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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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舛场保兴勾罅治侍獾囊黄不熬褪钦庋Ｋ不暗奶匦允牵愠跆涣酱危峋醯眯孪剩嗔司透芯跄宸常蛭辉俑艘孕露鳎３Ｖ馗醋约海踔恋呷顾牡刂馗醋约骸；褂懈鎏匦允牵诙蔚慕不笆嵌缘谝淮蔚牡吒玻歉黾弊洌酱味伎梢越驳米匀纾吠肥堑溃犊ぐ骸Ｉ踔亮酱味际谷司醯茫苏媲椤＠�1957年上半年，他关于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和1957年下半年，他批判右派（《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两次完全不同的讲话。他的适应能力之强，人所莫及。周扬的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宣传鼓动家。他以演说见长，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文章，“应时”之作较多；有的只有片断的闪光，难成什么体系。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作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恐怕早就相当官僚化了，他惯会写大块的总结性批判文章，如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之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初期批评《武训传》的文章，1957年批“右派”的那篇。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读过。我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假使别人将他当作文艺理论家同他讨论他评论过的作品，我真担心，他将会出现尴尬。当然，那些年代，恐怕一般作家，很少人会当面同周扬讨论他的论点的对错。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起初是指定冯雪峰起草。但雪峰起草的稿件《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周扬他们不满意，改由胡乔木起草。但报告是由周扬作的。
胡乔木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尤好作诗。6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诗。虽然早年他也涉足过文化工作，但你不能说他是文艺圈内的人，这点跟周扬不大一样。胡乔木、周扬，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两人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周扬意见比较大，尤其对作品中塑造的地主女儿黑妮的形象，周扬颇不以为然。是胡乔木积极支持帮助丁玲的“桑干河上”面世。
胡乔木和周扬（2）
50年代初期，胡乔木和周扬都关心文学界的工作。但两人的关心有差异。如胡乔木指示安排胡风派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去朝鲜体验生活，支持发表胡风和路翎的作品，表明他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对胡风和胡风派作家取开明、团结的态度。虽然在重庆时期，他也批评过胡风派理论家舒芜的思想。最近披露的材料还说明，当1955年毛泽东拟将胡风派作家们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对胡风逮捕法办征求胡乔木和陆定一两个人的意见时，只有胡乔木认为证据不足，对毛提了不同意见，当然毛没采纳（请参看《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王康文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30年代现代派诗人孙大雨寄给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的杂志《人民文学》一篇悼念诗，在那个时候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即使是政治“表态”之作，也是不大好随便发出的，该刊编者因而请示胡乔木，他态度很明确，赞成发表此诗。在那个时期，只有身处文艺界之外，没有30年代文学界诸多“历史情结”牵连的胡乔木有此胆识，对胡风派和现代派作家看法较客观，因而作出此类宽松、求是的决策。因之当年文学界有些人，对胡乔木的观感，可能比对周扬要好。相反，周扬对胡风派作家成见甚深，如路翎发表的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读者，包括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叫好的人不少。但周扬对作协创作研究部他以前的学生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无产阶级感情跟小资产阶级感情啊！”在周扬态度的影响下，中国作协主流舆论，很快对路翎小说持严峻批评态度。以后，胡乔木有一段时间，很少过问文学界的工作。
据严文井说，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一个在权力场上做事的人，周扬的确在意保持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力。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尤其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中宣部和周扬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在全国文联各协会系统和文化部开展党内整风。中国作家协会当然是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扬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文艺报》还自打板子，发表“读者来信”批评1962年发表的，对推动创作，效果很好的《题材问题》专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他想错了。1964年—1965年他们领导的文化界党内整风的后果，除了邵荃麟、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最早的牺牲品，遭遇了长期苦难；再就是给隔年后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出的，毛泽东批发的、使文艺界全军覆没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中的“黑八论”，提供了现成的结论，如“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其“功”不可没也。再就是有两位检查组成员，新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是，周扬他们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文化部的头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
胡乔木和周扬（3）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胡乔木作为邓小平时代参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和重要文件（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作出了他新的贡献。关于文艺问题，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也作出了他的贡献，这就是他关于废除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提法的讲话，这一重要的文艺政策宣示，也只有胡乔木（而不是周扬）方能充当此一角色。当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感觉胡乔木的讲话，也需适应局势的需要。所以人们觉得，他的讲话或会见文艺工作者的谈话，也是“思潮起伏”，有点自我矛盾似的。有时似乎格外严厉，有时却宽容些。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讲人，他有时似乎也有点身不由己。
