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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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承钧。冯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研究兴趣广泛、著译等身，属那种多学科的开拓型学人，尤其对中西交通史、边疆史、元史、蒙古史等等历史、地理学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是《马可波罗行纪》最早的翻译者。在这些学科领域，他可以算是一代宗师。近年他的《史地丛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著译，已有出版社重印。他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最先是研修法律的。回国后由做官而走上教书育人和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的路，而且使他走上成功之路的那些学科，并非他早年留学时读的专业。可见兴趣爱好，对一个人最终确定从事什么专业和事业有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了研究学问的需要，除学懂法语、英语、比利时语，还通晓梵文和蒙古文，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今天会数国语言的学者似不多见。
我讲讲冯牧的父亲，无非是想让读者了解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生长的环境。他的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和学者的家庭。这位学者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的“故纸堆”的，他是融会了中学西学，因而影响着后来的冯牧思想开放、不保守，视野开阔。他兴趣爱好广泛，子女们也是这样。冯牧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不管在海内海外的，也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如不久前去世的冯先铭，便是中国有数的一位古陶瓷专家。冯牧自己也兴趣、爱好广泛，他喜欢旅游，而独钟情于工作了十数载的云南。他三番五次回第二故乡云南去，几乎走遍了云南的高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地和行程艰险、人迹难至之域。他曾骑马穿行于滇西的深山密林，长途跋涉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而至今仍游兴不减、一往情深。近年他不顾年迈体弱（他已接近75岁高龄，肺部做过部分切除手术，长期患有慢性哮喘病）已两次去云南。每次他都声称：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去云南了，可结果，他还再去。冯牧写云南的那些优美的散文，使我想起乃父的《中国西部考古记》那本书。父亲和子女之间，有时是有师承关系的。
除了爱好旅游，喜写散文、游记，冯牧还是位京剧的专家、票友。他写过不少评论京剧和戏剧作品的文章。京剧界的一些演员如关肃霜、李维康、李世济等人很敬重他，常来看望他，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这当然跟冯牧长期客居北京的家庭环境有关系。他父亲也是京剧的爱好者。
还有当官和做学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让我想起冯牧父子。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政清廉，同时又兼文人、学者的官，如唐代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我国文学界也有些学者、书生型的“官”，我印象深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逝世的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再就是冯牧。冯牧虽说在全国解放后，一直是个职务不低的文艺官，如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文化部领导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等等，但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丝毫官的做派、官的手腕和官架子。他是一介书生，保持着读书人、文人那清纯自守、单纯、正直的品格，超然于官场和文场上那种势利和你争我夺。从当官来看，有时就显得有几分“窝囊”。记得那年开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之时，有人诌了四句顺口溜，评论文艺界的四位知名人士，其中最后一句便是“冯牧书生”，被一家香港刊物拿去刊登了，书生之名更是远播海内外。说“冯牧书生”这句话的人，自然是带着某种贬义，从某个标准看来，冯牧哪里像个当官的材料，既不善抓权、又不会玩弄智术，以巩固自己的位置，还不会无原则地逢迎上司。而就评价他的为人特色来说，“冯牧书生”这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冯牧正是这样的人，严守着自己的书生本色、人格尊严、道德信条，即使在其位也不去争权、争名、争利。这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情况不是更严重的话），有时就难免有点儿遭人欺负的“窝囊”之感了。1983年夏天，为了酝酿起草作协的文件，我和作协研究室的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我们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分，在香山的乡间小道上散步。冯牧在这些比他年小十多岁的普通干部面前，仍然是自由无拘地袒露自己的心曲，不但发表对当前若干文艺问题的坦率见解，有时也诉说着他某些不解的小小苦衷。如：“别看我是机关负责人，我很少推荐人到‘作协’来工作。最近我推荐了一个人，人家还不要。”“介绍作协会员也难。×××是位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我推荐了她几年，就是被‘卡’住，不发展入会。”“夏天我应邀赴一个海滨城市讲学，什么都是自理。向单位借了二百元差旅费，回来还不给报账”……我们非常明白这位“机关首长”的窘境，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实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就有些人不肯买他的账。然而这种书生本色，或许正是冯牧不失人味儿的可爱之处。
冯牧书生（2）
