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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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广袤无垠的原野，地上长着寸来高的茸草，金亮的小黄花只有我的小指甲盖那么大，然而，它瓣瓣清晰明朗，别有一种美丽。
四周静悄悄的，了无人影，屏心静息的聆听着疾风有规律的笑声……
无语地让双脚胡乱的踯着碎步，心情与长空一样清爽无尘，人生难得有着这么一个忘却了任何烦恼的时刻———不知什么是愁闷，也记不起困惑……甚至连喜悦也忘了！思绪只是一片干干净净的空白。（写白云鄂博荒野。）
是烟波浩渺么？不，不是！我站在黑色的沙岸上，深深的呼吸着这博斯腾湖之水，只能用‘奇妙’去形容它———近沙岸的一长条湖水，大约是含有泥沙呈灰黑色；十来公尺开外那片绿水，像最纯净的那片翡翠；柔润迷人与天幕相接，遥遥的那条如蓝带般的湖水，比蔚蓝色的晴空更加明丽……
一切又是那样的清晰，不会被灰、白色层云填满的蓝天和三色秀水之间，白色的水鸟在上下窜飞，而且完全没有隐隐约约的烟雾水气———这就是博斯腾湖，它安然地在阵阵劲风中摇荡……（写新疆博斯腾湖。）
至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那些佳句，在她笔端则是招之即来，运用自如，给她的游记添色，造就种种旖旎、难忘的意境：
“何处明驼先系？一片悲笳，数声断角，吹落斜阳紫。”美吗？此时的斜阳，却是满眼闪亮的金黄。……（写百灵庙风光。）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她写边疆少数民族，是怀着一颗爱心，满腔尊重，善于发现、发掘民族性格中各自独特的，善良、纯朴的美。蒙古民族的豪放、率真、好客，新疆维吾尔族中那些上进、好学、谦虚、有教养的一代年轻人———在她笔下一一入画、入神，令读者如亲闻历见。小说《伶仃的驼铃》，写的是个明显不过的虚构的爱情故事，但对维族人民、维族青年美好、丰富的心灵境界和他们那独特的生活世界，却有相当生动的开掘、表现，灌注了作者的真情、深情。通过维、汉族两位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这样深入地表现维、汉两大民族心灵交流、感情交流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一颗海外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正像作者在一处地方写的：“……城洞外门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却看得人心头发热。只要是中国人，一眼见到这看来平凡但寓意深切的几个醒目大字，无不为之感慨万千……我万里迢迢地由南向北，走东往西的，不也正是为着这四个大字而来的吗？”（见《长城内外》）
作者满怀热爱地写大好河山之美，写她在边疆遇见的各民族可爱的人物，但并不讳言阳光中的阴影，前进道路上亟待改正的缺点。这同样是出自一颗关怀、热爱祖国之心。而且使她这些旅游作品，显得愈加朴素而拙真，更加具有魅力和说服力。
今年6月，夏婕来北京，我们有机会见面，她比我想像的更加年轻、活泼。我陪她去看望几位前辈作家，她的真诚的谦恭，不俗的谈吐，却又表现了她深厚的文化涵养。作为一个现代的作家，她敏锐地、广泛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她乐于同我去挤乘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与广大市民为伍，这使我理解，她为什么屡次去边疆，而又能过那些风餐露宿，“艰苦”为伴的日子。
其实，她从小就经受了生活的坎坷。她是湖北武汉人，1949年解放后出生，在汉口上的小学、中学。因是个书香世家子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虽年纪小而仍难免受牵连。不满16岁，便离开父母，只身去新疆农垦兵团劳动。几年后病退回家。1971年含泪随家去了香港。但她不甘心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1979年开始给报刊投稿，数年以后便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旅游文学新作家。她回祖国大陆，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她曾在那儿下放劳动，她视同第二故乡的新疆。她的生活节奏极为紧张，每年回祖国大陆的几个月，一面是艰苦的旅途，积累、感受生活，一面还从不中断写作。回香港后，白天往往参加紧张、繁忙的社交活动，深夜才读书、写作。有时一晚上需写一万多字。两个多月写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在她是平常的事。
很特别的女人（2）
香港的舆论、出版界，称夏婕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是如何可以抛下她的家庭、她的子女，间关万里，攀山涉水地去闯？一次又一次地上路，去丝绸之路，去大漠黄沙？她真的了无牵挂吗？是什么摄取了她，使她魂牵梦萦？
夏婕自己回答的好：
“像一叶扁舟，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中，我飘摇四处；有机会去了解中国之大和中国之美，也有了希望更深一层地去认识它们的意念。
“无论我血液中是否真有（夏）禹王的遗传因子，我也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韧；所以，我能带着自己的思想上路。”（见《塞外云影》第二辑自序）
夏婕，她将为祖国大陆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写于1993年
同代人的伤痛（1）
——悼念唐达成
