韵”———人格、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
柳青和孙犁（3）
我永远是孙犁的一个忠实读者。粉碎“四人帮”后，孙犁炉火纯青的“耕堂读书记”、芸斋小说，以及评论、杂文、随笔、回忆等是我爱读的。使人想起“文章功夫老来成”这句话。孙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以病弱之躯而能够坚韧地生存下来，并且“老树”又不断地生出蓬勃的“新枝”，为读者写出这样多精美的文章，这是孙犁比起柳青幸运的地方，也是读者的大幸。
我再次祝愿孙犁同志健康长寿！
最后引录孙犁文集中两段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官场。现在我们有的编辑部，甚至于协会，都有官场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
（1980年3月，收入《秀露集》）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收入《书林秋草》）
为严文井画像（1）
性灵是股神秘的风逐我奔向南北西东我将放弃一切只留下楚人的求索痴心这是作家严文井1992年7月29日晚间即兴写下的一首小诗。那天天气暑热，我陪江陵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登门拜访，向他为“荆楚诗会”索要一首诗。严文井保留着我们湖北人的习性，夏天在家里爱光着个大脊梁（湖北人叫“打赤膊”）。光着大脊梁的严文井欣然命笔，躲到他那间被书籍团团包围、暑气蒸腾的书房，冥思苦想两个小时，终于写成以上那首小诗。已经十点多了，我去催他时，他说，你不要催我了！已经写完，抄错了一个字，正在重抄，马上就得。
读了文井这首诗，我和江陵的同志都很欣喜，很感动，尤其是我。我认识严文井四十年了，他是我兄长般的老上级。我觉得这四句诗，正是严文井自己心灵、性格的写照。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心灵经受了多少磨难，而今已彻底皈依了楚人自由求索的精神。我以为，这是通向真理的唯一之路。
余生也晚加上孤陋寡闻，1953年初，我不知道严文井是位作家，只晓得他是个头微谢顶、面孔严肃板正的“文艺官儿”，他离我很远很远。1953年下半年，他成了我所在一家杂志社的主管人，我在杂志社兼做一点编务，他的夫人也是我尊敬的同事、老大姐，我们常去她家开会，同严文井的接触也就渐渐多起来。这时我了解严文井爱猫、喜欢养猫，除了小灵物，他膝下还有另外几“只”可爱的“小猫”（小女孩），她们都在上学。在家里，他是个有情趣的人，喜听西洋音乐，西方小说家他特别尊崇梅里美。当然后来我很快知道，严文井还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写了许多童话，例如有名的《三只骄傲的小猫》。我读这篇童话时常常忍不住开心地笑，要是没有对家里的几只“小猫”深深的爱心和跟她们平等交流的童心，严文井不可能写出受孩子们欢喜的童话。工作上，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严文井确实是位严师。他曾长期担任《东北日报》的副总编辑，养成了对文字工作谨慎、一丝不苟的严细作风。早年，他又是位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深受沈从文、萧乾等美文文风影响的年轻京派文人，所以编杂志对作家们的语言、文风，无例外地要求严格。他要编辑们对作者的文稿，实行鲁迅的办法，竭力删去可有可无的段落、句子、字，并对其语言文字进行必要的修饰。作为定稿的主编，他也亲自修改作者的稿件。1957年我母亲来北京，我才知道文井的母亲在湖北家乡是我母亲的邻居。严母曾对母亲说：“你儿子是我儿子的下属。”因而我更增加一层对文井的亲近感。我业余喜欢弄点评论文章，记得曾拿了一篇去向严文井求教。严文井认真看了，在一个晚上专门找我谈意见。他将我那篇小文，当场批评得“体无完肤”。那天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服膺他的见解。再则怀疑他是不是对我要求太严格了？严格得近乎挑剔，从此不敢再拿文稿向他请教。
那些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头。严文井既是部门的领导，又是机关领导人之一。他虽说是个业务领导人，但这项业务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超乎一切、压倒一切要他抓的是“阶级斗争”。严文井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能够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吗？特别是每个运动发动时总是强调“敌情严重”，什么暗藏的反革命，什么混入党内几十年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啊。他作为机关和单位的首长，动员讲话时能不讲得严厉一点吗？一场运动搞下来自然要误伤一些好人。于是在1957年动员鸣放时，就有朋友讲严文井的基调是“左”和“随”。我当时颇有同感，可不是吗？他是“左”的，也是“随”的。这当然是贬义词，古人有言，“行成于思，毁于随”嘛！细一思之，那时作为单位的领导人，谁人能够不“左”，谁人能够不“随”呢？当然严文井的个性，常被认为有点儿“胆小”。但胆大又如何呢？胆大而不“左”不随，早被打成异端分子，取消当领导的资格了。同样是“左”和“随”，有的人则是乘“左”风而上，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事后仍然铁青着脸，并不反悔。后来的迹象很快表明，严文井属于前者而非后者。1962年下半年再次响起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严文井在一个会上检讨自己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安排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时，我估摸大概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干点正事儿了……”这句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没有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