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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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人物，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
“那是1946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随着作者第一人称的亲切叙述立刻把我们带进战争中撤退、行军的一个特殊环境。本来是八九个人的队伍，随着敌机的数次袭击，人们分散开了，不久就剩下“我”一人，在原野里孤身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但随着风景的不能吸引“我”注意，“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不过是布鞋里有几粒小小的沙子，于是脱鞋抖沙子，不久脚掌又刺痛，于是脱鞋抖沙子。这样循环往复数次，“我”已经失去了耐心，索性蹲在地上，赌气地大声拍打鞋子。
作者这样细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在行军路上的独特心态，不用问，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我”的身份，是八路军队伍里，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知识分子吧？作者并不避讳这种身份，接着如实地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我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八路军的军衣，因为讲卫生的缘故，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两种干粮———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
这样大声地拍打鞋子，自然跟严酷的战争环境有点儿不协调。于是引来青纱帐里一个农民的盘查、诘问。农民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为啥弄得噼噼啪啪一片响？”当“我”向他诉说沙子钻进鞋里的烦恼，只好拿鞋子出气时，老人横了我一眼，说：“老没有个完结，赌气就能完结吗？事情总得干到底呀……”
作者正是通过一个艺术工作者与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期而至的邂逅，诚挚地解剖了处在战争环境里某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与平凡劳动者那朴实、坚韧的精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心灵的震撼。作品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沿着这条河在走，走得飞快，仿佛长了翅膀。
如果读者要问：“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难道现在就没有沙子跳进你鞋里去吗？”
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鞋里的沙子是不会没有的，可是，我心里的沙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
读完蔡若虹的小说手稿，我不能不说，他真诚的心灵解剖感动了我这个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老作者蔡若虹再次给《人民文学》写小说，这篇作品题名《十八度》，仍用“雷萌”笔名，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这是一篇题材独特、写法别致，具备着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作品讲说的是“四人帮”肆虐时期那些“样板团”到外地演出，标榜“为工农兵服务”而实则要工农兵“诚惶诚恐”地为他们服务的并非虚构的故事，辛辣地、淋漓尽致地嘲讽了“四人帮”那些“指导者”的虚伪、伪善，矫揉造作的丑态，发挥了作家善于戏谑、嘲讽的漫画家特长，如同一篇绝妙的讽刺喜剧。可惜那几年下来，新老作家的佳作层出不穷，蔡若虹这篇用笔名发表的小说新作，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但是这篇艺术地映现历史小插曲的佳作，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杨沫和“赤脚大仙”
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生前素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名闻于世。“文化大革命”恶浪翻滚之初，她曾和暂时在北京市文学界掌管“文化大革命”事务的青年作家浩然、李学鳌两人，尽心竭力地保护北京市老舍先生等一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和作家。至于后来老舍先生等仍遭造反派凌辱，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则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这些往事，北京市文艺界的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晓。
下面说一桩杨沫关怀一位普通女青年的真实逸闻。话说6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从别单位调来一个女青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人偏瘦小的个儿，着装朴素，不爱打扮，生活简朴，爱说爱笑；但也有文静、落拓的一面，显示一种文人气质。来单位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女青年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就是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当她的“赤脚大仙”。炎热的夏天光脚丫还可以理解，数九寒天，也是一双赤脚，就被人们视作“怪癖”了。这女子原籍江苏丹阳人。其实这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在我国南方，甚至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男男女女，大有人在。只是在北方，尤其在大部分北方人眼里，就觉得有点儿“怪”了。
却说，文联机关一女青年不穿袜子的事，传到杨沫大姐耳里，就动了她的恻隐之心。一天，杨沫来文联开会，散会后，她想方设法找到那位女青年，“喂，我给你两双袜子。冬天不穿袜子，受了凉怎么办？”这个女青年面对这位因写《青春之歌》而闻名中外、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女前辈对自己的关爱，心中一热，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位女青年、“赤脚大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短篇小说《湮没》、《眸子》等而成名的女作家韩蔼丽。