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达成那个时期的文稿，也难幸免，当然并非全都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毛主席首次提出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倡青年人要像牛一样，头上长个犄角，为了斗争。还要善于独立思考。我记得达成是这年下半年参加共产党的，同时他已被提为《文艺报》的编辑部副主任，还被推选为中直机关团委委员。从某种角度看，他是一帆风顺的。但达成从来不是个骄傲、浮躁的人，他的专业是文学评论，他也是个爱思考问题的人。１９５７年５月初，当时文艺界领导同志的调子是鼓励大家鸣放，说：不要小鸣小放，不要“迎风户半开”，而要大鸣大放，对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们欢迎批评。达成经过一番研究、酝酿，在这个时候写成一篇发表自己文艺见解的文章，题目叫《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发于６月９日出版的《文艺报》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显著地位，这却引来轩然大波。提拔他的单位领导人不可能高兴，唐达成你是不是太狂妄，你居然冒犯周扬同志了，他是代表党领导文艺界的，你还是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这不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见当年《文艺报》批唐的文章）吗？那年月就是这样，学术问题一般文艺干部很难跟文艺领导人展开平等讨论，且很容易弄成政治问题。其实，达成这类对文艺创作中某些理论问题看法，在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人，所在多有，只是不一定都愿意讲出来。我们大多受过解放前争取民主、自由、人格平等等思潮的影响，给上级领导人提点当提的意见、建议，在我们看来应当不成为一个问题。上级领导人也是人，在学术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他们身上并没有那样多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既然周扬等领导人鼓励大家对文艺问题和文艺领导人谈意见，为何不可写成文章呢？但是唐达成错了，这被看成“犯上作乱”了。在很快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沉重的一击落到他身上，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长期到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这些去劳改的人，不久就从机关中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0年代初期，邵荃麟主持“作协”的工作，重新成立创作研究室，他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兼任室主任，吸收丁宁参加，但人手仍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老实敬业，会写文章的唐达成。达成遂于１９６１年摘掉右派帽子，调回作协刚成立的这个研究室工作。达成之调回，跟上述几位爱惜人才者的善意分不开，这在当年作协是个特例。１９６２年８月，经过创作研究室一番酝酿准备，邵荃麟带领作协有关工作人员赴大连主持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达成和我都在这个会议上做会议记录，但达成的处境并不好。虽然摘掉了帽子，除了埋头记录，只能沉默寡言；平日里待在我们工作人员圈里，没事就一人独处。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们，很少理会他，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我深感歧视的气氛像座山，沉重地压在这个好人的头上。
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的弦重又绷紧。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及１９６４年６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连续发了两次批示。于是１９６４夏天，作协开始党内整风，刘白羽取代邵荃麟主持作协工作，随即开展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揭发批判。《文艺报》发表重头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而这次批判活动的余波，竟也莫名其妙地落在只不过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并正在“夹着尾巴做人”的唐达成头上。批判邵荃麟之后，作协创作研究室实际已被取消。刘白羽同志说了一句话：“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唐达成遂被遣送山西，没有单位要这个摘帽“右派”，他只好暂在妻子所在单位待着。正在此时，《文艺报》于１９６４年最后一期，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一篇“资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除了将胡风、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人再次揪出来鞭打，还新添了个邵荃麟；也没有忘记将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原《文艺报》编辑唐达成牵出来示众，其罪过仍然是他七年前发表的那篇批评周扬的文章。这等于重新公布他１９５７年的“罪行”，对唐达成真是雪上加霜啊。“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唐达成沦为下层平民，在山西矿区艰难地生活了九年，直到１９７９年党中央为错划“右派”彻底改正后，他才重返北京。