周扬复出后，也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活跃的人物，如他关于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和文章，就发生很大的影响。周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反思，他时常反省自己，向曾经被他整过的人们道歉。他的言行，使文艺界不少人对他产生了新的好的观感。1983年，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和发展，其实是很必要而及时的探索，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是周扬做的一件好事。虽然文章是他委托几位同道的学者起草的，但也能代表周扬在新时期的最新观点。然而写长文批评他的却是他的老同事胡乔木。周扬为此而有了难言的不好的心情（参看韦君宜《忆周扬》一文）。在周扬，我觉得他应想得开，因为历史自会对他这篇文稿作出评价。而胡乔木，也许又是身不由己地做了一件并不一定孚众望，也避免不了将由历史鉴定其是非的事。
两位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化工作领导人已经逝去，他们都有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2000年2月10日
（原载《黄河》杂志2000年第3期）
沈从文写《跑龙套》
沈从文解放后沉默了许多年，在历史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着登记、保管文物等琐细、具体的不为人知的工作。只有他的部分亲友如汪曾祺、黄永玉以及夫人张兆和的同事，跟他常有往来。每当张兆和的同事去看他，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数家珍。但这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他们知道，那阵子要请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是很难的事。张兆和呢？私下里被沈从文戏称为“政委”，意思是说：你是为我“把关”的人，首先是把住我的口舌关，不要乱说乱动啰！
却说1956—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文，文艺界自然要努力贯彻。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作家严文井早在30年代，就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跟沈从文私交不错，这时欣然从命，很快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一起去看望了沈从文。
结果沈从文拿出一篇短小的散文，这就是《跑龙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被特意安排在本期散文的头条。《跑龙套》是一篇随笔式小文，看似写京剧的“龙套”角色，并对京剧的这些“永远是配角的配角”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娓娓道来，见出沈从文对京剧的热爱、内行。但细心的人不难看出，作家并没有隐讳而是如实地写了他自己在全国解放后的某种心态及当时处境。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角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因为循名求实，新的国家有许多部门许多事情属于特殊技术性的，固然要靠专家才能解决。可是此外还有更多近于杂务的事情，还待跑龙套的人去热心参与才可望把工作推进或改善。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在历史博物馆的若干年，沈从文正是以一种从头学起，不怕麻烦、不畏沉重的姿态，勇敢地担起了那些“近于杂务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腔热情地去参与，充分意识到这是为新的国家添砖加瓦，一份值得的不可或缺的行当。尽管有时也带点自嘲的味道，但庄严感是主要的。作家、学者沈从文这种甘心充当“龙套”，“跑”起“龙套”来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尊敬。当然，随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为沈从文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改变了他那难以发挥专长“跑龙套”的待遇，这又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自此以后三十多年，沈从文沉埋于他新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少再发表文学作品。
老舍“赶任务”
1958年下半年某天，《人民文学》杂志负责人陈白尘打电话给老舍先生，请他就当天《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写篇“表态”短文。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且分管《人民文学》的工作，这样说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无疑是他的下级；但老舍又是非党人士，《人民文学》的党员负责人，请他就党报社论写稿，无疑他会把这看成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一般不好拒绝，而十之八九要去努力完成的。果然第二天，老舍送来他的短稿。
评论组的编辑立刻将稿件呈送陈白尘。白尘看完稿后，有点哭笑不得地对这位编辑说：“老舍先生搞错了，我是想请他就《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这篇社论写，谁知他写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既然这样，文章发还是发吧。”原来那天《人民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发在第一版，是陈白尘说的那篇社论，一篇“藏”在第二版，是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的，这一点，恐怕连陈白尘也没留意。而老舍先生不知出自什么考虑，他选择了就第二篇社论发表感想。
像老舍、曹禺这样的大作家，也包括像陈白尘这样有影响的剧作家，无法拒绝接受带政治性的任务而去“赶”，据我所知，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例如曹禺为配合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写了多幕话剧《明朗的天》，60年代为了提倡“卧薪尝胆”精神，写了多幕历史剧《胆剑篇》。60年代，喜剧作家陈白尘接受任务写正剧《鲁迅传》（电影剧本），费时数年之久。
近年有些文章论及曹禺、老舍等作家解放后写的作品许多不及解放前的。对这一复杂现象，我觉得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而需做仔细的分析，方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些问题，不能离开作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宜从主观上苛责作家。
仍以老舍先生为例。像赶写短文章之类的“公差”，一年四季在他不会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