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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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他既要完成报纸的任务，又不愿意放弃文学写作，这样便一厢情愿地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牺牲了休息、娱乐，周末常常蹬一辆自行车，啃着两个干馒头，到京东他所熟悉的农村去会会乡亲、朋友们，保持同农村生活的联系。浩然最初的一批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的确，成为一个作家主要靠作家自身的奋斗，靠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但是也取决于一定的“机缘”。比如前辈作家、文学编辑的帮助，对于一个无名青年走上作家之路，有时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浩然常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缅怀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已过世的老作家巴人对他的支持帮助。在浩然的人生道路上，那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这年，《友好报》要结束了，浩然被分配到山西省工作，已经办了调离手续，并为他开了欢送会。离开北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这几天浩然仍然心绪不宁，想着他那刚刚开始的文学生涯。要走了，跟他所熟悉的京东的生活根据地从此隔开了，去到一个陌生地方，陌生的工作岗位，往后还能不能继续业余创作呢？他一个人落寞地坐在集体宿舍里，一股莫名的愁绪涌上心头，难以排遣。这天晚饭后，他忽然想起，何不将已经发表的小说剪报编辑一起，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碰碰运气”。好歹算是自己前段文学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亲自跑了一趟，将稿件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发室。
谁料不到半个月，巴人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满怀欣喜的心情，推荐一位风格清新、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年轻新作家浩然，并预告他的小说集《喜鹊登枝》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人以文学评论家、作家及编辑出版家两重权威的身份，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郑重推出一位文坛新秀。虽说文章不足两千字，但在一位无名作者看来，那是字字千钧的分量呀！
浩然受宠若惊。为什么有这样快的速度呢？据浩然事后了解，经过是这样的：
小说编辑龙时晖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堆小说书稿，其中包括收发室新近送来的浩然的投稿。社长兼总编辑巴人那会儿身体不适，在家中休息。这天他来到社里，去到老龙的办公室：“喂，最近有什么书稿，找一点我看看。”“您要什么样的？”“找点轻松的、短些的吧。”龙时晖随手拿起桌上浩然的短篇集：“这是新来的一部，还来不及细翻呢。”“好吧，我拿回去看看。”巴人，这位经验丰富、求才若渴的老编辑，一口气读完浩然的十几个短篇，拍板定案，予以出版，并很快给报纸写了那篇推荐文章。
这真是机缘凑巧呀！设若浩然不在那时候送出那个短篇集呢？又设若巴人不是指名要点轻松的、短的作品看呢？再设若不是像巴人这样热情奖掖年轻新作者的社长兼总编辑呢？无名作者浩然的投稿恐怕难以有这样好的命运。浩然可能去山西了，被压抑的文学才华很可能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重新表露出来。
不用说，浩然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集出版，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也可以说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浩然取得组织的同意不去山西，留在北京分配了工作。作为作家，他没有脱离他所熟悉的生活根据地；作为《红旗》杂志的文艺编辑及北京市的创作员，这才有其后如喷泉般涌出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艳阳天》等作品。
假如说生活是个大舞台，那么人有时是身不由己地被社会推上舞台，并在其间扮演一个角色。处在社会急骤变化中的作家，又怎么能够例外？幸欤不幸欤？角色是要由你自己扮演的，你怎样把握自己，坚持你一贯做人处世的道德，而不被名利或“实用主义”的利欲所诱。我国古人说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告诉人们，在环境改变之后，该如何自持？
浩然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推上北京市文艺界的“舞台”，担任革委会负责人。他出身农民，有农民的求实精神，却鲜有那种狭隘性、报复性。这是因为几十年的生涯中他已成为一名党的干部，他很了解北京市的作家，他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看问题，这实在跟当时林彪、江青之流“砸烂黑线”的观点大相径庭。他利用当时所处市文联“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的地位，尽力保护北京市的一批名作家，像老舍、杨沫等人。但老舍终于被迫害致死，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是在这个活舞台上，也还有另一种人的表演，当时“激进”的色彩、情绪、语言，浩然何能望其项背！不久，浩然被当作“老保”“挨批”，靠边站了。
人生的戏剧（2）