恰恰是冯牧的特殊素养———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书生本色和宽厚、仁爱的精神以及他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他是延安“鲁艺”的高材生、周扬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在战地记者岗位上，他经历了严酷的三年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成为最称职尽职、最孚众望的文苑浇花人之一。
解放初期，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的任上，他发现、扶植、培育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才：白桦、公刘、公浦、季康、彭荆风、周良沛、林予、蓝芒……他们很快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很短时期，出现这么多文学创作人才，这在全国各地区或军区，都是极为罕见的。设想一下，假使没有冯牧这个关怀、爱护，慧眼识才的伯乐，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可是为时不久，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这些有为的诗人、小说家，好几位却被错划为“右派”，而冯牧被说成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被说成是在他的“卵翼之下”。尽管冯牧那时已上调北京，却仍然受到追究。云南宣传文化部门的某位负责人将冯牧的材料上送到中国“作协”。冯牧谈起自己这番遭遇时说：“他们一直纠缠不休。是邵荃麟、刘白羽保护了我。不久我去编《新观察》。”
《新观察》停办后，冯牧调任《文艺报》副主编。60年代，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支持和肯定了一批新出现的小说、戏剧佳作和现代京剧，包括论证反面人物形象的创造，其意义和作用这样的文章。但在冯牧的评论中，我们却难以发现那风行一时的“革命大批判”式的“左”调。冯牧始终是怀着爱心、善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中国文坛的新、老作家和那来之不易的中国文学创作取得的新成绩。正因为如此，在60年代中期“左”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干扰日趋严重之时，在他便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了。不论是面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林彪、江青之流搞的否定中国革命文艺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成就的《纪要》，他仍然以负责、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他这种不改书生直言本色、出自善意的意见，却使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先是被认为“老右倾”，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恶攻”和“现行反革命”。他这个正直的老军人、老党员，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拖着文弱多病的躯体，却要在五七干校长期接受着“军管”，忍辱负重地劳改，直至林彪垮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彻底解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十年来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冯牧所做的不倦的、特殊的贡献。
首先在“破”的方面，冯牧组建和主持的中国文联研究室和《文艺报》，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在文艺界散步的种种毒雾、谬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冯牧还得面对着文艺界内部“凡是派”思潮和“左”的僵化思想的阻力（有些人过去曾是冯牧的同学，或亲密的朋友、同事，而此时他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施加的压力），而坚持着自己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这些在理论和舆论方面艰难的拨乱反正和导向的工作，实际为全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兴起，文苑新人才的涌现，起着催生和开路的作用。
当然冯牧最着重的也做得最多的仍然是在“立”的方面，即支持和扶植文学新人。
这十几年，全国范围内涌出的新的作家群中，可以说，很少人没有得到过文学评论家冯牧的支持、援助。受过冯牧指点、帮助的作家，自然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而且开不胜开。我所亲见的，冯牧在北京的寓所，经常是门庭若市。找他最频繁的除了京剧界的朋友，便是全国各地的作家，知名的或不太知名的，有的远道而来，甚至暂住他家中（作为作者，此风不可长。但也见出冯牧为人的慷慨大度。）
冯牧对待作家尤其新作家的作品，我总觉得贯穿着一个“宽”字。“宽”体现了对他们艺术创新敏感的发现与支持，为他们创造宽松进取的气氛。在历年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评奖中，“长老”（“长老”是一位作家对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界领导人、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戏称）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对中青年作家、新作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苛责。往往在相争不下时，是冯牧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我记得的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当然决不只是这些。男男女女的中青年作家，对冯牧感觉亲切，愿意去接近他，同他倾谈，很快视他为益友良师，完全是自然的。你可以说，冯牧的评论文章，对某个中年作家、青年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有时评价过高，这或许是他文学评论文章的一个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任何新生的东西，在其最初面世时，往往是不够成熟，甚至是稚嫩、带有若干缺点的，也就是说比较脆弱，也就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扼杀。它们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时候，对其挑剔、苛责或求全责备是比较容易的。但因这不恰当的苛责，往往便易扼杀这稚弱的新的生命，不利于创作和新生力量的生长发展。难做的恰恰在于在其还处于萌生、显现某种稚嫩状态时，能够敏感地、准确地看出其优长之处和发展成熟的可能性，而给予及时、恰当的支持与有力的鼓励。作为文艺评论家，冯牧可贵之点正在这里。我还记得，1978年，当《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新作者王亚平比较稚嫩、并不完善、编辑部也存在争议，并无把握的手稿《神圣的使命》拿给冯牧时，是冯牧第一个对他作品的内涵、倾向给予了大胆的肯定，同时又对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某些不足发表了中肯的看法，并对如何修改、完善作品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这才导致了作品后来的修改及在1978年第9期面世，成为轰动一时的小说。
