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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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行很愉快。小面包车向北疾驰，穿过李白的故乡江油，进入大熊猫的生长地平武山区，再由平武趋南坪，抵九寨沟。返回时又去黄龙风景点，经过松潘、包座、班佑等地，大体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南下。在藏区草地，周涛显示他是个驭马、骑马能手，那几个军旅诗人谁也比不过他。草地、雪山，艰险的路都被我们闯过了，平安无事。最后一站宿于理县（又名杂谷脑）。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正在沉睡的我们，忽被对门房间里一群尖亮嗓门的四川妇女的说话声、笑闹声吵醒了。有的人只好被迫起床。大约最先起床的是诗人李松涛，他好心地去劝说那伙刚刚住下来的女人安静点，别影响旁人休息。谁知有几个“川辣子”不吃他那一套，七嘴八舌，连骂带笑将他奚落一番。老实的李松涛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房间。妇人们正自得意，笑闹声升高了好几度。这回是好汉周涛不知从什么地方“杀”将出来，站在妇人们房前，威严地一吼：“闹什么，嚷什么？”即刻沉寂有几秒钟，忽地一梳辫子的川妹子不甘服输，疾徐有致地骂了一句：“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操你妈！”这时我们的周涛兄却没有见气，只低声凝重地找补一句：“家去操！”这女子像被火灼般地立刻将房门关上。自此对门房间再没声息了。回到我们中间，众人纷纷祝贺：“周涛兄，你赢了！”周涛却说：“唉！江山多娇，斯人憔悴啊。”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1）
诗人杨牧从四川寄给我他洋洋200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的两卷书。由此我想到和他的缘分，遂随意写下我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书的感受。除“缘分”和“引子”，以下十个小段落均以杨牧《边魂》中的诗句作小标题，故称杨牧十韵。
缘 分
1987年初秋，我有一次四川之行。北京的部队青年诗人李晓桦邀我到成都参加由成都部队做东出车，全国各部队几位青年诗人同行的九寨沟之游。我由此结识了新疆风趣的军旅诗人周涛。有天，周涛交给我一份手稿，是他的朋友新疆边塞诗人杨牧一册散文体新作。他讲，你在北京出版界工作，还编《传记文学》杂志。你看看这稿子可不可以发表或出版。我同杨牧素不相识，那些年也很少机会看诗人们的诗，包括杨牧的诗。但我接受了稿件。心想是否发表或出版，只有读完稿件方能作出判断。旅途我读毕杨牧这卷18余万字的手稿，我甚欣赏。作为刚赴任不久的《传记文学》杂志拍板人，我决定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杨牧这份《西域盲流记》手稿，因为它是一部纪实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可读、好读，见出作者的思辨和文学才华，同时它具备客观的，不会泯灭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在当年传记类文学来稿中，我认为杨牧这篇独立不羁、出言直率，有文有情之作属上乘。这自然是诗人杨牧一份真实的自叙传，能写出来，是难得的。我读他这份自叙手稿也就了解认识了杨牧这个人和他笔下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当我决定《传记文学》全文刊登他这篇佳作后，遂写信告诉了周涛兄要他转告我不相识的杨牧。杨牧于1987年12月寄赠我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的他的诗集《边魂》。我曾是个很爱读诗的人，读杨牧《边魂》，似有深入骨髓的感觉，远胜过去某些诗人写边疆的新诗。其后1989年6月30日在北京，杨牧与我有次短暂会面，由此我们成了相知的朋友。继1988年《传记文学》全文连载他的手稿，1990年3月又为他出书，书名《西域流浪记》，是我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
引 子
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土改中划为地主）。祖籍则是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其先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进士第一，年仅24岁。嘉靖初年因直谏，被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在云南终老。他记诵之博，著述之丰，居明代文士之首。所作诗词散曲等极丰富，有《升庵集》行世。关于杨慎的这些话，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老作家艾芜带我去游玩他的故乡新都桂湖和宝光寺，一路闲谈，他告诉我的。看来他对这个同乡前辈先贤颇感兴趣。而艾芜自己也是年轻时流浪云南，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话题扯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杨牧的家世。谱牒有时无稽，然而杨牧这一支出自杨慎，则是有他家乡一块墓石的碑文作证。杨牧1944年3月出生，5岁半时曾接受一位家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不久即中止。两年后父亲去世，家庭破败。尽管如此，他的姑母仍资助他进村小初小念书。9岁，祖母辞世，生母改嫁县第二中学一位英语教师。10岁他考入乡小。这次进高小，得到他的班主任资助。12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县第二中学（原为私立三善中学，后为三汇中学），这回他的资助人是他的后父。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这个学习成绩仍然优等的14岁少年，只因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右派”诗人艾青的作品提出疑问，在关于“又红又专”的讨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意见，而被判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60年，他去公社小学任代课教师。可是隔了两年，只因和几个同龄朋友合编一份油印诗集，又被指为“非组织行为”。一年后再次被“下放”回家务农。一个有天分的少年，爱好诗歌，学诗读诗，进而编印自己的油印小诗；此外还学着独立思考、判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这在一个正常社会算得了什么呢？就是不愿鼓励，也犯不着加之以罪呀，何况还是未成年人。毛泽东处在上世纪他少年时代的旧社会，不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吗？也未见那时反动当局治这些个少年人的罪呢！对出身不好、有才学的小孩，采取打压排斥的方针，是十足的蒙昧、愚蠢。可见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无孔不入，深入到农村学校教育工作中去了。
