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情心的悲剧-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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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对基督教的否定；它是从对立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其目的是想引导出相反的结果。雷蒙德坚持认为，所有改革者和记者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人类罪恶行为的发生地：罪恶真的是从社会机构中产生和制造的吗？雷蒙德认为：在找到可以适用的办法之前，应该确定引发罪恶的根源，而联合会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冲突。他认为，这个根源是“人类内心的罪恶感”，而对此的处方必须触及这一根源，或者使其无效。内心必须改变。人类本性的规律必须不再成为其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必须学会将其服从于更高的正义准则，在上帝面前释放出他的良知……只有他自己的个人意愿才能平息内心的罪恶。
这样，界线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格瑞雷认为，“人的内心并不堕落：他的热情并不促使他去犯错，他的行动也不会产生罪恶。”格瑞雷在第十二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他的信念：“主仆、贫富等社会区别是导致罪恶的根源。”终止罪恶的方法就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公平，其中一个办法是让政府对境况好的人家征税，然后将食品和资金分给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家。
格瑞雷的观点并没有立即使社会产生大的改变，但它却规定了在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上分发物品的案例。此前，社会一般不太愿意让政府进行再分配。公社主义的观念也只能在一些短期存在的激进报纸或小型刊物上才能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认为政府福利制度正当的声音出现了，部分原因就是格瑞雷的文章宣传。像《罗尼尔每日快报》等报纸也响应格瑞雷的号召，认为“每个人道政府都应该养活穷人”。亨利·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由于社会整体必须对穷人负责，因此整个社会应该为此付出。
随着某些观念的改变，其后果开始逐渐显现：一名分析家在19世纪50年代末注意到，“许多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团体都认为，接受户外救济和贫民救济会的数量空前增长。”救济突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1857年的商业恐慌和随后产生的失业现象，但此后更长时期的救济数量增加却没有合适的解释。1858年，纽约金县有33000名居民的名字出现在领取救济名单上，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3％。阿尔巴尼6万人口中的13％（约8000人）也接受政府救济。在新英格兰南部的几个纺织城镇，失业率很高，富尔河地区五分之一的居民和普罗维登斯市六分之一的居民都登记接受政府援助。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聪明和阴险
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数字还要高。但令人不明白的是，经济情况好转时接受救济的人数也居高不下。纽约州州务卿的统计数字显示，户外救济并不仅仅与大萧条相关：1840年有11937人接受暂时救济，1860年则为174403人。其他城市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便如此，许多观察家却继续认为75％～90％的贫困是由酗酒引起的。例如，一位名叫塞缪尔·奥斯汀·阿里波恩的学者在一本书中讽刺了对穷人的关爱，虽然他认为在导致贫穷的原因中，放纵在美国穷人中占四分之三，但他却没有讨论放纵。1852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向该州的32个城镇分发了调查表，结果发现只有一份调查表将“就业需求”作为引发贫困的原因；在“放纵”原因下面划钩的人数最多。五年后的统计可能有些差别，但并不大。1857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从对该州穷人院70％居住者的背景调查中找到了放纵原因。
很难讲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救济需求有多少，也难说清楚申请救济者能有多少人有机会得到救济。但是，《纽黑文报》的编辑逐渐相信，大多数的救助给了并不值得救济的穷人。他建议救济应该由私人进行，而不应该由政府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仔细检查那些救济申请者。亨利·雷蒙德的《纽约时报》认为，政府慈善“在提供帮助的人心中种下冷漠，在通过慈善机器获利的人的品格中种下低能”。 “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继续反对“那种不加检查就向所有申请者发放救济的有问题且危险的救济模式”，“聪明和阴险、无害和爱心等因素都将纳入慈善活动”。“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坚持认为，如果格雷李特那种“非歧视非慈善”计划得到执行，“我们还不如将钱扔到大街上，让穷人争相来抢，然后再震惊地看着我们自己制造的这种混乱局面。”
其他人也没有认可格雷李特的立场。《普罗维登斯》杂志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财富是一个储备银行，它储蓄了所有劳动者挣得的血汗钱”，每个工人都有“公平和基督教的权利”来要求“分配这些利润”。波士顿市市长站在他的立场上，称市政府“有义务满足各种存在的需求”。（但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反对这种救济建议，认为如果大城市里要求分配公共财富的人数增长，那么美国就将失去它的自由。）争论还在继续：波士顿西部的“沃尔瑟姆哨兵”组织坚持认为，穷人应该要求政府“根据他们的权利提供……”
