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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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愣唐薄３蠖杂谀切┰俏廾酚胁拍艿淖髡撸婵伤凳亲龅搅巳纭度嗣裎难А芬晃焕现鞅嗾盘煲硭担骸胺懦は撸龃笥恪保叱戏鲋病６砸段牧帷⒑俟Τ跗诘男醋魇钦庋趾沃故嵌砸丁⒑Ｕ庋睦泳俨煌辍＠绻阄饔形恍∷底髡呃疃埃�1979年与王云高合写一篇小说《彩云归》，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但是远在1965年，朝垠便记下了李栋这个名字。因为当时他曾手选一篇他投来的稿件，原题《阿迈》，经他改名为《高高的银杉树》，推荐给执行主编李季发在《人民文学》的显著地位。《彩云归》是朝垠第二次推荐李栋这个对许多人仍然是陌生的作者的作品。《彩云归》发表并获奖，朝垠比自己获得奖赏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默默的编辑劳动没有白费。佳作的出世和作者的获奖，不也是对编辑最大的褒奖吗？叶蔚林的小说《蓝蓝的木兰溪》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使其获得了荣誉。但是有谁知道在一年前还经王朝垠之手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下亮光》呢？是表现煤矿工人生活的。《地下亮光》显得平平常常。但是王朝垠却从作品凡庸的外貌中，看出了作者的文学表现能力和潜在的真正的亮点。可以说，没有《地下亮光》的被发现，也就没有后来的《蓝蓝的木兰溪》等佳作在《人民文学》问世。还有小说作家张斌，最早投稿的一篇很短的小说《串门儿》，也是1978年夏天被朝垠编辑发现的。这篇小说的构思结尾都很妙：一个农民有事进城去找他在乡下结识的作风朴实的县委李书记。谁知这个县有两个李书记。这个农民串错了门儿，找见的却是另一个他十分陌生，官派十足的李书记。这样够水平的短篇，《人民文学》自然是应该发表的。但是当时作者无名，小说是来自一个偏远小县城的人送来的几页“不起眼”的手稿，在堆积如山的作者投稿中，很有可能被编辑忽略、漏掉。朝垠却将它抽出来看了，并及时推荐，可见他读稿之细心、精心。有了《串门儿》发表，才有作家张斌后来许多篇有影响的作品经过《人民文学》而面世。如1979年的短篇《青春插曲》，1981年的中篇《柳叶桃》。我可以说，朝垠这个编辑，他从不怠慢无名者，而是以发现他们的才华，并尽自己一份力量推荐他们有才华之作为乐，这或许是他人生乐趣中最大的一桩，即事业的乐趣吧。我还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常找王朝垠求教，有时找到他家里去。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李功达（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编剧之一），我至今没有见过他。有一天，朝垠给我一篇小说手稿，他说这是北京一个年轻大学生写的（那时朝垠并未分工联系北京的作者），你看看写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发表？这小说的题目叫《小路》，我看后觉得作者文笔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遭遇委婉可读，有意境、余韵，就像一首小小叙事诗或奏鸣曲。于是我推荐给我的同事许以和其他编辑看。大家都觉得很好。小说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这就是李功达的处女作。隔了半年多后，他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蓝围巾》，仍是写年轻人的心理、生活，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同样还带着几分沉郁和感伤的情绪。可以看出这个作者了解年轻人很深，正在形成自己独有的小说风格。作者有幸在他文学创作起步时，遇见了朝垠这样的编辑。我还想起天津作家吴若增，他后来发表出版了许多篇小说，有名的有短篇《翡翠烟嘴》、长篇小说《离异———一个当代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等。但在1980年，他还是天津美术出版社一个无名的编辑。1980年初秋，朝垠向我推荐李功达的《小路》时，也向我推荐了吴若增的《盲点》。他说：“这两篇小说稿都在我床头放了好几天，我心想，要是《人民文学》能同时发表这两个新作者的小说，那该多好！”朝垠无疑是欣赏这两位新作者的小说的，但是他放了好几天，也在揣度着他的同事是否能够通过。尤其《盲点》，角度新、构思新、它是否会撞着了编辑审稿的“盲点”而不被通过？但是朝垠揣度错了，我和许以都欣赏《盲点》这篇作品。我尤其欣赏小说所写女主人公（一个普通的村姑）对美和美的生活的渴求，那是令人感动得心疼的。而这类题材却常常是一般作者视野中的“盲点”。朝垠如愿，《盲点》和《小路》同时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处女作发出后，吴若增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很快成为天津市、也是全国知名的专业作家。我信手拈来这些例子，无非是讲朝垠在发现和扶植文学创作新军这方面的远见卓识，热情和细心，以及耕耘之深，用心之苦。我并不是说朝垠这个编辑在工作中没有缺点。有时他在改稿时文字、语言上没有完全遵从作者的风格，却表现了他个人文风的特性，这是编辑之忌，也是有风格的作者不愿意的。但这样的缺点，比起他慧眼识人，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几十年漫长合作共事中，我和许以、朝垠，我们几个人之间，始终是非常融洽、愉快的，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正像朝垠所说：“在一种良好的气氛中工作是幸福的，工作得愈多愈感幸福。”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4）
