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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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被采访者、见证人，对包璞丽的评价不一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读者的判断似乎趋向老将军和前机枪班长，认为他们讲的比较真实，求是。但肯定有读者站在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一边。还有一个人物———采访者，党史工作者，第一人称的“我”，他无疑是同情包璞丽的遭遇、命运的，但心里也有点儿游移不定。他多么盼望明亮的包璞丽就站在阳光下，但时常有云雾遮盖她。一直到最后，他还想寻根究底：“啊，包璞丽，你究竟到哪里去啦？叫我好找。快说说吧，他们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的最后叙述是：“一阵狂风袭来，沙子迷了我的眼———包璞丽的形象消失了，只看见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个叹息似的灰白色的圆盘子。”
作家采取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小说是写人物的，他所塑造的五个人物（将军，将军夫人，前机枪班长，敌工站长，党史办青年）以及作品主人公包璞丽，都有其真实的个性生命及典型性。所写敌后环境，包璞丽和那个机枪班长被俘后的遭遇、命运，都富有真实的典型性。作家将女主人公，一连串的遭遇，及最后不清不白的悲剧命运，都留给人们去思考。作品的深刻性在于作者几乎是将情感尽量隐忍在自己心底深处，相当客观冷静地来面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深层的矛盾，以及人们的看法、歧见最终铸成的人的遭遇、命运的悲剧，包括过去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包璞丽谜样的结局，今天也并非能完全避免的对好人的错误处置。这些都值得人们去研究、思考、探索。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像细菌一样常常侵害人们心灵，束缚人们正确行动的“左”的简单化（像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那样思维和行事的人，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使人们在历史、现实面前，在事关人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面前裹步不前，不能像真正共产党人那样，坚持实事求是。
硬汉子作家苏策（3）
我是随后读了作者寄给我的散文集中一篇散文《难忘余琼》，才知道小说《寻找包璞丽》女主角真有其人，就是作者在战争初期的恋人余琼。他的怀念文章更带感情，而他写这篇小说，也是希望“为她这个清白的冤魂作诠释”。但如前所说，作者采用的是严谨现实主义写法。即小说只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提出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研究，而无须做出结论。而结论有时也无法做出来；这也并非一篇小说所要完成的任务。
《千言万语》这篇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小说，堪称近年全国发表的中篇中的杰作。作家独辟蹊径，写了一个在一次艰难的山地作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年轻连长遇见的，他本人和有关干部、连队战士，“千言万语”，“说不清楚的”尴尬遭遇。这位连长徐勇的形象，被作家塑造得格外真切感人。
夺取敌人一个山顶高地的正面战斗开展前，徐勇的亲密战友、副连长方天荣奉上级命令，带领一支小部队穿插到敌人后边侧翼去。那条路，徐勇和方副连长曾去附近考察过，因地形艰险、复杂，难以通过，徐勇建议取消此次穿插。虽得到团长支持，却被上级否决。及至夺取高地战斗取得胜利，副连长方天荣率领的小部队却没有返回，甚至没有消息。不久敌方却广播了方副连长“投降”的“自白书”，讲得有鼻有眼儿，像真有那回事儿似的。由此上级有看法，波及到连队、徐勇，甚至团部。部队议论纷纷。徐勇当然不信自己的战友，久经战阵，那样一个实在的，积极参加战斗的人，会投降敌人。但是，敌人广播引起的风波，事态还在发展。指导员告诉徐连长，说团部说，不再派人来整理此次战斗胜利的材料；指导员劝他，“你可再不能替他说话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已经有人送来材料，说他平时思想就有问题，牢骚很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上边对这件事很恼火。你听说了吗，已经有人在嘀咕，说你平时和他关系好———咱们小心别叫牵连上。”而友邻部队战士也跑来取笑连队，“你们连出了叛徒！”闹得本连战士和他们争吵起来。徐勇连长觉得要对连队的荣誉负责，要将方天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只有自己立刻去那现场。他去团部找团领导请示。团长原很欣赏方副连长能干，作战勇敢，他不相信他会出那事，但现在有点儿顶不住了。敌人的广播讲得太具体，方副连长爱人有病，她给他寄了件蓝色风衣，甚至连队情况，他们怎么能了解？关于方副连长牢骚多，几次申请转业回家，徐连长代他解释，那是因妻子残疾，需有人照顾。