后来，由于内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些争论逐渐减弱。但战争结束不久后，政府是否有能力实施福利制度却变成了一个问题：激进的共和党人建立了救济黑人的经济援助项目，但安德鲁·约翰逊却反对他们，认为“支持穷人的制度……从来没有被宪法起草者们考虑过”。约翰逊并没有嘲笑原来那些奴隶。他对一个黑人领袖代表团讲，他希望全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目标能够在人们企盼的眼中闪烁，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我绝不会假装比上帝还明智”。约翰逊期望慈善提倡者们能优先考虑联邦计划，他个人出资1000美元，用来支持查尔斯顿一所黑人学校。
但是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原来的奴隶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但得到《圣经》和其他东西的情况却相当普遍，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参议员C·P·莱斯利称：“在一个国家能向政治家提供照顾之前，这个国家还没有权利称其为国家。”那个时期有一段十分著名的插曲，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议长在赌马时输掉1000美元，三天后他却用“主持议会的尊严和能力”为借口，投票通过一项能从中补偿他损失的法案，要求为议员额外提供补助。
在北部的一些地方，腐败可能更为糟糕，也更没有理由。纽约穿斜纹软呢的老板和他的同伙据说抢劫了该市160万美元，但他们却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穷人。一些聪明的城区政客搞了一些“救济日”项目，让纽约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政府分发东西时排起长龙。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该市十分之一的人口每周可以从公共仓库领取配给。在布鲁克林，塞思·娄（后来当选市长）率领的记者和改革者们将这种救济制度称为“政治实体的痛苦”和“政治腐败错误”。娄的研究表明，那些并不需要救济的人也参加了这一项目，因为“政府给了他们”，他们自己也想分到一杯羹。一个女人曾用九个名字来领取救济，但“真正的穷人却得不到他们应该增加的救济。去领救济的人多数与分发救济的人有关系”。然而，城市福利却延续了下来。
使公正和仁慈之间的关系变松散的因素还不仅仅是政府项目。1873年大萧条时期，有些慈善家资助了34家免费餐厅并发放午餐，每天有五千至七千人就餐。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有益的，但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大萧条时期救济穷人的募捐中，有超过一半的钱花在了冤枉处。令罗伯特·哈特利沮丧的是，这些救济项目没有经过检验，但却“随意向那些参与慈善的人发放，而不管其是否真的需要救济”。随后，一种破坏性的模式出现了：一名慈善官员注意到，不加区分发放的慈善餐可以说它太多，也可说它太少，因为“对那些的确着急需要真正救济的人来说，分发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但对那些大喊大叫却事实上厚颜无耻的人来说，却显得太多”。
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威胁惨不忍睹
主义者的威胁酒鬼与瘾君子蜷缩在廉租公寓中，没有父母的孩子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男人们排队等候着免费汤羹，被抛弃的女人们则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真是一个生活艰难的时代。这不是对当今美国的描述，而是对一个世纪前城市惨景的写照。的确，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但那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其生活上的艰难至少不比当今城市贫民的要少。在那个年代，城市拥挤不堪，市民寿命较短，成千上万的孤儿流落街头。由于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化速度过快，致使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在1860至1890年间，美国几乎所有东部都市的人口都翻了一番，而像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则疯涨了六倍，甚至十倍。当时，整个美国社会远比现在贫穷落后，至于劳动及生活条件更是今非昔比，惨不忍睹。
希望摆脱贫困的人们往往又因其他问题而陷入困顿。19世纪70年代早期，城市犯罪相当严重。1872年出版的《伍德插图手册》警告纽约游客，提防任何“在大街上向你搭话的人”，“除游逛繁华闹市外”，深更半夜不要漫步街头。1873年的《哈珀周刊》则是这样描述的：“袭击与抢劫已司空见惯。”到处酗酒成风，吸毒现象日益严重。1868年运入美国的鸦片高达146万磅，是1840年的六倍。当时，美国吸毒人数已高达十万之众。拉夫卡迪奥·赫恩这样描写辛辛那提市：“每天上街都会碰到几十个瘾君子。他们已完全堕落为毒品的卑贱的奴隶，每时每刻无不遭受着极端痛苦的折磨。一旦陷入鸦片与吗啡的魔爪，除极个别之外，他们一辈子都难以挣脱。”
同情的七大标识报告有失精确
即便人们认识到，19世纪后期对贫穷的斗争与我们自己密切相关，并且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第三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答案：那个时期的慈善事业取得的成就究竟有哪些？这个问题难以得到精确答案。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统计数字都不很全面，因此也就没有特别的用处。虽然，我非常得意于我写的《1890年度调查报告》，但我仍然在其中的一页上坦诚地指出，这份报告有失精确。我在三个地方写道，“这次调查结果，相对而言，没有什么用处”，“回笼的问卷份数太少，不能从中得出一般结论”。