（载1999年广东《读书人报》）
豪侠爽气是梁斌（1）
中国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讲得很确切，作家梁斌就是这么个人。梁斌是冀中保定地区（以前称保定府）蠡县人，正是古代燕国腹心之地。古代燕国剑客侠士荆轲，正是从保定北边的易水出发，去谋刺秦王的。豪侠古风代代相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反外敌侵略、反内部压迫者的民族斗士。梁斌就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早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一个13岁的少年，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进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又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他也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中国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他还积极支援30年代初期冀中平原农民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英勇地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震动四方的高（阳）、蠡（县，也就是梁斌自己家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家乡不能待了，便流亡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大公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等报刊，以梁斌笔名，发表他短小的作品。
这位燕赵豪侠之士，从他早期生涯，即可看出，他并非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一到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之日，他便投笔从戎。1937年春，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他便回到自己家乡，组织救国会，宣传动员农民和各界群众，准备武装抗日。抗战爆发后，他相当一个时期任八路军冀中区火线剧社社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发挥他的文艺专长。这个剧社在敌后抗日的严酷火线上，涌出了一批文艺人才，崔嵬自然是30年代就从事影剧活动的老一点的艺术家；像剧作家胡可、胡丹沸，作家秦兆阳（早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徐光耀等则是新长成的文艺人才。而梁斌自己，在紧张战斗生涯中，也没有完全放弃使他着迷的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是他常带在身边行囊中，反复推敲、修改，最早描写高、蠡暴动的一篇作品。后来长篇名著《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已在这篇作品中初作勾勒。可见一部佳作中作家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非一日之功；真如多年佳酿，是在作家心灵深处，酿制存放多年，方才“出窖”的。
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家乡蠡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他随军南下，到湖北襄樊地区，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领导该地区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也算个“土改”专家。1950年，大约春夏之交，他到武汉来看望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的崔嵬。我是崔嵬的学生，那年在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就读。我们正准备下乡参加“土改”，崔院长请他给我们作报告。他介绍梁斌的经历，说他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是从实际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人、作家，说他正用业余时间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斌。他个头不高，一身紧紧扎扎的农村干部模样装束，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作话题。
1956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记得是在初冬，执行主编秦兆阳派我去河北省看望河北作家，并组稿。气候并不冷，那是北方很好的十月小阳春天气。那时河北省会在古城保定，而梁斌已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回到北方故乡兼任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先去看望梁斌。老师崔嵬和新上级秦兆阳，成了我见他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已经有了稿子，正在修改，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写作的房间不大。但是窗明几净，一张写字台很大，上边文房四宝齐全。我方才知道，梁斌爱用毛笔写字，在写作之余，还常常练大字，也喜爱中国画。他说，写字画画，可以养气，练手腕，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那时我接触的中国作家，喜欢中国书法、绘画的，梁斌好像是第一个。梁斌的穿着、气质，我觉得有他独自的特性。这回见面，他上身是黑色中山服，下身却是黑色中式薄棉裤，他将裤脚绑扎起来了，这既是北方农民冬天的习惯，自然是为防寒。但这身装束，却使个儿比较矮小的梁斌，显得很精悍，为他平添了几分精神，更显出他这位生长在燕、赵故土，一条北方汉子，一身豪侠的爽气。我礼节性地向他汇报我此行看望作家的计划。他说初次来，保定古城一些地方，也可以看看。又当面和我约定一个时间，说要请我品尝保定火锅的味道。面对他的盛情，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在梁斌自己掏钱的火锅宴席上，梁斌给我介绍了保定火锅特色。我感觉，那是一种道地的乡土风味。我虽说出生在城市，却是在乡间长大，所以也非常喜欢乡村风味。梁斌重点给我讲说的是保定豆腐。他说，保定水好，豆腐制作也好。果然斯言不差。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汤中豆腐的滋味，真是味美得没法形容。豆腐本是平常的东西，好的原料，经过厨师神奇之手精心配制，能做出这等美味，真是巧夺天工了。
