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诗人李学鳌（2）
像学鳌这样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台风不易刮到他头上。但他十分珍惜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尊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吃尽千辛万苦、有过大功的老同志和前辈作家，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一套“左”风。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只得因自己好的出身，跟同样是好出身的作家浩然一起，尽可能做一点保护北京文学界的作家、文人们的好事。他们组织了机关“红卫兵”，他和浩然负责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他们曾尽力保护大作家老舍和著名女作家杨沫。学鳌曾多次告诉杨沫，“不是你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乱抹”，支持她坚强地挺住。杨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被抄家、被揪斗。老舍，他们曾设法保护，巧妙地同外来的年轻红卫兵周旋。但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受辱并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导致自尽，却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还因这事儿渗进了复杂的因素，如韩蔼丽女士所写，一个尖嗓门的老革命作家在台底下大喊：“老舍是反共老手，至今还拿美元的稿费！”这无疑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娃娃们火上浇油，一下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身体孱弱的老舍如何抵挡得住那可怕的烈火烧炙。
当然像学鳌、浩然这样的红卫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很快就被造反派推向了靠边，不再能起保护伞、保护作家、文人的作用。但是凡是有良知的作家、文人不会忘记浩然、学鳌对他们的一片善意和保护他们的苦心，这是无法抹去或更改的一段历史。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其中后期，浩然成了唯一的作家，学鳌大概成了能够露面的极少数诗人之一。这并非他们的意愿，也非他们自身能够做主的。撇开浩然不讲，学鳌那几年，出访过越南、罗马尼亚。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矿山、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出版过稿费分文没有的一些诗集，这是颂扬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的长篇叙事诗，写采矿工人生活的《放歌长城岭》，赞中越友谊的《凤凰林》等。我是1973年初从干校回了北京，见到学鳌和浩然的。在这之前，他们对我表示了诚挚的关心，曾向北京市某文化单位推荐我这个干部，这单位还派人去千里之外的我们干校同我交谈过。这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对人的看法，没有受当时“左”风和他们处境改变的影响。据我所知，学鳌跟浩然一样，也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反感在心里的。他跟那帮趋炎附势、“拍”“四人帮”的人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不用说跟那些靠造反起家、搞极“左”的人，完全两岔儿。自然学鳌也有自己的失误之处。“四五”事件后，曾应报纸之约，发表向首都工人民兵致敬、批“复辟”的诗文，这是不应该的。这可能是热情的诗人易犯冲动的一个弱点。也受当时历史大背景所制约。但我认为这于学鳌，如同白璧上的一点微瑕。所以“四人帮”粉碎后，学鳌仍当选为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但在这之后，学鳌面临说清楚“过关”。虽说“过了关”———好些人对他是理解的、实事求是的、怀着善意的，但舆论界、文化界一些以前对他很热的人，却突然冷淡起来。此后他的情绪变得有点抑郁。他受不了这样的个别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击不应该打击的人（如像老舍先生），她的调子比谁都高，嗓门比谁都尖，而现在批起他来又是高上纲、亮嗓门。我曾劝说学鳌要他不要介意，以免影响自己的身体、精神。我说你遭嫉恨了，虽然你是身不由己，出国、当代表，这仍遭人妒恨。这可能是人之常情，当然也是人类最恶劣可鄙的感情之一种。
其后，学鳌患了肝炎，时好时坏，实在令人担忧。肝病的康复，光靠物质上的调养（这方面，学鳌的条件也不能算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调养，而这一条，学鳌似更难做到。终于一病不起，壮年早逝（享年58岁）。但是人们会记住学鳌的好，更不用说他那献给大众的热情的歌。
写于1993年
《飞天》作者刘克（1）
1956年大约初秋时节，有一个身高偏瘦的青年军人，带着他梳着两条长辫的，也是军人的女友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他自我介绍是来自西藏军区文化部的干事，名叫刘克，安徽合肥人，1949年随军进藏的。他送了一部描写本世纪初西藏人民勇敢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多幕话剧《一九零四年的枪声》。这部作品是他去了西藏西南部著名抗英古城江孜，访问当地人，搜集材料写成。刘克话语不多，倒是他的女友性格显得开朗、活泼点儿。刘克说，他们即将返回西藏去。没有多说几句，就告辞了。
虽是初次写作话剧，但这部话剧写得很有激情，情节吸引人，人物鲜活，语言也好。较熟悉剧本的小说组责任编辑谭之仁先读了此稿，给予肯定。执行主编秦兆阳向来关注并支持新人新作，从剧本题材和文学水平衡量，他决定发表此作，记得是在1956年年尾，以显著位置发表。
其实在这之前，刘克已在《解放军文艺》及西南地方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60年代是他创作的高潮期，也在《人民文学》继续发表过数篇写藏族妇女生活命运写得深沉，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后来结集的短篇集《央金》，我差不多每篇都读过。刘克作品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从生活中孕育，贯注了很深感情，精心写作而成。他的小说尤擅长写藏族妇女，笔调深沉，开挖深，有特色，有味道，因之，我很喜欢。至今有印象的仍有那《丫丫兵站》、巴桑、央金诸篇。
