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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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或做工作，或专心致志为人民写作。建国以来，他与作协频繁的政治运动保持了适度距离，有些会，作协请他参加，他不能不来，如1955年的反胡风、反丁、陈“反党集团”，但他毕竟不是作协的人，一有机会他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后来我发现东北的马加，天津的孙犁，西北的柳青，还有散文家杨朔，都是重视生活和创作，而对某些莫测的、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的作家）。1956年我去三门峡工地组稿，在那儿遇见了雷加，他已挂职在三门峡工程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正在紧张地采访劳模等各方面人物，他同我谈起治理黄河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后来又还去洛阳建设工地采访。60年代，我又听说他深入大西南边陲，去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等人迹少至的地方，采访科学考察队和少数民族，写出了从《从冰斗到大川》等新作。
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灾难发生，雷加等一批北京老作家都被粗暴地剥夺了写作权利，遭受无端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是一旦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雷加这样的老作家立刻焕发了精神，多方筹划，深入到祖国四方去了解变动中的生活和重新亲近各方面群众，以便为读者奉献新作。“文化大革命”前，雷加是北京的专业作家，市作协副主席。请看他复出后于1979年5月13日，写给北京市文联党组的一封信：“1979年深入生活计划：一、（5—6月）1、葛洲坝水利工程，约10天。2、长江三峡选坝址已开会，进行采访并实地观察约7天。3、荆江大堤，约3天。4、江苏江都排灌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起点）约10天。二、芦台国营农场（7月份去二周）。三、塘沽盐场（8月去一周）。四、房山石楼大队（按：雷加“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的地方，9月去一周，去看望他的乡亲们）。请批示。”从这信可以看出老作家雷加想下去了解生活变革的心情多么迫切，日程安排多紧，他计划中的活动空间是多么广大。实际上，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雷加虽已过花甲之年，趁自己身体、精神尚好，他重又走遍祖国东西南北各地，当然也是硕果累累，新作散文、特写等短小作品甚多。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雷加是最早赐给《人民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之一。1977年下半年他送给我们散文《开端》，这是一篇详细记述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纪实之作，我们将它发在刊物第10期。1980年，他又供给我们一篇散文《火烧林》，这是写科学家考察山林火灾，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篇言简意赅，超前的力作、佳作。据作者讲，有的读者直接写信给他，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赞扬此作。作为编辑，我心里明白，雷加这两篇作品的素材，完全源自他“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频繁下生活的丰富积累。后来我才知道，《火烧林》这篇，作家1961年就写好了，只是迟迟才面世。我猜，像雷加这样勤奋写作的作家，很可能“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没有放弃素材的积累、整理呢。
雷加（2）
上世纪90年代，我曾重去延安（第一次是1964年去的），又还去了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等地。在延安和定边，我都听当地干部、老乡说起老作家雷加重返当年故地，看望乡亲的动人情景。一位老乡告诉我，雷加看了他往年住的窑洞，当看见揽羊人赶着一群羊过来了，他触景生情，仿佛回到了自己青年时代，他甚至兴奋地学起羊叫。还有1981年5月他去大运河，他写信给女作家菡子说：“由清晨四时直到下午六时，我一直站在驾驶楼前，比船长还认真，一直不休息，观看沿途不变的景致，相同的船队驶过，相同的草岸扫过……相同吗？山东船、安徽船、湖北船、江苏船，这些船队无从分辨，但又不尽相同。草岸相同吗？也不。火轮波浪低吻着它，它像缎带一般闪动，变幻……景致是一般的，但情怀异常，怀古念今，纵横万里千年……”这样的情怀，使他很快写出散文《大运河》发表于《人民日报》。看看老作家对生活、对人民、对祖国山川，是多么热情！一片赤诚，一颗纯真的心。
是的，这就是雷加，一生对生活、对乡土、对人民，保持着他那无尽的爱心。毕生追赶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永不停留。而他的多卷著作，无论是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或短篇小说，或无数的写诸如水利（江河治理）、油田建设、科学考察及各林区、农场，直至高山气象站、地质尖兵、沙漠中的发射塔等特殊生活领域，海洋岛屿、大山大川的散文、随笔，无数写新中国各色人物，包括那些极著名劳动模范的报告文学作品等，直至2001年最新出版的他的四十余万字的日记、书信选集，都是这伟大时代的真实见证和记录，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2003年11月29日完稿
