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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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一次偶然谈起家乡的往事，我方知道，他和我姐夫是中学同学，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他也见过我姐姐，保存着美好印象。他建议我趁姐夫来京开会时约他去他家中小聚。两位老同学相隔了近三十年重又见面。我觉得两人重又返回了青少年时代，不再是文艺领导者或企业领导者而还原成天真烂漫的大孩子。两人都怀旧。姐夫怀念高中时爱恋后来成婚却早逝的我姐姐。文井怀念他的第一个恋人，他叫得出恋人的名字，记得起他们当初约会的情景，在我眼前如同生动的电影闪现。他们纯洁的恋情，被对方家长生生拆散了，他一个穷学生，莫可奈何！我再次感受了严文井一个堂堂男子，那颗温柔、敏感的心。他是个心灵富有的作家，本应以写作为主业，却被没完没了的运动和行政事务缠绕着、磨损着，实在可惜。
为严文井画像（2）
粉碎“四人帮”后，我最早是从过去被整的朋友们那儿，听他们讲说严文井。这些朋友多在外地，错整改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去看望严文井，包括那位过去说文井是“左”和“随”的朋友。他们说，文井对过去做了沉痛的忏悔、反省。他不仅忏悔、反省了自己做错的事，几乎忏悔、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令他们大受感动。当时，我稍感吃惊，我的思想解放的幅度还不大，我未曾听说那时有任何一位文艺领导人有文井那样深刻、彻底的自我解剖和对生存环境的反思。
文井并不完全沉湎于过去。他积极地面向未来。摆脱了工作的重负，近十几年他写的各类文章，远远超出了前30年。他热情扶植、鼓励、支持有为的青年作家及一切向他求教的人。他的精彩的短文，锋芒所向，有的就指向了根深蒂固的“左”疾。他不再是“随”，而提倡“思”，作为天地间大写的人独立的“思”。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细一想，严文井还是严文井，一个“楚人”，一个在心性上永远保持自由求索的人！
萧殷在当年（1）
一
1953年1月5日，我从武汉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报到，被分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人民文学》负责人、一个瘦小个儿、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找我谈话，他就是文学评论家萧殷。
萧殷同志对我说：“把你分到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你自己就得好生学习。你很年轻，这对你是个锻炼。”———说这句话时，他那生动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我感觉镜片后边似有热光闪动。
萧殷继续说：不要看轻了处理读者来信。读者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情况。有些是带共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更值得重视了。我的好些文章，就是从青年人的来信引起的，是为着答复他们提出的文学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这就要在工作中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甚至记笔记的习惯。有了问题随时记下来，分析、思索。我工作了一阵子，小本子就积累一大堆，那上边都是记的各种问题、各种感受……
二
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搬到东总布后边的小羊宜宾胡同三号。这是个安静、幽雅、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二道门里，宽敞的院中有紫藤罗架，丁香花树，迎春花树。一到春天，先是黄色的迎春花开放，紧接着紫丁香开花，满院生香……
大北屋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东、西厢房一边住着陈涌，一边住着萧殷。这时我才知道当时编辑部的两个负责人就是陈涌和萧殷。他们都不是编委。而主编和副主编，基本上是挂名的，四个编委，也不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萧殷、陈涌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两人轮流发稿。当一个人发稿时，另一个人就负责抓编辑部的业务学习和其他日常工作。我来编辑部的头两个月，萧殷正担任后一个角色。
那时编辑部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学术空气浓。譬如说吧，工间休息时间或是饭桌上，编辑们经常讨论契诃夫或莫泊桑的一篇小说，或本刊联系的某个作者的小说，或《文艺报》刚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萧殷、陈涌也参加讨论，甚至争论。陈涌本来肤色微红，争论时面孔就更红了。萧殷发表意见时严肃、认真、专注，头微向前倾，眼神向下；有时又抬起头来，以手势助话语，带客家味儿的普通话，往往滔滔不绝，道理一套又一套，显得很雄辩……
我记得萧殷那时强调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作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作品。但光有生活不行，还必须学习理论，学习文学本身的业务，提高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负有教育人民，改造和提高人民道德品质的崇高责任。作家的描写、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是社会中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作家的责任，显然应该与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有所区别。因而他反对在作品里单纯描写生产技术过程，工作方法，或是图解政治运动，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说教；反对脱离生活，忽略文艺本身特点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对对作品不做深入研究，不做具体艺术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这些基本思想，贯彻于他的编辑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当时写的文章、言论里。
