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境，不宜从主观上苛责作家。
仍以老舍先生为例。像赶写短文章之类的“公差”，一年四季在他不会太少的。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因老舍先生是否写表示拥护的短文而有所损益，但是他的真正的佳作，如《骆驼祥子》、《茶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写出、代替的。尽管是写短文章而又限时完成而又政治色调很浓、非他所长，仍要费去他一些时间、精力；假如他正在集中创作他已经酝酿很久、亟待完成的作品（正是1958年他写出了不朽名作话剧《茶馆》），这就构成了对他的打扰，分散了精力，够烦人了。这还是写小文章，赶一些小任务，如果是接受一个“重大的”任务，需得去采访、了解、熟悉，那就旷日持久，往往只好将自己酝酿成熟、正在进行欲罢不能的创作放下来。而新的“任务”呢？又未必一定能够完成得好。多年以来（至少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老舍先生常常处在想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而又无法拒绝、不断接受新“任务”那样一种窘境中。记得有一回也是60年代初期一位编辑上门约稿竟被向来彬彬有礼的老舍先生不客气地“推了出来”（编辑原话），我想这正表现了老舍某种时候的烦躁情绪。
仍是1958年初，作协动员作家订创作规划的时候，老舍先生就告诉过别人，他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他是北京穷苦的旗人，他想写旗人的生活，写自己的童年……但是这样的创作设想并未受到重视，倒是仍然不断地受到其他“任务”的冲击。
60年代初期，不知是哪位尊者生出了奇想，老舍先生在旧时代写出了以人力车工人生活为素材的颇有影响的小说《骆驼祥子》，那么今天何不再写一篇以解放后北京三轮车工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骆驼祥子》的“续篇”呢？老舍先生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了“促进”老舍的创作，《人民文学》杂志专门抽出一位熟练编辑，陪伴老舍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时期。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老舍并没有写出反映新社会三轮车工人生活的作品。我曾听那位编辑说，虽说进行了不少次采访（主要是去北京火车站及前门一带，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三轮车工人）。老舍先生仍然感觉茫然，不知写什么好……
在60年代老舍先生写成的有印象的作品倒是童话剧《宝船》。我还清楚记得那是1961年早春的一天，老舍先生亲切地打电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说他写了一篇《宝船》，要编辑部去人听他“念一念”。《人民文学》很快发表了这篇充满儿童情趣、语言精妙的作品。而这篇佳作既不是谁派的任务，事先编辑部也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的悲剧，一代文豪带走了多少未及出世也不愿再出世的名篇佳构，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1978年，老舍夫人胡挈青托人给《人民文学》杂志送来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我一看立即明白这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当读完这部仅仅有八章的未完成的小说稿，没有人不会说这是一部杰作，一部永远无法看见完成稿的杰作；一部难得的、独一无二的描写清末、民国初年旗人生活、社会风习的鸿篇巨制；一部艺术上字字矶珠、炉火纯青的作品。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我时常设想：假使更早些能够更清醒地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能够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让这些艺术上早已是“大师”级的人们去赶那些大大小小的并非他们擅长而勉强为之的“任务”，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写他们已经孕育成熟的作品；假使没有那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将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去……那么，像《茶馆》这样震惊世界的名篇，像《四世同堂》这样的宏篇佳构，在老舍先生，那是完全有希望继续出世的。《正红旗下》这篇未完成的杰作就是一个明证。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1）
最近有的评论文章针对前几年某些人对赵树理创作的贬低，而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方向、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和影响等等，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一直是宽广、顺遂的，不存在前期和后期的差别，也就是说只承认前期的宽广、自如、顺遂，而不承认或者抹煞后期作家的困窘、困惑、不自如，我以为这同样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助于正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老赵如果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声呼喊：“先生，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听我说……”
老赵现在当然只能缄口不言了。但是作为一个目击者、见证人，我愿说说赵树理后期创作里的苦恼、困惑。