河北省会迁到天津时，梁斌也去了天津，并将家安在那儿。1958年读到他新出的《红旗谱》，我很兴奋，这的确是写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了梁斌的豪爽之气，英雄豪杰之气。我从他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再一次体会、认识了作家本人的气质。也只有像梁斌这样阅历、气质的作家，方有可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刻画农民的革命性格、精神。这既是燕赵地域古风对他的熏陶；也是他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现、发掘出来，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作者容易做到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以作家涉笔了错误路线，从而否定作品创造了真实的英雄农民形象的永恒生命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豪侠爽气是梁斌（2）
6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负责评论工作时，我曾安排一位编辑去天津与他恳谈，承他赐给我们一篇很精彩的谈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稿。此后，我再没见过梁斌。他今年该有84岁了。祝他气色如旧，寿比南山。
1998年11月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女作家刘真（1）
20世纪50年代，丁玲等老作家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的确发现、推出了不少年轻，有实力的新作家。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其中一位。我今天要说的是跟《人民文学》杂志关系密切，五六十年代，一直供应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佳作的该刊“台柱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刘真。
1954年初夏，讲习所的刘真来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她正处青春年华，个儿中等偏高，肤色偏黑，梳一条很长的辫子，人很大方，一脸含笑，说话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说她送来的《春大姐》这篇小说，经过她的辅导老师赵树理看过（注：那时讲习所每个学员，大都请了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他（她）们的作品，辅导老师是第一个评论者。此风习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她也改过多回，“现在拿给你们，请严文井、葛洛诸位老师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刘真说罢，匆匆离去。
刘真这篇将近两万字的小说《春大姐》，写的是当年正在热心办初级农业社的北方农村一个女青年破除封建陋习，坚持恋爱自由，实现婚姻自主，带头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被严文井、葛洛拍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小说头条。我作为发稿人，也是最先读到小说手稿的人之一。女作者刘真的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的笔画还有点歪歪扭扭。但我惊异的是她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她对各种农村人物的描写，从有旧意识的老年人、老媒婆，到土改后成长的一代男女青年，相当从容有致，风趣、传神，某些故事情节使人想起她的老师赵树理。无可否认小说有模仿老师的痕迹；但也显示了她非常熟悉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这决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观察、积累所得，所以下笔才如此轻松、活泼、自如。当然从小说看，她也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后来葛洛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了刘真，她虽说还是个年轻人，也算是我们二野部队最年轻的小老干部呢，她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了，在冀南平原，在太行山里。她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阅历丰富，并且聪敏好学，有表达才能，所以能写小说。《春大姐》写得不错，经过了老赵指点，可以说它是目下青年作家反映现实生活难得的一篇佳作。相信她以后还会出作品，也会写得更好。
如葛洛预见的，1955年上半年，刘真又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新作，这就是发在1955年第6期的《我和小荣》，这回是以第一人称写战争中一对小姐妹成长的故事。艺术水平比上一篇《春大姐》又有了提高，文笔更紧凑，小说的结构更匀称。读过的人都觉得，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系，这可能更是刘真写小说的拿手好戏。《我和小荣》发表后，读者的反响相当热烈。有人希望刊物多登这样的好小说。也有的地方，认为它是一篇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真随后是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者。但在60年代，她回到了河北保定，这贴近她惯熟的北方农村，自然对她的写作更为有利。1961、1962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气氛比较宽松，这为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创造佳作的机会。刘真有时到北京来，与我们编辑部的人混得更熟了。她经见的多，感受多，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说起来妙趣横生，小说组的人都喜欢听她讲。当然她对创作问题有自己的抱负，也有忧虑。她觉得禁区还是不少，主要是接触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比较困难，不敢放手写，“因为总有人挑毛病，动不动给作家扣大帽子，谁受得了？”我们对她说，现实问题不大好写，可以先放下，你还是写你最拿手的你自己战争中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