三
萧殷尤其强调编辑应加强学习，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工作水平，做好工作。编辑处理稿件，答复读者来信，不是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严肃的思想工作。编辑虽是文学组织工作者，但更应是文学评论工作者，熟悉、精通文学业务的行家。萧殷、陈涌当政的1953年上半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改组，他们两人离开了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安排了两项经常性的业务学习，一是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白居易的诗），两项穿插进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编辑们轮流做有准备的重点发言，展开热烈讨论，萧、陈亲自参加。编辑部内自然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诗经》和白居易的诗好些人通读了，研究了。为了弄清新旧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大家认真研究和阅读契诃夫、高尔基有代表性的作品，观摩上演的他们的戏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凡翻译过来的，大家几乎都搜罗了，通读了，熟悉他们各家各派的论点。
四
萧殷、陈涌要求编辑们养成思考、研究文学问题的习惯。而练习写文章———记读稿札记和读书心得笔记，是锻炼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的方式。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将编辑工作和写文章对立起来。相反地，提倡编辑们结合工作，结合处理来稿来信，或阅读某一作品有了体会，便练习写文章。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编辑，他们具体指导，手把手地教，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我在处理读者来信过程中，没有想到要写文章。有一天，萧殷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兼卧室的西厢房里，把我介绍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女编辑。原来，这位女编辑带来一批青年读者的来信，要萧殷针对青年读者们提出的问题，写一篇辅导青年阅读文学作品的文章。萧殷说他没有时间写。我在编辑部是处理读者来信的，这篇文章可以让我写。我诚惶诚恐。但在萧殷鼓励下我勉力为之。文章初稿写成后，我送给萧殷过目。我至今记得，他帮我修改、增添的字、句。文章送出后，很快发表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17期，题目叫《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不久我又写了篇文章：《一本作家谈创作经验的好书》（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作家与生活》），是陈涌具体指导，经萧殷之手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的。当时我不过是20刚出头的年轻学徒编辑，没有他们的具体指导、帮助、鼓励，不可能在全国性的刊物发表文章。
萧殷在当年（2）
五
萧殷在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肃的长者，然而在日常接触中，他又是个活泼、愉快的人，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任何的矫饰，他把心交给你。
工间休息时，我们在丁香树旁晒太阳。有时有严肃的讨论，谈论某篇作品或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是随便聊天或开玩笑。这时萧殷、陈涌也参加进来。萧殷常讲他在战争时期去村里做群众工作，遇见一条恶狗，差点儿拿枪对付狗的经历。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当时那窘迫味儿，苦涩味儿，全出来了。那客家话的“狗———狗！”字，给人印象特别深。大伙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萧殷自己也笑了，笑得坦诚、天真。
有时萧殷在编辑部内，当着大伙儿的面诉苦，原来是他心爱的女儿“萌萌”病了，“萌萌在家没有人照管……”
他常提到“萌萌”。星期六下班后，有时看见他在家门口，跟这4岁的小女孩聊天、嬉闹。这时，他完全沉浸于父爱中。
六
我住在四合院内侧的单身宿舍里。星期天，常听见东、西厢房里竞相播放音乐唱片，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贝多芬啊，莫扎特啊，门德尔松啊……有些我听不大懂。有天上午，我路过萧殷房门前，不禁停住脚步，那音乐实在太美妙、太动人了。这时萧殷正好开门，他要我进去听。他那留声机是陈旧的，显然是从东安市场的旧货店里搜罗来的。萧殷动情地对我说：这曲子真好！你也喜欢听吧？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弦乐四重奏）。这曲子是柴可夫斯基根据一首民歌曲调创作的。传说他有一天听见一个石匠在花园的窗下哼一首歌，曲调优美、动人，把他惊呆了，于是他根据这个曲调很快创作了一首乐曲。后来给托尔斯泰演奏，托尔斯泰感动得流了眼泪。的确，这曲子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苦难、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性格，可以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了不起呀！这曲子经得起反复听，越听越感觉它浑厚、深沉，内涵丰富，余味无穷……萧殷那深情的赞美，使我感觉他重又沉入乐曲创造的境界中去了。