任谁也难以否认，赵树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至建国初期，也就是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从1943年写《小二黑结婚》起始到1955年发表《三里湾》，短短十来年间，他写出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催粮差》、《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等等，真是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如喷泉般涌出来，且多是内容形式浑然统一，艺术圆熟的上乘之作，直至1955年写出描写合作化初期农村生活的小说《三里湾》，观察仍相当敏锐，艺术上有不少篇章仍清新、可喜。这十几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得那样好、那样多，这正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顺遂、自如的状态，他的面前有一条宽广的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跟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现实的运动（如打鬼子、打老蒋，农村的减租、“土改”，初期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跟党在文艺上的主张、要求（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上的变革）是比较一致的。作家因之心情舒畅，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在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我姑且管这十来年叫做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前期。
其后的十来年，作家赵树理的生活态度没有变（他对生活始终是热情追求的），对现实的关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忱没有变，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也没有变。这期间他写出了一些作品，如1958年发表的小说《锻炼锻炼》、《灵泉洞》（上部）、60年代初期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其后的《卖烟叶》等，但数量比前期少了，创作的势头明显比前期锐减了。老赵在创作道路上是不是如前期一样感觉顺利、舒畅，通行无阻、宽广敞亮呢？请看实例：
1958年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上下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而赵树理这位深深了解农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过多年持续研究，政治责任心和艺术良心很强的作家，他发现了农村政策上的大问题———这就是“左”的政策、“左”的估计，所有制的急速“升级”、过渡，与农村实际情况的矛盾。他没有去写盲目歌颂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小说，而是写了万言书———上书言事，信直接寄交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他信中直陈的真知灼见（在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当时农民可能接受的至多是小队所有制，遑论公社化！）其结果如何呢？1959年反右倾，他的信被发回作协，他在党内挨了批判。
这几年，他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呢？60年代初期，他曾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户》，并且已做了些酝酿准备。他曾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谈过《户》的构思，中心是肯定农村的“户”在发展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看法不光不“右倾”，简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但和当时急于要改变生产队所有制，急于“跃进”、“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自然大相径庭，只能目之为“右倾”。事实上老赵自1959年遭批判后，一直受到压力，说他的农村观点“右倾”。《户》这部作品———尽管作家的生活积累丰富，对生活的观察认识深刻———在当时却没有可能写出来。
作家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的大量丰富、生动、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只好去寻求他可能写，而又和当时政策不矛盾的题材。于是1958年写了批评“小腿痛”这样落后妇女及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知青题材的《互作鉴定》。1960—1961年煞费苦心地写了与浮夸风相针对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这样，就他所非常熟悉、“拿手”的农村生活、农村题材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天地，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所能施展的范围不能不日渐变得狭小。他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这对他这样一位衷心热爱党、极愿和党保持一致，极愿为人民的文学多做贡献的作家来说，怎么会没有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呢？怎么会有创作前期的那样一种舒畅的心情和舒展、酣畅的艺术呢？
1962年8月，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对于创作，“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见他在8月3日会上的发言记录）。这是他当时创作心态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现实题材不好写，他不好去写历史题材吗？是的，以老赵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不是写过抗日战争的题材《灵泉洞》上部吗？不是还有他的“南院门口”“够好几百”印象鲜活的人物可以写吗？（请参看赵树理的散文《新食堂里忆故人》）按照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允许题材多样化，老赵应该可以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但是作这样设想的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60年代中期存在着越来越“左”的文艺政策，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1964年，大连小说创作会议受到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是跟赵树理直接有关系的。