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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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住宾馆、用车，一切免费。但他不习惯住高级宾馆（第二天我也从收费较高的闽西宾馆搬至这里）。马宁说，他已找了车，明天将回老家龙门乡，还要去看看他母亲当年为保佑他平安而去烧香的一处寺观，那是绝好的一个风景点。“你来了，正好结伴同去。”我欣然从命。
陪马宁夫妇重返他的故乡，是一次难忘的旅程。在他的家乡，马宁让我看了他童年的住屋，他和郭滴人一起念过书的开明小学旧址，还有被他写进长篇小说———20年代他同自香港返回的他的义姊一起游泳引来“惊世骇俗”效应的那曾经清波涟涟的池塘（而今杂草丛生，已非旧观）。旅行车在镇上稍停，我们出发去70华里外的山乡。原来马宁偕夫人是来了结一个久蓄的心愿，他已经70年没来这里了。汽车离开城镇，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红土小公路，公路如带，盘旋绕曲，宛转伸展。我没有想到闽西的乡间这样美，满目青山，遍野松、杉、竹林，清幽幽的山溪，环绕着一处处宁静的村舍。多年没见面的燕子在小风中翱翔翻飞。空气里弥散着草木的清香。公路绝尘。我正寻思，是不是到了世外桃源？马宁告诉我，这些地方留下了伟人毛泽东、朱德的足迹。当年他们率领的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三进龙岩，曾经从这些山间小路走过。后来这一带山乡又成了游击队长期坚持的游击区。不知不觉间，汽车开上了白云缠绕的云端、天际，视野更加开阔，高山之巅的灵远宫快要到了。怀旧情浓的马宁说：我小时候是个调皮、不安分的孩子，上了学回到故乡宣传革命又遭反动派嫉恨，在家乡站不住脚，只好远走他乡。我母亲虽说出身地主家庭却嫁了贫苦佃农的我父亲，她同情穷人的革命。她是个小脚妇女，笃信佛教，为求菩萨保佑我这个远方儿子的安全，她常常走70里山路去到寺庙朝拜菩萨。我虽不信菩萨，但母亲对我的爱心和她的不畏艰难、不辞辛劳的精神永远感动着我。也许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菩萨，我这几十年遇见的各种风险都化险为夷。我得感谢母亲，去看看她朝拜过的菩萨。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3）
到了灵远宫，马宁一边朝拜菩萨，一边同妻子开玩笑：“这菩萨听说求子很灵，你求他再送你一个儿子吧。我呢，求他保佑我再找个年轻的对象。”马宁同王斯是几十年患难夫妻，他们一共生有四双儿女，情爱深笃。王斯已习惯于他同她开玩笑。她不予理会，只望着我这个客人摇摇头，微笑着，表示对这个丈夫莫可奈何。
马宁好像永远年轻不老。我在思索着，是不是红土地的不老山川，长了他的精神呢？
涵养（1）
——小说家俞林纪实
森林海涵着水分。可是假如你不走进林子里，不接触那饱含水分的土壤，你往往就看不出来。这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位作家———俞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上级，后来忽又戏剧性地变成我的下级、且还是“专政对象”……这说起就话长了。在几十年的寒暑更替之中，俞林确实是一片有涵养的林子，保持着他那郁郁葱葱的本色。
老 师
1950年初，我进入一所文艺学院创作室学习，我们的室主任便是副院长、小说家俞林兼任。那时，我在的城市刚解放不久，我们这批青年文学爱好者，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没有见过俞林，但读过新华书店出版的他的单行本小说《老赵下乡》。从这本小说看出他对北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群众语言运用得滚瓜烂熟，想像中，他大约是位像赵树理那样的乡土气味十足的“土”作家了。一天辅导员带来一位方头大脸、戴深度近视眼镜、温文儒雅的３０岁上下的人给我们介绍，原来他就是俞林。我大吃一惊，其他的同学也吃惊不小，这与我们猜想的太不一样了。
以后俞林给我们讲文学课，也讲政治课，闲时又爱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串门。往往一进门，男女同学便将他团团围住了。
俞林有一种学者风度，谈话从容不迫、逻辑条理严密，滔滔不绝。知识、见闻广，天然富有魅力。
那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土改。他讲起农民、土地问题，讲起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曲折、复杂过程，讲起怎样掌握土改政策，理论结合实际，提纲挈领，举例生动、丰富，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听一部迷人的书，常常听得忘记了时间。爱好理论思维的同学，说他是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
在讲授文学课和聊天中，他给予我们一个宽广的眼光。不止阅读、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作品（那是我们的重点课），也研究、讨论五四时代的作品、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品；不止阅读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对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现代英、美文学，他也蛮有兴趣地同我们讨论分析。听他谈文学，望着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你说他是位来自旧式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不久，我们去河南土改，他是我们的带队者，同我们一道背着背囊下乡，赤脚草鞋，同农民打成一片；关键时刻，给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以及时的指点，我发觉，他毕竟不同于旧式大学的那些教授，而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干部。
果然，俞林有那丰富的、令人羡慕的斗争生活阅历。
俞林原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随后参加了八年抗日游击战争。他出身于冀西一个大地主家庭，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担任区委书记，亲自将有劣迹的地主亲属扫地出门。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的国共和平谈判中，他是北平军事调处部的我方译员之一。1948年华北联大时期，他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俞林的这些经历，说明他既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上层外事工作经历，还是一位理论工作者。这不但使他写出了反映农村群众运动的小说《老赵下乡》、《韩营半月》，反映战争的小说《人民在战斗》，50年代初期，还发表了反映国共谈判中复杂斗争的中篇小说《和平保卫者》。像俞林这样有着独特的曲折、丰富经历的人，在我们的作家群中，是较为特殊的。然而，解放后在我的接触中，像俞林后来那样有着曲折的戏剧性经历的人，似乎也仍然少见。
“大难不死”