那天上午，在萧殷的讲解下，记得还欣赏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萧殷对他的每一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的来历，几乎都能讲出段甜美、曲折的体验。那些唱片多是他从东安市场、琉璃厂细心搜罗来的。自珍、自得之情不加掩饰。
萧殷不但热爱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喜欢欣赏中外名画、名人字帖。印象中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字画，俄罗斯现实主义大画家的名作，他也用心搜集。在他书房里，悬挂着希什金的名画《田野》，还有齐白石的花鸟小品。
远在30年代就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又竭诚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萧殷，他不是一个眼光短浅、兴趣狭窄或者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个心胸开阔、兴趣广泛、生动活泼，如同列宁所要求于共产主义者的那样，不断用人类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人。
七
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时召开的座谈会甚多。我不知在哪个座谈会上发言，谈的是过去理论批评工作方面的缺点、问题，涉及了萧殷（那时他早已离开《人民文学》，离开作协他负责的部门———普及工作部）文章中的某个论点，我表示了不同意见。不意这篇发言被摘登在《作家通讯》上。我很不安，心想萧殷是我的老上级，这样摘登出来，岂不是对老师、上级的“冒犯”？后来见了萧殷，我主动提起这事，意在做点解释。萧殷亲切和蔼地微笑着，连说：“这有什么关系嘛！”又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我的精神负担顿然解除，对萧殷，我又多了一层敬重。
八
1962年初春，我去广州出差，我惦着萧殷同志，很快去看望他。他这时正在革新《作品》杂志，兴致勃勃地谈他编辑《作品》的种种设想。刊物要有基本的作者队伍，但这队伍又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搞了几十个特约撰稿人，包括港澳作家，把他们的名字登在版权页上。刊物要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搞了些新栏目，如“谈薮”、“诗文杂记”、“文艺书简”、“创作谈”等等，还登翻译作品。总之，想把《作品》编得具备自己的风格，新颖别致，内容充实，形式讲究，引人入胜。事实上，这段时间，萧殷将他的心血、精力全都倾注于《作品》的编辑工作上。在60年代初期，《作品》杂志以它那内容的多姿多彩，开本样式的精美、讲究，在全国文艺杂志中，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萧殷大约是1955年即离开全国作协的工作岗位，去南方体验生活。那时听说他要写长篇小说，后来在刊物上也见过他发表的作品片断。但是“命中注定”，他总是被安排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他也乐于这样做。他去南方不久，编辑杂志的担子落在他身上。后来又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他为编辑杂志，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教育、造就文学新军而耗尽精力。
萧殷是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但我以为，他实质上更是位“无名英雄”，长期做文学编辑和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慕荣誉，不计较名利、地位，“为他人作嫁衣裳”。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了无名、未名的青年人。今天全国闻名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受过他的亲切教诲，切实帮助。一批文学编辑，是在他的扶助下成长的。他无异于“文学车间”的“工作母机”。这种精神感人、可贵。
萧殷在当年（3）
九
十一年后的1973年，那时我在《体育报》社工作，去广州出差，我仍惦着看望萧殷同志。阔别了这么多年，他到底怎样了？见了面，见他头发已花白，显得又瘦又老，简直大变了样，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之情。他正在阳台上晾晒王羲之的草字帖。他一脸苦相，向我诉说，这是仅存的王羲之的草字帖，是他最后的一件文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像公共过道，任何人可以进来随便拿走他的书籍、字画，经过反复抄捡、洗劫，他几十年辛苦积存的心爱的藏书、字画、音乐唱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些未完成的手稿也丢失了。现在最苦恼的是，要写点什么，没有参考材料，没法找参考材料。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参考书、参考材料，那还怎么干下去？
十
粉碎“四人帮”后———
1980年，是萧殷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关怀、重视编辑，正确、客观地评价编辑在发展文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萧殷编辑的《作品》月刊，发行份数猛增、陡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发表了深刻揭露、控诉“四人帮”的作品，受到全国读者欢迎。
他还不时发表短文，对当前文艺思想问题、创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