（载《传记文学》杂志）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1）
——记华侨老作家马宁
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南岭以北有广阔的红壤地区。这些红色土壤有的带些黄色，有的偏暗红，但基本主调仍然是红色。记得1959年我初去井冈山，途经吉安、泰和等地，曾为这一带地方土地如血色般的红而惊诧。后来走的地方多了，留心观察，才发现这是个广大的地带，如鄂南、皖南、湖南丘陵区，而赣南的红土地一直延伸到闽西山区。我在鄂南种过田，对这些红壤稍有了解。它多为酸性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少，比较板结，保水保肥能力差，晴天易旱，雨天易受冲刷。相对说来，属于比较贫瘠的土地。我发觉这个广大的红土带，有许多相似性，如边缘多为高山，中间则为低山、丘陵，夹杂一些河谷盆地。气候温热多雨。山上多长松树、杉树，还有竹林，部分地方生长橘柑等水果；粮食作物除了水稻，山地则为红薯、土豆、包谷（玉米）等。因为土地比较贫瘠，尤其广大的山区，要脱贫致富（包括改良土壤、广种树木改变生态环境）便是一个长期任务。而在旧社会，本来土地不肥，而又地少人多，被迫出外谋生的人历来不少，再加上军阀、官僚、地主的层层压榨，这些地方的人民生计非常艰难。所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些红色土地爆发了红色革命，尤其处在红色腹地的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心，就决非偶然了。
毛主席说过，革命需要两支大军，武军和文军。武军：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从红色土地走出来的中将以上将军竟占了1955年授衔的中将以上将军名额的绝大多数（少将未及计算），也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些将军是生长在赣南、闽西、湖南和湖北东南部的。文军呢？毛主席说是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大军。但从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文人不算多。解放数十年，在赣南、闽西这片以前的红色中心区域也生长了一些文人，如写过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已逝作家曾秀苍。仍居赣南，以写红区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家罗旋，其短篇小说《红线记》，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较年轻的剧作家舒龙，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央苏区一些领导人生活素材的搜集积累，近年拍摄了电视剧如《赤都财魁毛泽民》。我新近同他相识，看来他的潜力还很大。闽西则有龙岩的张惟，我也是不久前才同他认识，他出版了《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觅踪访史录》等书，是以散文笔法、纪实体裁来写闽西（30年代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革命的历史。《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较有特色，作者还在写续篇。可惜该书发行范围不大，读者见得较少。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老一代的，曾任福建省文联主席、至今仍笔耕不辍的30年代作家马宁，可算一位。我同他相识已有三十余年。马宁在30年代、40年代出过许多部有进步倾向的中长篇小说集，重要的如《铁恋》、《灰恋》、《香岛烟云》、《椰风胶雨》、《扬子江摇篮曲》、《将军向后转》等，在海外，尤其东南亚和南洋颇有影响。可是全国解放后很长时期，这些著作却没有机会重印。我认识他时是1956年，文艺界首次贯彻双百方针的时期，马宁从福建到北京来走动。那时马宁在我心中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及至同他接触、交谈了，才了解一点他的过去。原来他是福建闽西老区龙岩县人，同邓子恢、张鼎丞很熟。他在30年代参加左联的活动，同牺牲的左联五烈士打过交道。与青年女作家冯铿和地下党报《红旗报》的负责人李求实（号伟森）相熟。冯铿是他30年代出版的中篇小说《铁恋》的第一个读者和责任编辑，李求实则约他担任报纸的工农通信员。五位烈士（他们均是青年作家）牺牲较早，解放后能够找见的与他们相熟的人已经不多了，马宁光是这一段经历，已经足够引起世人注意。抗战初期，马宁在新四军编过《抗敌报》，认识叶挺将军，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他还有三下南洋（去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远涉北婆罗洲）的传奇般的经历。曾担任过马共的宣传委员，在那里办过报，教过书，主编过文艺刊物（80年代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国的文化人认同为在他们国家开创华人文艺的前驱者之一）。马宁本姓黄，30年代发表作品始用“马宁”这个笔名。含着马克思的“马”和列宁的“宁”这两个字。他出生于龙岩龙门乡的贫苦农家。福建红色革命的先行人之一的郭滴人烈士是他小学的同学。他在厦门集美师范部听过福建地下党最早的负责人罗明讲课，青少年时代深受进步思潮熏陶。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次从江西进入闽西，他曾从上海回到闽西长汀，欲投红军，而红军已经撤走，失去了机会。
据我所知，马宁是最早用文字赞扬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有一个“新的太阳”的作家。1929年10月，他自闽西寄给上海一家刊物的信中说：