1982年、1983年，我和许以先后离开了《人民文学》。但是朝垠在1983年起的《人民文学》编委和其后的副主编任上，经他发现复审推荐的文学新人及佳作，仍可列出一长串单子，如刘震云的《塔铺》、沈海深的《圣事》、李锐的《厚土》、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田中禾的《最后一场秋雨》等等。
1978年暑假，朝垠个人生活遭遇了严重不幸，他的爱妻赵延明离家数天，朝垠四出找寻，却在她教书的那所大学一间单人宿舍里发现了她。但她心脏已停止跳动。是吃安眠药过量所致，已来不及抢救。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女孩丹妮。这事给朝垠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在领导和同事们关怀下（1978年冬天，主编李季派他去岭南，1979年春天又派他去云南，除了组稿，均含有帮他散散心的意思），朝垠终于挺过来了。数年后又同他现在的妻子苏巧勤喜结良缘，并生女孩丹娜。夫妻两人和谐地共同抚养丹妮和丹娜两个幼女。虽说物质生活仍较艰难，但朝垠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庭后方。
从1981年至1984年，朝垠由《人民文学》小说组长而编辑部副主任、编委、副主编，一个一个台阶很快地得到提升，说明领导和历届的主编是信任他的。在作协各部门领导干部“四化”进程中，他终于走上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编辑专长的岗位。这期间，他也入党了，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据说“群众意见”不少。我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状况，跟朝垠其人性格的耿直，书卷气，某种程度的“迂”以及某种程度的孤傲不无关系。
1989年下半年，作协领导班子改组，《人民文学》和作协其他刊物也面临换班子或停刊（如《小说选刊》），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包括对原领导班子中的成员的考察。在1990年新主编上任后，王朝垠是暂时留用了。在另一个较年轻主编和另一个留用副主编一齐患病住院后，朝垠受命主持具体编辑两位新主编上任后的第一期刊物，也即《人民文学》1990年七、八月合刊号。新任年迈的主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关照、勉励，使朝垠全力投入了工作，包括勇敢地向这位资深的主编负责地、直率地提出建议，如讥讽忧患意识的短文不宜登，歌赞主编本人上任的短文最好不登，都被主编采纳了。朝垠终于编出了各方面尚称满意的那期刊物。接着新任较年轻主编，另一位留用副主编康复出院。老主编召集会议，突然宣布：“……还应该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对这一期合刊号，我行使主编应有的否决权，撤了一篇稿子……”静场、沉默，大家莫名其妙。老主编又突然提高嗓门说：“……谁最残酷？希特勒最残酷？”又是沉默、静场。在座多数人仍然莫名其妙，就是朝垠心里清楚，是说他送给老主编终审的稿件中，有篇小说《不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而朝垠没有看出和发现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但这篇出自一个业余作者之手并非写战争生活而是写边陲一位连长和他七岁的儿子及连长婚姻生活的小说，并未涉及战争，只是写了连长的儿子在连长和他的新妈妈举行婚礼时，他躲到别处穷极无聊地玩着斗螳螂的游戏。他最后厌烦胜者的残忍，便连胜者也惩罚，一脚将取胜的螳螂踩死。这件事怎么讲也是顽童的心理行为，透出为人父者应给孩子更多的关爱，这层意思。跟战争的正义，非正义无涉，更不用说跟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有什么瓜葛。不过老主编的判断是权威的。或许这是某种明白无误的信号或一个借口？朝垠预感到了事态的不寻常性。
1990年11月，上级单位正式通知：
“停聘王朝垠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职。”
是年王朝垠54岁。但是如此热爱着人民文学编辑事业的王朝垠怎么能够骤然停止呢？他再也找不着自己心理的平衡了。外地好些文学界的朋友仍然热心地请他这位富有经验的编辑审稿、编稿。1993年10月15日早晨在湖南某地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他刚刚审读完一篇稿子。朝垠身后萧条，留下年轻体弱的妻和两个年幼的孤女。
礼平雪地里打滚
作为读者，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我在80年代初期读到的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它的诗意，它的意境，它的写实风格与浪漫精神相结合，它对国、共两党两代人物准确、精当的描写，它对历史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它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它的动人心弦，可以说是当时某些被当作佳作推荐的作品所不及的。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萌生了想见见作家本人的愿望。在小说刚问世时，我也曾有过遐想，假使电影界有识之士将其搬上银幕，精心拍成一部很美、很值得回味，欣赏价值颇高的世纪经典式电影，岂不甚好？
