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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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是个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识——胆——思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而给予及时、明确的肯定。他的“胆”，表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后，能够大胆、果断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将它发表出来，而这往往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要冒些风险，甚至编辑个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并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做到这一点。想过“平安”、“太平”日子的编辑，当然不会这样干。但他们编辑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稳”得很，在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迹。
我还记得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风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文学的处女作。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文坛伯乐秦兆阳（2）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涨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有胆有识。
看不见的工作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牺牲精神和事业心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文坛伯乐秦兆阳（3）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