1956年8月到11月，俞林带了一个中国艺术团去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四国访问，他任艺术团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最早派往南美的艺术团。俞林的这一项任命，自然跟他1946年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那段工作履历有关系。虽说，他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早就听说外交部想调他去工作。的确，论风度和素养，俞林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家。
艺术团载誉而归，1956年11月下旬停留在瑞士小憩，即将回国。艺术团的成员分两批回国，俞林安排在第一批回国。
1956年11月24日清晨，瑞士苏黎世机场，飞机即将起飞。前往送行的，本来安排在第二批走的另一位副团长，忽然对俞林说：
“老俞，让我先走行不行，咱俩换张票？”———他当然是思归心切，出访三个多月了嘛，哪个人不想北京，想家！俞林，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他极爱他的妻子、孩子，他的家在北京，他的爱妻幼女正在家里等他呢，他自然也想早点回去。但是善于体贴人的俞林马上回答说：
“好吧，我把票给你，你先走。”
万万没有料到，飞机起飞半小时就失事坠毁，全部机上人员罹难。那位副团长不幸成了俞林的“替死鬼”。第二天，死亡同志的名单电传到北京，通知家属，其中也有俞林的名字。俞林的爱人听到这消息差点昏死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虚惊。当然，俞林幸免于难，纯粹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简直像鬼使神差一般。然而造成这番机遇，如前所说，也跟俞林待人接物的涵养风度有关系。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耶？不信耶？
涵养（2）
突 变
从南美回来，俞林正式调外交部工作。那时，他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里学习半年，准备被派出国。
可是1957年上半年，是政治风云急骤变化的年头。文艺界更体现了风云变幻的先兆。1956年，《人民文学》因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王蒙的作品，何直的论文而被人称颂一时。到了1957年夏季，《人民文学》却成了受指责、批判的对象，实际负责人秦兆阳靠边了，领导位置空缺。一天，作协一位领导人，欣喜地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宣布，俞林同志从外交部调来，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实际上取代了秦兆阳的位置），外交部已经同意。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调来，我自然挺高兴，也出意外，也觉得俞林是恰当的人选。
不久，俞林走马上任，负责全面工作，接手编“扭转方向”“反击右派的”1957年第八期、第九期刊物。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工作中接触，感觉俞林有水平，作风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人民文学》的工作，从此又有一位得力的领导了。
谁知俞林“执政”不足三月，1957年9月，外交部给作家协会来了个通知，俞林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因关系已转到《人民文学》，由作协、《人民文学》进行组织处理。这消息对于《人民文学》的人———俞林的下级和同事，登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又像是一场有震感的地震。对于我来说更如此，我尊敬的老师，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是“右派”呢？而且刚刚被安排“反击右派”的人，怎么是“右派”呢？
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这对师生，在微妙的处境下，就这样合作共事一年多，后期，俞林曾化名写了些评论文章，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署名“任文”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评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就是他写的。1961年下半年，他摘了右派帽子，调离《人民文学》，赴江西工作。
七年监牢生活
阿·托尔斯泰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中经受了三次清水的泡洗，三次血水的浸浴，三次碱水的煮熬。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像俞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在早年经受了战争和农村群众运动（减租、土改）的严峻考验。可痛心的，他们因为自己在参加建造新中国过程中的光荣经历，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年月，反而被罗织成“莫须有”的罪名，身陷缧绁之中。这就非三次清水、血水、碱水……可以比拟的了。
涵养（3）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拟将俞林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可是曾几何时，俞林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所谓“审查”华北城工部刘仁一案，俞林被“网”上了。俞林不是在北平军事调处部担任过译员吗？这是刘仁同志领导的党的华北城市工作部派遣的，于是这些同志成了“叛徒”、“特务”，受尽摧残迫害。俞林关在北京郊外的监牢里一关就是七年，幸免于死。
出狱后，俞林告诉我，他在狱中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是怎样的气度和风格呀！
粉碎“四人帮”后，俞林将他的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国际悲歌》寄给了《人民文学》，这是1979年春天，是较早出现的揭露“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小说。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约略窥见，俞林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监狱中表现的崇高精神境界。
不久，俞林的问题全部平反，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职务。俞林仍然勤奋写作，寄给《人民文学》《在太行山上》等短篇佳作及写当年北平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片断。从这些小说中可以见出，作为作家的俞林“宝刀不老”。他对战斗岁月，英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小说味道纯厚，新鲜，读起来像饮一杯刚刚开启的清甜、醇美的酒。
去年夏天，我们文艺学院创作室的师生有机会在武汉重聚。俞林作为老师、兄长，那会儿动了感情。他看到在那逝去的年月，命运遭受坎坷的，不只他这个老师，还有他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他说，“悲剧决不会再重演，也不允许重演！因为我们都是身遭其害的见证人！”
他的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