他也承认方副连长在这方面是有些问题。团长就讲，“按理说，投敌，他是不会的。可是，思想不开展，包袱重，遇到被俘情况，政治上就很难顶得住了。当然咱们讲实事求是，还不能光听敌人的。” 徐勇则说，“我总觉得，他投敌很蹊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仍请求批准他带几个人，顺着那条路去看看。但团长犹豫了半会，终于告诉徐勇：“小伙子，你知道吗？上边打了招呼，不准你出去。”徐勇觉得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连打仗抢山头，也没有这般累。可是他仍坚持要去。最后团长透露了自己心里的话：“你以为你们连出了个叛徒，只有你们难过是吧？已经有人在议论着调换我和政委的工作了，你听说了吗？”与连里来的几个战士正在谈话的团政委就更严厉了，政委轻声对徐勇说，“现在你不能去那儿了。”徐勇说，“我知道，政委，上边有人怀疑到我身上了，可是我不去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对全连同志都没法子交代。”政委说，“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方天荣平时和你的关系最好，是吧？”政委又轻声对着他耳朵说，“查他的问题，你还是回避一下好。就是为了避免闲话，也该注意点嘛。”团长却走上前去，对着政委耳朵轻声说：“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派别人去真的不如他去合适。情况是非要马上弄清楚不可，不然，咱们两个都被动。我看你就允许他去吧。”政委反过身来对着团长耳朵说，“怎么是我不叫他去？你还不知道吗？”团长微笑一下，“说要审查一下徐勇的，只是一位首长的意见，不是决定嘛！”政委：“刚才师部打电话来，敌人又广播了，说方天荣讲，他一直反对打仗，他们连长和他是一个观点———”这时蹲在地上的徐勇猛跳起来挥着双手：“这全是造谣，全是造谣！原来我还相信小方投敌有点像真的，可这么一说，就是骗人的了。假的，假的，全是假的！方天荣牢骚多，可从来没反对过我们的边疆保卫战。我更没有这种思想。笑话！我还不明白我自己吗？小牛，张海林，我们快走吧，不能再耽搁了。”他没有向团长、政委敬礼，飞快地跑了。
政委急了，“团长，你看，这有点不大合适吧！上边追问下来，怎么说？那里已经有消息，说要撤他的职，送到后方审查。咱们团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故了！”
“这不公平嘛！”团长厉声说，“方天荣出了问题，可是徐勇是打了胜仗的呀！咱们天天讲实事求是，讲到哪里去啦？敌人的广播是咱们能听的吗？”
政委：“敌人的广播，当然是敌人的广播。可是他广播了，你说上边听了应当怎么办？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有什么别的办法？把他审查清楚了，大家不就放心了吗？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硬汉子作家苏策（4）
团长拿出纸烟，不知道为什么，打火机“咔嚓咔嚓”地响，一直没有打出火来，他像是生气地看着打火机说：“他妈的。你们以后怎么处理他，我不管。他这次行动，有什么问题，我完全负责。”
我对小说的引录是长了点，但觉得因战争中敌人搞的以假乱真的广播，而引发部队上上下下，围绕对连队两个干部（打了胜仗的连长和已经牺牲，被敌诬陷为“投降”的副连长）的评价、处置，而生出的种种心态、事态上的风波，及各种人物不同的表现、语言，作家的描写实在太精彩了。
当然，后面还有些波折。徐勇从团部回到连队，带着小牛他们出发去方副连长下落不明的森林之前，他看见指导员带着小通信员在收拾副连长方天荣的行李。指导员说：“政委来电话，叫把他的东西送到团部去。”徐勇：“捆行李干什么？要审查的是他的日记、信件和笔记本，把那些送去就行了。”指导员：“我也是这么想，行李应该交给他的家属，可是政委说不行，都叫送到团部去。”徐勇：“难道他们要审查被子、褥子、洗脸盆？”指导员嘟着嘴：“政委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先把全部东西送来，团部会处理好的。”当他们出发了，指导员在后边叫着：“徐勇呀徐勇，我看你准是疯了，叫谁去不比你自己去好？你还嫌牵连得不够吗？”徐勇没回答，跑出门去，又探头进来说：“指导员，我的东西都在这屋里，如果有人要审查，就告诉他，除了这些，我还欠公家两百元的账，这笔钱，我就是死了也是要还清的。还有，我刚才交了封信给事务长，可能还没寄走，你们可以要来看看。”徐勇跟在小牛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想：“这阵，也许政委正要派人来检查我的东西吧？好在我抢先跑了，不然还真出不来了呢。这一次的机会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他们怎么遭遇敌人？怎么打的？方天荣是怎样被俘的———我还真有点不大相信———”徐勇他们到达那现场与留守在那儿的敌人遭遇，并俘虏了那个已负重伤、身着方副连长蓝色风衣的敌人，方才知晓，方副连长他们去的那条路线，正是敌人早有准备的；方副连长在战斗中被敌人炮弹击中，已牺牲；“投降书”是他们发现、了解了他的遗物中有一封给妻子的未及发出的长信，摘取信中片断内容而故意歪曲编造的。徐勇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将那俘虏抬回驻地，可惜他在半路上死去。徐勇虽然能够证实方副连长出发前是带着那封长信（他曾希望徐勇代他寄出这封家信），但方副连长牺牲的真实情况，却因俘虏死去，而仍然陷于拿不出证据的境地。徐勇返回团部后，即被通知：不要回连了，拿着政治处的介绍信去后方报到。行李卷已派人去代你取来。好像十万火急似的，徐勇由团部一个保卫干事陪着，上了返回后方的卡车。他的战友、曾在那次夺取山头的战斗中冲在前边，这回又同去了解方副连长出事的现场情况并掩护他的黄排长，追上来了，蹲在地上哭起来，喊着要他别走，留下去师里、军里讨个公道。可是军令如山，谁能阻挡卡车开行？黄排长最后仍追着车子喊着：“慢点，慢点！连长，我还借着你钱呢！”徐勇回答：“你记错了，是我欠了公家的钱，”他笑着，“已经用手表、收音机和乐器顶了（读者猜测可能就是那封给事务长的信交代的事情），我———无债一身轻———”