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京，去看浩然，他正在北京东兴隆街关门埋头写他的长篇《金光大道》，写得很苦。为避免外界打扰，他叫人把他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休息，才出来“放放风”。
又是一种“机缘凑巧”？祸耶？福耶？1974年初，几乎是“第二号”“权威”人物的江青，出面找浩然了。这以后，浩然与另一位作家，飞往南海，“代表中央首长”这儿宣讲，那儿慰问，好不“风光”了一阵子。无可否认，浩然这期间写的作品，讲的话，有不少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有同志写文章严肃地批评，浩然自己也向组织和群众做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这都已经成为历史，笔者绝无意为他“翻案”。
我只想讲讲浩然成为江青的“座上文人”后的一段真实的逸闻，是颇富“戏剧性”的。
却说1975年秋天，江青窜到大寨，带了一大帮子亲信及“座上文人”，浩然和另一位作家也被邀请去了。
江青素来爱搞突然袭击。这天晚上，宴罢之后，大家济济一堂，围在“首长”身边。“首长”突然发问：“……你们这阵子，听见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喔哟，“伴君如伴虎”，伴这位做着“红都女皇”梦的人更是如此！众人心里一齐打鼓，不知道咋样回答才能遂她的心、合她的意呢？就在这紧张的似乎要爆炸的时刻，突然，“首长”又发话了：
“浩然你说说看，你听见过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
这真是“大祸临头”，该怎样处置？浩然从容地站起来回答说：
“报告首长，我这阵子一直在山沟沟里跑，体验生活，准备写我的作品。我没有听见什么关于首长的谣言。”
“你坐下。”一场可能的大祸，被浩然巧妙地抵挡回去了。其实，1975年下半年，关于“红都女皇”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老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又岂有敏感的作家如浩然者不知道的？但是浩然在一瞬间设计了“上策”的回答，机灵地对付了江青。在这节骨眼儿上，浩然没被江青盛筵、美酒弄晕了头，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关于江青的传言，难道不是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爱憎吗？倘若讲了真话、实话，像江青这样歹毒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那将殃及池鱼。当然，也不能在这种时候谄媚她，那不仅违背共产党人的良心，也违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托词说不知道。这一切是浩然瞬间想的。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向人谈起这段真实的经历说：“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
也是在江青这次搞突然袭击的会上，另一位作家的回答可就很不“得体”了！实际上，他是想“拍马”，却不幸拍到“马蹄儿”上去了，惹恼了江青。这位作家当晚就患了精神分裂症……
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因有江青“座上文人”这段历史，而理所当然地受到组织和同志、同行们的诘问、批评。浩然自己也渐渐地提高了认识。一段时间后，他被解脱了，重新投入生活、创作。这几年写出了不少长、短篇新作。这再一次证实了作为作家的浩然，在改正了历史给予他个人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之后，重又振作起精神，恢复了他那勤奋地为人民而写作的本色。
我常想：“日久见人心”。从“文化大革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浩然尽管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毕竟还没有泯灭他作为人民儿子的那颗心，他和人民血肉相连。他的爱人是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家庭妇女，浩然一直跟她甘苦相共；他的朋友，顶顶多的是那些普通的农民，普通的乡、县干部，再就是业余作者们。这些人给予了他无穷的鼓励、帮助。从这些小侧面，亦可见出浩然的为人、人品。
想想江青“得势”那阵子吧！真是“炙手可热”！就有那样的人给江青写信“表忠心”，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浩然当时被江青“相中”，成为“座上文人”。但在“节骨眼”儿上，浩然有他一定的自持力。这证明浩然没有野心，他只想当一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
写于1978年
（载《山东文学》杂志）
诗人李学鳌（1）
诗人李学鳌去世已经三年多。学鳌很早就有了工人诗人的诗名，无论在北京市或全国，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群工人出身的诗人中，就其影响来说，学鳌的诗可以说独占鳌头。但我正式结识他是在1965年5月，我们随铁道兵一支部队同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在越北战地的几个月，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学鳌去世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学鳌在黄昏时分跳进我家阳台入于室内，同我对坐无语。后来眼见他萎缩了，变成个丁点大的小人，轻快地又从我家阳台跳出去，没入黑暗。这个梦至今记忆清晰，我想着是不是学鳌的魂入梦了，来向我做最后的告别。但是关于学鳌，除了悼念他的两幅挽联，我迄今还没写下一个字。读《传记文学》1993年第2期女作家韩蔼丽《尘埃落尽》的手稿，文中写了那个恐怖的1966年8月23日，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市文联，触发我又一次想到学鳌，想起许多往事。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写写学鳌。
