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醋约航柚餍怠＝鼋霭肽旰螅陀米约好闱磕芄换疃氖郑枘训匦闯隽说谝黄恼隆４哟艘黄忠黄匦础Ｆ渲行蠢贤А⒃逃砍ぁ⑶寤笱３そ舷璧摹端吒铱戳俗鋈说穆贰罚蠢狭斓己畹摹段宜鲜兜暮钔尽罚庑┖苡蟹至康奈母澹际谴蟛『笮闯隼吹摹�1991年，她出了两本新书《旧梦难温》和《海上繁华梦》。后一集子中，多篇是重病后的新作 。其后又出版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这些才是更大的奇迹，生命、意志创造的奇迹。1992年春天，我去看她时，她刚摔一跤，腰部跌伤后，身体虚弱，躺在病榻上。然而再去看时，她已经挣扎着起来，扶着器械慢慢走动。不久，她更伏在桌上，用颤抖的手，花了好几天时间，给《传记文学》杂志写了篇纪念清华老同学、革命烈士黄诚的短文。这难道不是“宁移白首之心”吗！
她的老友，诗人、杂文名家邵燕祥写了八行诗：洗了征尘洗脑筋 大梦方醒缠重病焚坑岁月劫馀人 苍天无眼厄斯文已经痛定犹思痛 居然一事堪欣慰曾是身危不顾身 赢得衰年史笔真前两句不用我解释，是指“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对革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疯狂迫害。第三句“已经痛定犹思痛”是讲君宜在大病后撰写，1992年完稿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此书稿我作为她的朋友而非约稿者，取得她同意拜读过，是一本通过自己参加革命后亲身经历，秉笔直书，写了经验教训的书，一本沉痛的，非常真切动人、感人的书，一册“爱之深，责之切”的好书。只有君宜这样满腔正义感，执着于自己理想、追求的人，才写得出来。这书稿听说有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以为这将是一件有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大好事。这也是燕祥说君宜“赢得衰年史笔真”的明证之一。
再是君宜的同庚、知交，延安时期老战友李锐的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这四句诗是大白话，很好懂，意味深长。不用我多解释。“大砭沟”是延安的一个地名，当年韦君宜工作的中央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就驻在这里。“抢救过关多少劫”，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开始后不久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发明者康生），诬陷许多爱国革命者为“特务”，他们横遭身心摧残。韦君宜的清华同班同学、夫君杨述从四川带着全家人来参加革命，也被诬指为“特务”，遭隔离审查。这类颠倒敌我，胡乱整人的运动，后来得到纠正。
韦君宜过生日（2）
最后是我以前的几位同事谢永旺、崔道怡、周明（谢、崔、周和我，都是君宜的老部下）写的寿联，也可一观：八十春秋老树新枝一生文采月夜清歌（按：《月夜清歌》是君宜60年代发表的小说名篇。）限于篇幅，其他佳作就不一一引录了。
1998年6月13日（本节原载《百年潮》杂志）二、永 生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与世长辞。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君宜的诞生及离世都是26日。
君宜的形体虽说离开我们了，但这样的人她的精神是不会死去的，她将得到永生。
韦君宜应算是我的哥哥姐姐辈。我们很早就有文墨沟通。50年代初期，她当《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曾派一位活跃的女编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来，本来是约萧殷同志写篇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稿，萧让我写。那位编辑拿去，被韦发在该刊当年第17期。不久后韦君宜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担任新创刊的《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那时她派一位男编辑向我约过谈文学知识一类的文章。我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习作者，直到此时并未与君宜主编正式谋面，却受到她一再的栽培，深感她对一般青年写作者那完全无私的细心、关心。
1958年，作协宣布在文学青年中颇具影响、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它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同《人民文学》合并。君宜被宣布是《人民文学》的两个副主编之一，但她并未到任，而是下放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去了。1959年回京，韦君宜也并未到编辑部上班，而是去长辛店指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1958年她下放前夕，我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党支部开了一次批评韦君宜“右倾”错误的会。具体内容是说君宜同情她原在的单位一个被划右派的人，为他鸣不平。其实那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被划右的杨觉，完全是冤枉，他只不过是为他的乡亲递送了一封给上级机关的信，诉说当地干部损害农民利益，搞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何右之有？然而他的划右是机关首长拍板敲定的。在当时气氛下，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已不止一次地遭批评。这次她下农村改造锻炼之前，支部开会，又要敲打她一回。党员们很难说是真心批她，多是人云亦云地走回过场。而韦君宜这个眼睛里容不下掺进沙粒的性情中人，难掩自己的不服。只见她嘟噜个嘴，口中似念念有词，却不出声。会议也随之草率收场。
君宜这人，别看心里有委屈，但下乡后干起活儿来，却是认真负责，作为一个老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点儿也不含糊。特别是在1958年，在党的领导人鼓动下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君宜在农村响应号召而行动起来，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单位有位与她同下去又同处一室的女干部张希至，最了解君宜的秉性。她说：君宜为人热情直爽，不拘小节。她是队长，吃苦在前，农活忙时，差不多夜夜苦战，把我留在家里，替她值班守电话。因为夜里出发太急，她常常穿错了鞋袜，甚至衣服。有时穿了我的一只鞋一只袜，变成了一样一只。人家给她指出来，她才察觉，返回后还向我道歉。但这样与我错穿鞋袜、衣服的事，仍然发生。这可能跟她深度近视，也可能还有点儿色盲有关系。但韦君宜律己特严，对她的夫君也是一样，决不容许他搞一点点在她看来是不应该发生，是脱离群众的特殊化。那天她丈夫杨述坐着小车从北京来看她，她知道了，就是不见。后来杨述只好来到我们的住房，给韦君宜留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她。字条写道：你以后要温柔点！我看了差点笑出声来。这就是韦君宜。
在长辛店两年，君宜全心编工厂史，自己亲自采访、收集材料，辛勤辅助业余作者，很少回城。她的劳作没有白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北方的红星》一书，据我所知，是那时出版的工厂史中属质量上乘，既有史料价值，文笔又可读的一部。
君宜晚年的传世之作《思痛录》，凡读过的人，无不对它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书，也对君宜其人。我还有幸读过《思痛录》未发表的一部分，也是使人难以忘怀的黄钟大吕之作。
接到韦君宜去世的噩耗，我思念着君宜的种种，我深信这位一代人杰、女英豪并未离我们而去。我信笔而写，写了几句挽联，算是我对她的了解和永久的纪念。
挽韦君宜：万难不屈的女战士大彻大悟的真学者理想纯净品格崇高一代英豪当之无愧！
2002年2月20日
建国后第一篇受批评的小说
——萧也牧作《我们夫妇之间》