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会上曾充分肯定了他的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自大连会议遭批判，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人物，只能写英雄人物；题材，只允许“写十三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便接触，动辄被指责为“歪曲了生活”，“丑化了人物”。一批影片遭受粗暴批判，不就是例子吗！赵树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说他“偏爱”中间、落后人物、“偏爱”“旧人物”和“旧的题材”……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呢？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2）
笔者作为刊物的编辑，在1963年、1964年曾有好些时间“泡”在北京大佛寺街71号赵树理家里，促他写《灵泉洞》下部或者别的什么小说。他曾给我聊过《灵泉洞》下部的构思，“重头戏”是写金虎、银虎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同样参加了民主革命，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掉了队，蜕化变质，忘记了人民；一个继续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你看这不是太尖锐接触了矛盾，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不只写了中间、落后人物还写了干部里边的反面人物吗？说到这里，老赵苦笑了，连连摆手：“不知道怎么写好。”
后来在编辑部上上下下轮番向他“催逼”之下，老赵终于答应写篇现实题材的作品，那就是《卖烟叶》。他先交上部。这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假红脸”（贾鸿年）、“是啥友”（石三友）这类投机取巧的人物。作协和《人民文学》的某些领导对老赵寄以厚望，期待他在下部着重发展贾鸿年的对立面，那个正面人物王兰的戏。谁知老赵交来的下部并没有着重写青年女子王兰，而是更加偏重写了当年作家眼中农村某些人物投机倒把的社会阴暗面。在文艺界的某些尊者看来，老赵真是“扶不起来的君子”，《卖烟叶》下半部差点儿登不出来。而在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上，又一次紧锣密鼓地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而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赵树理、周立波这两位有影响的作家，竟又一次成了“陪绑”的对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肯定赵树理正确的创作方向、道路的同时，把他的创作道路描绘得似乎一帆风顺、无限“宽广”，毫无苦恼、困惑，这不等于是无视1957年后那越来越偏“左”的指导思想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干扰，对作家创作的阻抑吗？
韦君宜过生日（1）
一、生日1997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老家赶回来，迎接东瀛来的老友、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张先生30年代在清华大学就读，是韦君宜的同学。以前，他每次来京，都要去看他在清华时期的学妹韦君宜。这次他来，知道君宜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因时间紧来不及去看她，嘱我代他去探视。并将原寄存于我处刚刚交给他的一笔稿酬托我给君宜，聊供补充营养。
1997年10月26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一年多未见面的韦君宜。她的女儿杨团也在身边。韦君宜刚从昏睡中醒来，她还是一年前那样子，虽说眼睛半睁半闭，神智却清醒。当杨团扶起她半躺着，说我来看她时，她一只眼睛发亮地看我，点头。我赶紧拉住她的手。我将张宗植夫妇和我新合照照片拿在她眼前指点给她看，而后送给她。她面露微笑。杨团说，我妈妈今天非常高兴。往常这时候，她是要睡觉的。我说，你还是让她躺下休息。 杨团说，涂叔叔，你不知道吧，今天是我妈八十大寿整生日，恰巧叫你赶上了。我说我真幸运，今天正好代表张宗植先生和他夫人春江女士，还有我，三个人祝贺她生日。这时杨团已帮她妈平静躺下。她说，你等着，我拿样东西你看。我一看，是个朴素的本册，上边都是君宜几十年老战友，好朋友，前几天来祝贺她生日，题写的寿联或诗词。我一篇一篇读着，觉得非常精彩、感人。我将它们抄录在本子上。
近日，尊敬的《百年潮》杂志编辑同志向我约稿，我想应将这些佳作请一些出来，与读者共赏。此举希望得到有关作家朋友谅解。
老同学、老战友黄秋耘题写的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宜虽说没有“老当益壮”，但她确实是“宁移白首之心”。这个北京富裕家庭（父亲是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铁路局长）出身的女子，自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8岁参加了壮丽的“一二·九”运动，就将自己整个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争自由、独立，人民争民主、解放的伟大事业。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真是“其九死而未悔” 。使她意志格外坚强，生命永富青春光彩，即便到老年仍然如此。这就是秋耘说的“宁移白首之心”吧，她的心是不老的。这对生命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1986年4月21日，她突发脑溢血，昏迷过去，瞳孔散大。经过医生抢救，她仍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真是死里逃生。活过来做什么呢？她不是为了有一口气而活着，而是要恢复自己的脑子，她要继续写作，写自己人生阅历这一部大书，写那些追求理想的，死去的，活着的战友，写执政党在奋斗历程中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她能下得来床，就练习走路，自我锻炼手脚。起初是别人扶着，后来自己借助器械。仅仅半年后，她就用自己勉强能够活动的手，艰难地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从此一篇又一篇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