我们不得不经常重新查阅当时的一些见闻和记者的评估。这类资料非常丰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在分析“波士顿工艺援助协会”成功改造贪杯者的原因时写道：“这些妇女大都由于酗酒，或由于更加邪恶的习性而人格沦丧。但……一年之中，竟有500人将500名这样的坏女人领进家中，给她们以新的希望与机会。而且，有时领回家的妇女还带着小孩。”一名在贫民窟工作的中产阶级志愿者惊讶地说：“当我亲眼看到那些醉醺醺踏进传教组织的男人们逐渐转变成一丝不苟地劳动者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见过那些肮脏的住家，所谓的床就是几捆脏乱的稻草而已，但渐渐地，我发现他们的住家变得干净起来，干净得让人肃然起敬。狰狞的脸渐渐变得祥和、友善，诅咒与粗话让位于轻言慢语。”作家乔赛亚·斯特朗1893年写道：“在过去的25年里，如此之多的小偷、赌徒、酒鬼和妓女被拯救出来，也许在世界的历史长河里，还不曾有过哪个世纪见证过如此现象。”
虽然，斯特朗和其他一些人崇信神论价值观——当然也有些人对神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都被麦考利的实践所深深打动。穆克拉克·雷伊·斯坦纳德·贝克对那些沉沦人的自述印象至深：譬如，有一位“下三滥酒徒”，某一天他鬼使神差地拐进了麦考利传教屋……他开始相信：“当我无力自救时，耶稣有拯救我的能力。”虽然，贝克不很清楚这些人陈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很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乐意倾听这些故事，但他是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而且好奇心很强。他这样写道：〖3〗第六章同情的七大标识〖4〗〖1〗〖2〗美国同情心的悲剧〖4〗对这些人的陈述只是简单地进行报道不能准确传递这些言语中所表达出的那种迫切心愿和朴素情感。挑剔的批评者也许会说，这些故事能有什么用？但这些批评无法动摇麦考利的信念。他知道他所取得的一切来之不易。那些一度邪恶的人，那些愿意听他指导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了解他过去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吗？他们长期以来不是一直对主的仁慈之力茫然无知吗？……贝克还指出：“显然，不管这个人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还是满腹经纶的大学士，这些区别都没有任何意义。重新塑造的仁慈之力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的。”贝克称麦考利传教组织是“这个国家最为出色的慈善机构之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一旦这些人“降服于”耶稣，他们就能远离酒精文化，找一份工作，而且还能与家人和睦相处。
对于这一切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对于那些既嘲笑相信者也嘲笑怀疑者的人而言，也许最值得他们信赖的人莫过于自由改革家雅各布·利斯了。利斯一直见证着麦考利时代。他1890年写作了《另一半如何生活》一书。利斯一生关注纽约穷人的生活现状。每天他都手拿笨重的相机，在廉租屋里进进出出，每天得爬上爬下几十层楼梯。他用相机将拥挤在一间间廉租屋里目光呆滞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展现在世人面前。目睹了太多的悲惨之后，利斯这样说道：“我坚信，纽约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城市。一旦知道哪里有穷人需要救助，人们就会踊跃地提供这种救助。这种踊跃程度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任何其他地方也很难见到规模如此庞大的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利斯曾详细地记录了一个慈善团体的事迹。这个慈善团体在八年间救助了“4500个家庭，使他们摆脱了贫穷，过上一种自豪的、独立的生活，不再需要救济”。他还记录了几个贵夫人的感人事迹，“她们所取得的业绩是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无力做到的。她们一共救助了六万名流浪街头的儿童”。
这些记录并不鲜见，19世纪90年代的报纸杂志有过大量的类似报道。当然，雅各布·利斯及其同龄人并不是说，一个世纪之前的那场与贫穷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甚至也不是说，这场战斗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利斯富有哲理地写道：“都市对于大多数的人，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对于飞蛾。”虽然一些人从贫穷潦倒的泥潭中爬出来，但很快便有其他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等待着火的考验。可是贫穷斗士们从中看到了运动的希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漫漫长冬凝积的冰块，还看到了那清冽的泉水冲破坚硬冰块的阻拦，流入穷人们的心田。这种动感与最近几十年美国令人沮丧的贫穷凝滞状态——好几代人对社会救济的那种普遍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那时人们的乐观心态与目前普遍存在于穷人中的堕落沮丧与富人中的玩世不恭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情的七大标识慈善事业的工作者
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不是漠视，不管这种漠视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19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