冯牧书生（3）
我想，冯牧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兴旺、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篇短文里，是难以叙述完全的。而最难得的是，冯牧在走向高龄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中国文学园地里付出其心血、精力，像一个老农那样，耕耘着、播种着、催生着……这是中国文苑之幸。我祝愿这位辛勤的园丁，精神永健。
写于1994年（载《芳草》文学杂志）
岭南三作家（1）
广东有数位海内外有影响的老作家如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黄秋耘等，他们笔耕数十载，硕果累累。广东省已经或准备为他们开庆祝从事文学创作若干年（有的已达50年、60年）的纪念大会，这真是好事、盛事。这种尊重传统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广东有幸，有这样几位德高艺高的作家言传身教，所以一代又一代人才辈出，凝聚力强，文运昌盛，正在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文苑。我因工作关系，几十年和这几位老作家都有接触，但不深。这篇小文记下对欧阳山、杜埃、秦牧三位的一些片断印象。
欧阳山
欧阳山其实并非“欧阳”双姓，本姓杨，名凤岐。他原籍也不是广东而是湖北江陵。但早年的文学活动始于广州，解放后又回到广州，几十年在广州“落地生根”，他应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了。
一般人的观感，欧阳山擅长写长篇小说。1947年在解放区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在这前后出版的一批解放区小说中，我觉得供销社主任高干大的形象塑造得最为鲜明成功。“干大”，陕北话是“干爸爸”的意思。高“干大”（原名高生亮），这位文化不高、性情憨厚，被陕北的婆姨、后生、小孩昵称“干大”的人，是作者精心创造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不畏惧困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很感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家当初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扎扎实实地到延安南区生产合作社工作和生活。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南方人，能够圆熟自如地重现对自己曾经很陌生的北方乡间群众的生活，并且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富有地方特色、新鲜活泼的语言塑造出很亲切、充满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下的功夫之深！
欧阳山全国解放后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多卷长篇《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手稿初次交给作家出版社出书时曾遇见阻力，一位副总编辑拟将其退稿。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大能接受作品中所写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周炳的形象，再则可能是对小说的艺术表现、艺术风格有一些看法。作家没法，只好给中央宣传部分工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写信。周扬召见作家出版社社长严文井，请其给予关照，严文井遂调来手稿阅看并交有关的编辑传阅，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各抒己见，严文井于是拍板出版此书。他的看法，一个老作家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上有何缺点，编辑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双百方针精神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使其面世的。其实写出《三家巷》的欧阳山，其时已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作家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尽管还有缺点，可以探讨、争议，然首先应尊重作家的艺术劳绩，严文井的拍板是对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至后期，这又成了严文井“走资派”的一条“罪状”，被人抓住不放，企图阻止其复出。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路。
60年代的欧阳山除了继续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外，还应刊物之约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照我看来，这些短篇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一点不逊于他的长篇小说。而最出色的是发在《人民文学》1961年的《在软席卧车里》和1962年的《金牛和笑女》。两篇小说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这两篇小说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况味，而作家运用的是轻松、诙谐、幽默的表达方法，艺术的概括也简练、生动，这正是作家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欧阳山将小说手稿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