唐兄半世坎坷，落实政策后，他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协的负责岗位上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工作。然而他对过去文艺界颇为盛行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做法，已有所反思。在我离开作协后，仍同他有些联系来往。这时他虽是作协的领导，我对他仍保持着往昔的亲切感，不像对某些个文艺领导人，总有一点距离感。因为我们毕竟是同时代人；再则达成这人，无论当多大的官，对人总是平等相待，丝毫没有装腔作势的那种派头，这一点，他一生都“学”不会。有一次我去看他，说起建国初期某些“左”的粗暴的文艺批评，达成感慨系之地说：是啊，解放初期，一批刚来到解放了的土地的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却给他当头一棒：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无所措手足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对作家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但正是在文艺批评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今达成承担的事，有时也是非常艰难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曾和唐因受命写一篇批判大文，无法推脱，但也实在不好完成那一番说理。事后，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是他和唐因平生遇见的最难做也不情愿做，又不得不做的文章。可见其苦衷是多么的深。
同代人的伤痛（2）
８０年代末，达成主动辞去了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随后作协领导班子大改组。卸下了作协的工作职务，对达成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达成的父亲唐醉石先生原籍湖南长沙，长期住在武汉，他精篆刻，工汉隶，博古多识，是湖北著名的篆刻家、金石书法家。达成有此家学渊源，从小在父亲身旁习过字。有这潜能，在他从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书法艺术方有较充裕时间，得以自由发挥。这在退休生活中几乎成了他的日课，是很快意的一件事。达成的书法，刚柔相济，苍劲中透出妩媚，自成一格，字如其人。我不懂书法。但我觉得他同那些自命为“书法家”、出了书法集，实为地摊书法家的人，不属于一个档次。
达成退下来后，仍兼着全国人民代表的职务，有时开会，有时外出视察。但他毕竟比在岗时清闲点。而他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总是忧国忧民，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他休闲的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曾数次去看望他。他议论风生，侃侃而谈，有时则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主要是对他看到、感受到的腐败、弄虚作假等现象，和尚待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的担忧。他曾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关心民生疾苦，他的同情心明显的是在中国老百姓一边。我感到老唐兄的思想已进入大彻大悟，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许多人不及的。
我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谈他的见闻见解，因此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尚好。谁知病魔竟悄悄地靠拢了他。听说他得了重病，去年冬天我曾去看望他。那天他精神仍好，还像过去一样，热情地和我交谈。我怕他疲乏，才不得不即早告退。我祈望他病情稳定并及早好转。谁知今年十月我不在北京时却从报上看见他病逝，这使我感到意外，难以接受。心中的抑郁无法排遣，只好写此小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载《读书人报》）
诗人罗飞，撑起宁夏出版一片天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认识诗人罗飞兄的。他很早就在上海编过《未央诗刊》，自己也写诗。那时署的名，可能是本名杭行，罗飞则是他的笔名。1955年“肃清胡风暗藏反革命分子”时，诗人杭行“榜上有名”，于是这个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遭灾顶之灾，坐过牢，后来又下放边远省区宁夏，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直至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他才回到编辑工作岗位，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大约是1987年受命编辑《传记文学》杂志，开始与他有了交往。首先我应该感谢他，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我以前不相识的朋友写自己或家人在反胡风运动中遭遇的，存历史之真的文稿在《传记文学》发表。此后这些文稿大多收入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中。此书的责编即为罗飞兄。此书早已脱销，听说即将再版。
我现在要说的是，罗飞兄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就职后，真正为宁夏的出版事业撑起了一片天。罗飞兄作为有经验的老编辑，他广见博闻，掌握的信息量大，又十分敬业。任何出版社，只要有了像罗飞兄这样做事的编辑，肯定会为出版社增添声誉，并不断取得社会的、经济的双效益。例如重印过去的好书，如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马宗融先生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其实我所知有限。但这样的做法却表现了一个编辑出版者眼界的开阔，并且真真实实为读者的阅读需要服务，当然也为作者服务。这些书的作者或译者都已仙逝，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成果，却不宜湮没。我想罗飞兄很可能出自这样的设想。罗飞兄的这类举措，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无疑具有开创性。一个书刊编辑，只要像罗飞兄这样勤于创意，并有博大胸怀，一心为读者、作者出好书的精神境界，那就何愁出版社不发展、兴旺。
我记得约在80年代中期，罗飞兄还亲自创办了《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