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地一部分作家到大西北去访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团体里，就有刘克。他是个性格内向，沉静的人，其他的人比较活跃，休息时大家一起聊天说笑啊，谈参观访问某个地方的感想啊，唯刘克，喜一人独处，或沉默地抽烟，或闭目养神，或独自散步去了。我也是个不喜多言，不大合群的人，所以，我能理解刘克。迫于工作，我有时不得不跟大家打成一片；有时也得关照一下孤单的刘克，看他有啥事没有。我几年前也去过西藏，跟他一起，还有可谈的。渐渐地，我们有点熟了。偶尔，晚餐后，我也邀他出去散步。我们两人话说得不多，但似乎还能互相接纳，还算融洽。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离开西藏，算是转业回老家，在合肥市文化局，而不是在安徽省级文艺单位，当一名创作员。当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对那方土地，那里的藏族兄弟姐妹，他是有感情的，也经历不少险境，经受过苦难和磨炼；但说起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混乱、折腾的情形，他就只能摇头。
我们这十几人的小团体，从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去到敦煌，又去玉门油矿参观。或许是旅途劳顿，加上有的就食点，可能饮食不够卫生，刘克不幸感染了痢疾，在附近医院就诊吃了药，也没见效。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刘克好不容易随我们回了兰州。在兰州，一边治病，一边休息，痢疾止住了，但刘克身体仍较虚弱。而我们下一段的计划是去青海访问，可能更加劳累。青海“作协”已经来人接我们了。我看刘克身体不大行，便和他商量，不如免去青海，就在兰州我们住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好又清静的招待所多养息几天，再动身回合肥去。刘克欣然同意。我替他在招待所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就跟大家一起去了西宁。
我们在青海，去遥远的西部石油工地访问。返回后，便直接从西宁乘火车去西安，然后自西安乘飞机直飞北京。沉静的刘克，是个创作的有心人。他在兰州那所省级高级招待所，没有白白休息。那时“四人帮”覆灭不久，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执政者，也下台了。这个招待所在他长达八九年执政期间，曾是他的安乐窝，在这里发生过多起他与年轻女服务员之间不体面的绯闻。以致当我们住进这招待所时，服务人员全部换成了年轻男子。我们觉得好笑。敏感的刘克不可能不思索这其间的因由，从而做点寻根究底的追索。他特别关注受害年轻女子的命运。这类事件，带有“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印痕。这种沉重感，对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接触了，就难以轻松地消除。何况作家的职责之一，是在于揭开某些现象的真相，以帮助消除社会中的病态。于是刘克趁住在曾经是事件发生之地休养之便，对其实情，做了些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再创造，写成一篇小说。这篇作品的题目叫《飞 天》，小说形象、意象的孕育，自然同他在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访问及在兰州的采访，不无关系。小说于80年代初，在有影响的《十月》杂志发表，很快引起关注，包括上层领导人。《飞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较早出现的有争议小说之一，留在读者记忆中；也提供给文学史作者们继续参阅、研究。
1981年春天我去安徽出差，在合肥市，遇见了当地文学界一年轻熟人，他正好知道刘克的近况。他说，刘克老师和原来妻子离异后，最近和本地报社一个他也相识的才女记者结婚。你要不要去给刘克贺喜。我可以给你带路。于是我给刘克打了电话。这个不爱交际的人，热情约我到他新婚的家宅去做客。
刘克的住宅，是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院，这种选择正合他的性格。他们的新婚宅院虽说简朴，但收拾得干净、爽洁，说明它有个灵性、勤快的女主人。这天下午，她专门请假在家为丈夫远道来的客人准备丰美的晚餐。系着围裙的她，满面笑容地从厨房走出来见我，一看就是个性格爽利、温和，善于同人们打交道的职业中年妇女。她的大方、热情，使我感动。这天在刘克家里，我和刘克夫妇对饮、欢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说起他的新作，记得他谈到了正在写作的达赖六世这个题材。六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很有名，他恋爱平民藏女，在爱恋中写的情歌，非常美丽、率真、动人，举世闻名，流传不朽。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听说后来刘克写成了电影剧本，但我没有机会拜读。
《飞天》作者刘克（2）
时间过得飞快。刘克第一次走进《人民文学》编辑部是28岁年纪。1978年我们见面，他是个中年人。自从1981年和他再见一次后，又有将近20年不见了。而今他已年过七旬，不知近况如何？我相信他还在写作，思考。
1999年3月1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从《明镜台》到《反腐败纪实》
——小记作家耿龙祥
去年在《传记文学》杂志第5、6期合刊上读到耿龙祥的《反腐败纪实》，感觉是一篇极合时宜的纪实文学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头从有人去安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墓地凭吊写起，提出了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尖锐问题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战胜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正面描写安庆万人大厂石化厂在厂长徐士华、党委书记喻道成这些共产党人领导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及其实绩，是一篇寓理于事、实事求是、饱含激情、有分析有说服力，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切的主题的力作，更不用说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艺术魅力，虽逾万字而不嫌其长。遗憾的是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没有受到读书界、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最近听说上海《文学报》评选该作为报告文学二等奖，这是做了一件符合读者心愿的好事，对于热心写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励。
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像昙花一现似的，1957年后，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