学鳌是河北省灵寿县车谷砣村人，生于1933年1月，实际属猴年出生，略长我两三个月。灵寿县紧靠太行山脉，挨着平山，离西柏坡不远，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听见的看见的都是一代又一代豪俊之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慷慨悲歌”、取义赴难的精神和英烈故事，耳濡目染，学鳌十来岁便参加了站岗、放哨、送信，就像电影《鸡毛信》里海娃干的那些活儿。学鳌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过儿童团员的人，他这个经历，跟他的好友浩然差不多。学鳌的血管里承接了燕、赵仁人志士的热血，这就是学鳌的根底所在。这是见到学鳌之前，我不甚了解的。1956年我读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印刷工人之歌》时，还当他仅是个普通的印刷工人呢！其实学鳌写得最好的诗是他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太行炉火》和《乡音》两本诗集，之所以有那样充沛的激情和高远的意境，与他早年成长的环境大有关系。
的确，凡是跟学鳌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热情似火的人。他到了部队，立即与部队的小战士们打成一片。这些小战士来自江西、安徽、福建，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常替他们写家信，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记日记。一有机会他就在营房里、阵地上为战士们朗读他即兴创作的鼓动性很强的诗，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对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十分敬重。记得我们在江西樟树镇接受军训时，来了视察工作的铁道兵政治部主任邱子明将军，团部炖了狗肉招待他。学鳌在宴席上即兴赋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满座的军人们起立为他鼓掌。这样的诗人，既没有半点诗人的架子，又热情服务，自然受到了部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热情是个好东西，可是有的人流于浮泛，甚至虚俘。学鳌不是这样子。他的热情是他的内在本色，是和他的朴实，待人宽厚、谦和，却严于律己这些好的品德结合一起的。“先人后己”是他一贯的准则。部队的生活是流动的，时常改换住的地方。我和他住一起时，他必定抢靠门边的床铺，而将好的或采光好的位置让给我。其他物质上的待遇依此类推，他都“先人后己”。这些虽是小节，亦可见出学鳌的为人。学鳌的朴实，就像他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那样，饮食上他爱好的也就是面条与豆腐，这就像任何一个北方老农和南方乡下人那样。豆腐我和他有同好，认为是最大众化的美食，无论怎样做都好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必定有个主菜，就是淑英嫂子做的豆腐。学鳌有失眠的毛病，时常眼睛有点睁不开，显出睡眠不足的样子，我们戏称他为“眠尔通”。这种长期失眠症，恐怕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有关系，形成恶性循环。部队是个年轻人聚居的热闹环境，对学鳌的睡眠很不利，但学鳌隐忍着，硬撑着，坚持住在连队，情绪一直高昂，从不向部队要求照顾。
某些方面，学鳌又是个很执著的人。他上有老人，中有爱妻，下有三个心爱的孩子，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援越抗美战争，豪迈地做了慷慨赴义的精神准备。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要牺牲，请写信告诉北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越南的土地上得到了永生！假如我要牺牲，请告诉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快到最火热的斗争中来吧，这里有写不完的英雄……”他还曾写诗热烈赞扬碧血红花的英烈精神，记得其中两句是：“红花万朵伸天外，春天更把红花爱……”多么美的境界！这也是他自我精神的写照。这同我们见过的在战争面前偷生畏死的个别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学鳌有点受不了冤枉和委屈。我们在部队接受军训时，曾住在同一个连队，同处一室。我们在一些连队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个排长朋友是我的老乡，一个星期天中午，携其来部队探亲的妻前来看望我。有点“特殊”之处是他的妻是大城市的小学教师，那天大暑天，她穿了一身点点花的连衣裙，还打一把花“洋伞”，这在大城市里很普通，在基层连队环境里便格外惹人注意。加上她又是两个文化工作者的客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交谈结束后，我和学鳌不免热情礼貌地送这对朋友夫妇出门。却不料后来引起一场风波。我和学鳌又是身为领导任命的八九人的文化工作队的队委。不久，我们在连队接待一个“花枝招展”的妇女的风声，便传至团队政治机关了。在一次生活会上，一位主任公然为此批评我“不检点”，“犯了自由主义作风”。这从何说起？我欲辩解已无言。学鳌平时在一点一滴小事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却怎么受得了这般委屈。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这是学鳌的特点。他一直为此恼火，我们终于向主任的上司口头申诉了。但直到7个月后要离开部队，学鳌还记着这件事。他说：“以你在战争中的表现。你曾奋不顾身扑向美机刚扔下炸弹的现场，及时记录尚未爆炸、很可能一触即发的炸弹的有关情况，这是多么不易啊！起码应该记三等功。为什么没有呢？还不是因为你接待了方（那位女老师姓方）老师。”
诗人李学鳌（2）
像学鳌这样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