但是一切非我所料又似意料之中：在这新旧交替、交错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恰恰是好的，有才气、富有创造精神，具备创作个性、艺术特色的作品，横遭批判、挞伐，而某些艺术粗糙、平庸，主题“积极”之作，反被捧得很高。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命运正属于前者。某些报刊及权威批评家指责这篇小说“宣扬了宗教情绪”，自然也就宣扬了“反动的”唯心论。有的则称作者“美化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将军”。这样的批评模式不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尽管不少读者对这类批评嗤之以鼻，它却产生了社会影响。我想那时即便有电影制片家动了改编、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念头，恐怕也会马上放弃，以免招惹是非。据我所知，也因为小说遭受批评，影响作者有好几年不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然社会上仍有慧眼识才及公正之士。有影响的北京《十月》杂志最早将礼平的小说发表；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８１年为其出版单行本，１９８６年再版，累计印数达１６万册。这也说明作品拥有不小的读者群。读者并不因它挨批评而不要看它。相反，新时期似乎有一条不成文定律，愈遭批评的作品愈走俏。批评家的指责反给作品引来更多读者。
我认识作家礼平是在１９８６年上半年。那是一次欣悦的旅行，我和礼平、部队诗人李晓桦三人结伴同游黑龙江省北部。在四月中旬，我们穿越大兴安岭的草原、林区，抵达祖国最北边的北极村。我们的目的之一是想看看祖国北疆的大江黑龙江和它在春季是如何开江的；再是沿着黑龙江沿岸旅行，到达黑河市停下来。这样我和礼平、晓桦有二十多天朝夕相处。这时我才知道礼平同晓桦一样，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来自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两人同是军中作家（礼平那时是海军的创作员），对考察边疆感兴趣，喜欢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喜爱读书，而礼平对近、现代历史尤为着迷；使他同晓桦结成好朋友。他们结伴走边疆已非头一回。我想共同的爱好、兴趣，也是我同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吧。礼平其人比我想像的更加文秀而敏感。他的头脑曾沉湎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中国的外国的这方面著作他读过不少。此次旅行，他身边带的是魏源的《圣武记》。谈论康熙、乾隆两朝对边疆的举措，因而成为我们旅途中一个话题。记得有回我们三人在嫩江小城小酌，礼平忽地向模样清秀的女店主打听，这里还有没有康熙朝从云南充军来这儿当站丁的吴三桂军队的后代？女店主笑而不答。谜底很快被在座一位老顾客揭开，他说这位女店主恰是来自云南站丁的后代。由此，礼平结合两次到黑龙江的感受，生发灵感，回京后写了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５月号。小说的题目叫《小站的黄昏》。没有对生活敏锐的触觉，对历史现象深入思考和丰富的想像，这小说不可能创作出来。
礼平热情、纯真的诗人气质不时会显现，使人觉得他的确像个天真单纯的大孩子。我们到达中国最北的县———漠河县的北极村时，黑龙江仍然冰封雪冻。据当地人说，这年开江要比往年迟些。我们只好匆匆折向南行，以便在更偏下游的地方去看开江。中途我们住在塔河县一个边防团部。第二天清早，我们发现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厚厚的积雪封住了门槛、道路。在有的人，或许觉得这是裹紧被褥睡大觉或围炉饮茶消闲好时刻。然而礼平却兴奋异常，来回走动，瞄着外边的雪景。终于他提议我们一起步行到雪地里去，到森林里拍照、玩耍！这主意没有异议地通过。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了。虽说雪深及膝，举步维艰，当我们深入茫茫林海、雪国，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最壮观美丽而寂寥，似脱尽人间烟火气的童话世界展现于我们眼前。礼平、晓桦忙着拍照不停。放下相机，我们又在雪原上奔腾、跳跃。这雪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清爽、洁净、温柔，甚至有几分暖意。据说，这正是下的一场开江大雪，在暖暖雪被的捂盖、温润下，温度会迅速升高，黑龙江也就开江有望了。最激情难平的是礼平，伸展双臂，仰天呼啸，犹不足以表达他对北国雪原的深情，我看见他在雪地上翻滚！这种热情如潮，与壮美江山融成一片的深度体验，后来我也同他分享了。
1997年2月10日
诗人周涛的感叹
1987年秋天，我同军队里一批诗人朋友结伴同游九寨沟，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豪放诗人周涛。这汉子具备十足的魅力，尤其他的谈吐，很快使自己成为大伙儿注目的中心。我们正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军区来车送我们出发。周涛在讲他的一次历险。那是“文化大革命”掀起武斗高潮之时，他搭乘一辆载了好些人的卡车往镇上去，迎面忽来一车，朦胧中看不清楚，司机以为是自家人正欲喊话，对方却看清了这是对立面的车，一梭子子弹射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司机连忙调头奔逃。“我正在卡车前头，第一批子弹没有击中我，这时我已匍匐在车板上，车上的人也全都趴下了。只听子弹如急风骤雨般一阵阵打在车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