现在一个新太阳照着我，我在此写信给你。我向来主张……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我完全牢记着农民的被剥削和初期的反抗事实……然而我相信坐在书案前写作品的作家是不会知道的。大家走上彻底革命道路吧，不然呢，那就自己宣告死亡吧。
1957年，我约住在北京的马宁给《人民文学》写点散文。结果他很快交来《红色故乡随笔》，共由四篇散文组成。第一篇《没有弦的胡琴》，写红军建立政权后，当地乡民活跃、欢乐的文化生活；第二篇《小红旗的风波》，写红四军政委毛泽东爱民的传说故事；第三篇《兄弟便是朱德》，以当地劳动者的眼光写初入闽西的朱德军长简朴、爱民的作风；第四篇《通缉苏维埃》，淋漓尽致地嘲讽当地土军阀将“苏维埃”当作一个人来“通缉”的愚蠢可笑的趣闻故事。马宁告诉我，这是根据30年代他在闽西故乡的见闻、经历写成。早在那个年代，他就给上海的进步报纸，寄过“苏维埃随笔”。散文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很好。有人以为刊物上出现了一个新作家。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2）
但马宁在解放后的遭遇颇为坎坷。他在遭长期冷遇后，1956年复出了。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写作道路却是艰难的。他曾不畏艰苦，去武夷山区正在修建的鹰厦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写出三万多字的小说《武夷山上的白蝴蝶》。我读小说初稿时，为其对青年女性形象刻画之生动和青年恋爱心理描写之细腻，文笔之活泼而甚是钦佩。然而正因为他写恋爱心理比较大胆、放得开，不似当年某些作品那样扭扭捏捏或平板乏味的讲道理，反而不为人们习惯了。再则作品有个情节涉及了生活中较为尖锐的矛盾：一位工地基层干部企图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对一个失恋的女青年（作品中女主角、工地卫生员———先进青年李华，外号叫“武夷山上的白蝴蝶”的女子）施行非礼。结果作品终审时未能通过。作家费力修改两遍，仍未获通过。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才约请他写散文，以期较能获准通过。1957年以后，马宁沉寂了数年。直至60年代初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马宁再来北京，我们重又向他约小说稿。马宁才写有一个短篇《落户的喜剧》，这回较顺利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1月号。小说很快被上海的电影厂改编成电影《青山恋》，由赵丹演主角，很受青年们欢迎。但在这之后，马宁又沉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备受折磨。
马宁十几岁就离开家乡，以一个“穷小子”而外出“闯天下”。无论30年代上海的地下环境或是三下南洋，他经历过苦难、斗争和各式各样的危险，包括在殖民地坐牢，同三教九流的人和殖民当局打交道。风险经得多，世面见得多，由此养成他那皮实的性格作风，也可以说是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提倡的韧性精神，遇事能从容、沉着对待，并以幽默、乐观的人生态度处之。就是这样的性格、作风，使他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大灾，在“四人帮”倒台后，以年近七旬的高龄，仍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一如既往的乐观、进取精神。1988年11月他来北京，打听到我的住处，与我再次见面。这时他已接近八十高龄（他生于1909年），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幽默风趣不减当年。在这之前，他将酝酿多年、已经写完的长篇巨著《红白世家》的第一部《香港小姐奇婚记》从福州寄给了我。该书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0年春季出版。
像马宁这样出生于红土地，一生追随着革命前驱者的踪影，勤奋创作，在海内外的文化事业岗位上做过许多好事的作家，可算难得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正当盛年，正是写作上大有可为之时。假如对他那眼花缭乱的丰富阅历持求实、理解、欢迎的态度，鼓励他继续为人民制作鸿篇巨构；而不是持怀疑、排斥、压制的态度，我想作家马宁创作的潜能，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往者已矣！
今年6月初我入福建，自然想去福州看望马宁。我到了闽西龙岩，参观龙岩市的博物馆。很高兴地看到闽西的一批革命先行者郭滴人、罗明、邓子恢、张鼎丞等早年的照片以及有关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实物、图片。而出我意外的，我在一个展览橱柜里，也看见了出生于龙岩的作家马宁的照片及关于他的介绍文字、实物图片。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地方博物馆看见我们的文军也进了展览室。我的心情颇为激动。顺便问一位讲解员小姐，你见过作家马宁吗？她脱口而出：唉呀，他前几天还在这里呢！我说，你能找到他吗？她热心地说，我马上给你打电话问问。原来马宁的外甥女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是这个小姐的同事。她给马宁的外甥女挂了电话。
生活中有许多巧事。当晚我便在龙岩一处简朴的小旅馆见到了马宁夫妇。马宁已经84岁，仍然精神健旺，兴致勃勃。他说他隔几年便要回家乡一次，多年如此。他的夫人王斯女士年过古稀，看去也显年轻。马宁告诉我，这家四层楼的小旅馆是他的一个亲戚开办的，他住到这里是图清静、节省。虽则他享受老红军待遇，回到龙岩，住宾馆、用车，一切免费。但他不习惯住高级宾馆（第二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