幸好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重视孩子受教育的他的乡亲们支持，方能使小杨牧在家庭逆境中尚能读几天书。也有幸小杨牧自己，接受了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包括幼时耳闻的他先祖做人、做事的风范，方使小小的他在逆境中，不光是为了吃饭（基督教《圣经》上讲的是“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面包”），还存有继续学习、上进之心。就说1958年吧，这个14岁少年已被勒令退学，却在无意间发现县报登了他一首仿民歌的诗。自此，他益发努力自学，并练习写作。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当地及全国性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发表文艺演唱、诗歌、小说等类习作多篇。可是在1963年他再次因写作而受惩“下放”。家乡天地虽大，却似乎再也容不下这喜爱舞文弄墨的小杨模（他的原名，四川音模同牧，当时他发表诗作曾用杨牧笔名，后来就改为正式名字）。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2）
“我的灵魂再难安静”
杨牧1964年4月登上西去列车的旅途，他的灵魂就不安了。这些西出阳关的人，各种各样的。坐在他旁边的中年妇女，老想跟他说话，他觉得她有点套近乎。从她的谈话中了解，她是去南疆再嫁人。对面的是个挂着校徽、沉静的女大学生，她居然开口向他借帆布袋露出一角的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随后就埋头读起来，再也不说话。女大学生对他是个谜……到了乌鲁木齐，几个刚认识的人该分手了。出乎意料，女大学生突然提出要借走他的书，将他地址写给她。还问“相信吗？”他想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我怎能不相信呢。遂将书借她，临时地址写给了她。而那位中年妇女呢？留下了她的地址，让他有危急向她呼救，送他一双竹筷，还往他口袋里塞钱，说她的地方快到了，钱已没多大用处。“你信得过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吧。”（读到这里，我的灵魂也有点不安了，差点掉下眼泪）……这两个人两件事，虽说都是小事，但也牵动了杨牧的灵魂。借给女大学生书，杨牧明确认同人际关系中信任、诚信是美德并付诸实行。杨牧在作品开篇细写了那位同座的姓何的中年妇女，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觉，杨牧开初对她的判断，下车时他已有所修正。实际上后来证明，两个女子都是讲交情，守信用的。女大学生给他寄还借的书。中年妇女曾一再来信，问他有没有困难，她可以帮助小老弟。
杨牧初涉新疆之途，他为了找个栖身之地而走的北疆那条路，乌鲁木齐———石河子———安集海———乌苏———精河———赛里木湖这一线，恰巧是我1979年走过的。杨牧所写他为了找车在临近赛里木湖的三台子，那一夜所遇见的人和事，他灵魂的不安，给我印象尤深。
天黑下来，他独自一人走到一座无人的空屋前，情况一点不熟悉，寒冷侵袭他，还可能有野兽，真是危机四伏，这一夜将如何过？正在忐忑不宁时，还真有个人走过来。他叫了声同志，对方有了回应，原来他是在这一带挖草药的一个汉族人，自然也是流浪汉。这人会点哈萨克语，将他带至一家哈族人的毡房前。一个年轻女人带他们进毡房。女主人用馕，奶酪，奶茶热情礼貌地招待她的客人。这时他发现旁边毡毯上，还睡着个婴儿。而带他来的那个人像个久经世故的江湖客，不断与那女子攀扯，讲哈族话还不时夹些生硬汉语，有的话他能听出来在吹牛皮。更让杨牧难受的是，他在说“北京！北京！”冒讲他们来自北京。杨牧写道：“我像被什么螫了一样，浑身发麻。他赶紧碰碰我胳膊。‘吃，吃，哈萨克是最好客的，你不吃，她还不高兴呢’他显得十二万分的豪爽，俨然他自己就是主人。而那一副饕餮之状，又像只拣了浮尸的饿狼。”饼足茶饱，女主人安排他们住下。他们睡在毡毯一侧，她和孩子睡在不远的另一侧。灯灭了，他和那个人共一条被子。他不安，觉得这么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相隔只有两三尺），太不像话！而那位却不以为然：他说“这算什么！……”杨说，“那你怎么说我们是北京的？”他嗤地一笑：“她懂个屁，新疆以外的都叫北京！”他翻个身，声音反倒大起来，仗着那女人听不懂：“丧门星！今晚都是碰上你啦，要不她肯定要跟我睡觉！他们最喜欢汉族人，”接着讲出一番下流话。作者写道：“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这家伙真他妈的混蛋！好心好意让你吃，让你住，你还把人家当成什么！怎么能这样呢？倒是那个女人的形象，她跪着待客，总是在我眼前晃。我突然觉得她可怜了，不，是我们可恨，我，还有我！我在与人同流合污，欺侮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羞愧了……啊，一个正哺育乳婴的女人。哈萨克，哈萨克，如果我能够，我一定要像恩人那样报答你！一辈子不轻侮你！”作者的灵魂又一次难以平静，并受着自己拷问。有了这番际遇，次晨他下决心跟这个随时可能“咬人”的游民流浪汉分道扬镳。而拷问的结果，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守住自己的灵魂，那就是他在“难以平静”中显现出来的一颗善良、诚实、正直的心。正像他自己剖析的，“我不是鸡营狗苟之辈”，不能做“那种飘蓬无根”的人。翻开杨牧流浪生活头几页，他是这样起步的。
“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3）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烫熟，缫而为丝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