50年代初期，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署名萧也牧。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或许有缺点，如对生活提炼不够，个别语言粗俗。再说得重点，个别细节容易造成像是出工农分子的“洋相”这样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的。但一年后在全国范围批评电影《武训传》，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的背景下，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急骤升级，个别描写上的缺点变成整体的“玩弄人民”、“不诚实”、“新的低级趣味”、“倾向问题”……而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后果，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倾向问题”的丁玲、冯雪峰两位，数年后也遭厄运。而他们以往的作品随之也遭受粗暴批评，如同当年他们批评萧也牧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那么，萧也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印象以及听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介绍的情况，简直跟当年对他的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搭不着界。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又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有南方人（他原籍浙江）的机灵，又有北方人（抗战军兴，他一直在北方）的拙诚。
他和一位出身农村的工厂劳动模范结婚，一直情爱深笃。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同辈好友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等都是作家），他放弃了心爱的创作，在分配给他的编辑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为促使文学创作繁荣而努力贡献。举其大者，他参加创办并主持编辑发行量很大的《红旗飘飘》丛刊；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也牧其功不可没；此外，还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作）、《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作）、《朝阳花》（马忆湘作）、《高玉宝》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滕洪涛等最初出版的作品专集。
为了编好《红旗飘飘》丛刊，1958年，他到处宣讲革命传统和革命故事，而他自己在本单位却仍被补划为“右派”，这自然跟他七八年前发表“坏作品”的“前科”分不开。被错划后，萧也牧并没有因再次给他的不公正待遇而从此消极下来，“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他的同事们说，他有一颗“别不住”的心，爱才、爱事业。王蒙不会忘记，在他最倒霉，被“发配”边疆的时刻，是萧也牧全家代表他的出版社去火车站送他。秦兆阳不会忘记，他当了“右派”，被送往广西劳改，数年后在一家刊物发表作品，是萧也牧第一个关注他，出版社亲自派人下去找他。在编辑岗位上，萧也牧还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浩劫，萧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之后，1970年殁于农村，终年52岁。死前数天，还在参加劳动。没有亲见林彪、“四人帮”倒台，是他的不幸。
萧也牧在50年代因一篇小说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不幸绵延到70年代他生命的终了。然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的心仍然是热的、活跃的，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应该了解他，不应忘记他。
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作家方纪，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早年在延安，他写过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实作品《阿洛夫医生》。50年代后期他访问大西南，写过热情洋溢的诗篇《不尽长江滚滚来》。60年代困难时期，他在《人民文学》发表写领袖写得很潇洒，鼓舞士气的散文《挥手之间》。
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顺遂，尤其写小说。1950年3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这是他写的“不连续的故事”中的一篇。两个月后，这篇小说遭到严厉批评，这恐怕是解放后较早挨批评的一篇小说，也是批评中上纲很高的小说。它有两顶帽子“恋爱至上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从此，它顶了“坏”小说的名声。作家方纪顶了写“坏小说”作家的名声。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究竟是怎样一篇作品呢？
方纪以十分敏捷的观察感受，以一枝清新、活泼的笔，通过描写一位美丽、聪慧、爱笑、爱玩、爱唱歌的贫农姑娘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处境及一位善做工作、善解人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如何理解她、帮助她（解开她心上的疙瘩），调动了她的积极性（串连青年妇女，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值得深思、有远见的问题：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还要不要继续消除存在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利继续解放农村生产力？村支部书记何永是好样的，他全面关怀全村人民的心态、情绪，关心青年们的特殊要求———适当的文娱活动、恋爱、婚姻等，谆谆善诱、因势利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不仅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也使人们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它怎么变成一篇“恋爱至上”、“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批评的方法“釜底抽薪”，好像根本看不见作家苦心描写的村支部书记在支持青年妇女小环动员青年参军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攻其写小环对青年的吸引力的某些带夸张色彩的描写），结果就变成了如批评者所说的：“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这还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或“恋爱至上主义”？其实，实事求是地看，方纪这篇小说的总体思想是和所谓“恋爱至上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不搭界的。小说中的某些夸张描写，即便是缺点，但经过批评者无限放大，就变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这使我想起汉代那首有名的民间诗歌《陌上桑》，它描写一位漂亮姑娘秦罗敷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样的夸张描写，如果叫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的批评者看来，那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帽子，恐怕该提前一千多年送给我国古代的诗人了？
无所适从
—一篇受批评的小说《关连长》
文学批评如果实事求是、比较准确，可以促进创作。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批评者的动机是好的，恐怕效果也就难说了。
最近曾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一起反思50年代初期的某些文学批评。一位老作家说：文艺界对一些文艺工作者打棍子，戴帽子，并非始于“四人帮”。一位批评家说：解放初期，一大批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马上给他堵回去，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