读毕小说，使人感觉，像徐勇连长、方天荣副连长这样的部队基层干部，是多么纯厚、朴实、可爱。徐勇不但作战勇敢，他爱惜部队、连队的荣誉，也对战友的毁誉、名声负责。他相信战友方副连长不可能投降敌人。但是在面对敌人造谣，来自上级强大压力，连队和战友声誉受损情况下，他想的不是个人如何摆脱牵连，而是顶着强大压力，要将事情真相弄清楚。至于个人的死生（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他去现场调查，也可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去留（虽然他是打了胜仗的连长，但因受方天荣副连长事情牵连，已经传出在对他审查结束后，将让他复员转业），他是并不在意的。方天荣也很好。妻子在家乡摔伤残废，他服从需要，仍在前线英勇作战，尽自己军人守土卫国之责。他比徐勇参军早，但在上级考虑提谁为连长合适的时候，他无私地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战友徐勇。作者笔下，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像黄排长、小牛等等，也是生龙活虎，塑造得相当真实可爱的。另外，凡是出场的上级干部，像团长那样为人正直、关心下属的领导干部；政委那样对下级“要求严”，一切以上级意愿为转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连队指导员那样谨小慎微、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作家都写得真实、鲜活。整篇小说，结构匀称，针脚细密，读之不嫌其长。小说的艺术，没得说的。
此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仍是留给人们的思考、回味。小说主人公徐勇和他的副手方天荣的遭遇，向人们提出了好些问题。部队团机关的“政工”首脑像团政委那样的人，以及团以上领导机关的人，为什么这样不了解下情，又这样脆弱？一听见敌方广播，便着急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下属了。而首当其冲的是刚打了胜仗，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连长徐勇。只因他是那个出了事的方天荣的同事。再说对方天荣，他出事，作为更高一级的领导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因为当初让他带领一部分部队走那条路线，正是他们的决策。下属（团长等人）提了不同意见，他们没接受。现在证明决策失误，为什么没有人检讨呢？再则，是相信敌人广播，还是相信自己部队的人，相信下属？在这样的领导者，好像倒了个个儿，宣称要“实事求是”，却宁愿相信敌人，赶紧处置下属，连现场事实真相都没去查，就慌忙火急地去收缴、调阅“出事人”身后的“材料”，包括行李卷。还要冤枉好人，审查处置他们眼中的可疑者徐勇。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爱惜部队的荣誉，实在是为推卸自己的责任、干系。
硬汉子作家苏策（5）
再进一步往深层想，做这些事的高级和中层领导机关的人，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可怕的是，他们那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忘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却决不忘记整人、整下属，处置人的惯性；这最起码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爱护部属。像这样的领导者无论在部队、地方，恐怕不是很少数。
再往深一层想，还有个观念问题。说是“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对人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可就是不宝贵、不慎重。为了凑足百分比，可以将有为青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划为“右派”，让人家受苦受难几十年。为人民打江山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反革命”。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潘汉年，可以打成“敌特”。热血爱国抗日青年包璞丽，被俘，从敌营中跑回来，除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便不再有信任。前线部队能攻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好青年、好干部，一旦被怀疑，可以立即处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观念，似乎是重团体，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从来没有人的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