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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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党中央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东江苏维埃的失败而对军事行动失去信心的时候，在党的地方干部中却产生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浓厚兴趣。从1927年底开始又爆发了新一轮赤色暴动，这些暴动虽然目标不够远大，却更加切合实际条件。它们是由各地的共产党人发动的，虽然也是响应党中央的一般号召，却不属于党中央直接领导。方志敏在赣西北发动的起义是最早的地方暴动之一。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方志敏在出任“五县县委”书记、负责在家乡弋阳县发动农民起义之前并未在党内担任过显赫的职务。起义于1927年底爆发，先是热火朝天地积极出击，1928年初遇到一些挫折，随后就走上地方割据和游击斗争的正轨。这次农民暴动创建了一个地方苏维埃政府，由方志敏担任领导，还创建了一个团的工农革命武装，由邵式萍任团长。从1928年年中到1930年初，赣西北苏区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很少受到党中央的干预）发展虽然缓慢，却一直在稳步扩大。［9］同中央苏区的隔离与国民党的攻击似乎是方志敏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而熟悉家乡的社会地理环境却利于他的继续生存。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建设（2）
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另一次重要起义是湖北东部的黄安、麻城起义。在当地共产党人符向一、潘忠汝和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参加暴动的农民于1927年底占领了这两个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一个农民革命军。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幸存者不足100人，逃避到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直到1928年5月才又公开活动，并与另一支农民武装一起在光山重建苏维埃根据地。一年后，队伍不断壮大，已足以挂上红一军的头衔，这时才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徐向前被中央派来以军长身份领导这支部队。在豫南、皖西两省毗邻地区，也爆发了两次农民暴动，分别是1929年5月的商南暴动和1930年1月的六安、霍山暴动。两次起义各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都归属徐向前的红一军。这样在1928—1930年的两年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或称鄂豫皖苏区）就脱颖而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战略基地。［10］而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潜力甚大，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一地区位于华北和华南之间，能够减轻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和北方军阀的军事压力；而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向北部和东部广大乡村地区寻求自然发展，也可以沿京汉铁路和长江流域而向南、向西发动对中心城市的突然攻击。
1928年1月，贺龙和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湘鄂边界地区，去发展那里的农民暴动。他们抵达湖北西部的监利，并把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召集起来，只是没能占领该县县城。他们率部向湘西进军，因为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北伐战争前，他曾作为一名军官在这里驻守过几年。在他的部下和老相识的帮助下，他的部队扩充到3 000人，并于1928年3月占领了桑植县城。但在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和保安部队的进攻下，这支拼凑起来的共产党军队连输了两仗。周逸群只身一人返回湖北，贺龙则率领残余部队向西撤退，在湘鄂两省边界地区坚持斗争近两年。1929年5月，湘鄂边根据地已拥有两个县的全部和其他县的一部分地区。贺龙的部队被命名为红三军。与此同时，周逸群也在湖北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并创建了红六军。［11］直到1930年年中，这一广大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苏维埃区域，仅次于毛泽东的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建立应首先归功于贺龙在这一地区的私人影响和私人关系。但是，作为刚刚改信共产主义的一名前国民党军官，贺龙似乎一方面过分习惯于旧的军事准则而忽视党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注重遵守党中央的指示而缺乏足够的独创精神。这种情况可能是造成这一根据地区域缺乏像其他一些苏区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原因。
彭德怀和滕代远于1928年7月发动的平江起义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兵变的旧策略获得了新生机。彭德怀是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长，在共产党员滕代远的鼓动下，他率领全团3 000余人在湖南平江宣布起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在同政府军进行的长达3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彭的部队减员至不足2 000人。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转移其主力部队，去与井冈山的朱毛部队联合。留下来的部队由黄公略指挥，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建立了湘鄂赣苏区。［12］
再向南方，又有两次起义发生，即由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和李明瑞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百色起义开辟了右江根据地，并于1929年底成立了红七军。龙州起义则建立了左江根据地，并在1930年初成立了红八军。两次起义后，这两大红军部队多达8 000人，并控制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与其他共产党的势力缺乏必要的联系，因而受到国民党的四面围攻；又因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对起义全权负责，所以更愿意把部队带到北方，与共产党的大部队会合，而不想在偏远的南方固守一块孤零零的根据地，所以左右江根据地自始至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3］
较为特殊却又不难理解的是，在陕西省也发生了两起中共暴动，一次是1927年11月的清涧起义，另一次是1928年4月的渭南和华县起义。陕西起义构成了中国北方罕见的一大景观，其他北方省份不曾发生。这两次暴动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在1930年以前既没有形成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也没能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该省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杜衡、杨国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西本省人。他们凭借着对当地人民与军队的了解和熟悉而在一些边沿农村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但是由于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区域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迅速发展并立刻有所起色。［14］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1）
关于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和事后的历史学家都曾列举过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一致看法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第一类因素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军事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分裂对抗以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在以上两种客观条件中，后者看上去虽不太明显，却更加值得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性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各地的苏维埃运动在本质上也有很大差别。在另一种研究中，这些差别或许可以成为专门讨论的课题，但对我现在的这项研究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整个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发现的几项共同特征。
一、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革命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获得并在整个30年代都一直强调的基本教训之一。［15］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1928年这一阶段，在党内军内叫得最响亮的是这样两句话：“听党的话”和“跟着党走”。特别是刚刚脱离国民党的旧军官如贺龙、彭德怀，更必须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强调共产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除了表明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与之开展斗争的决心外，还表现在若干实际工作方面，如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发动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军队改革，特别是强调在各级军官和地方干部中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虽已成为人所皆知的口头语，但尚未被普通老百姓（农民和士兵）所深刻理解。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团体，共产主义就是每个穷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土地———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16］不过，即使这种狭隘的理解，也已足以使他们加入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无穷的力量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共产党的实际作用比其思想更加重要。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内部机制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比如红军部队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搜集信息，获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补给。而在撤离某个地方之前，则至少要安排一个党的秘密支部以备后用。在苏区和红军中，共产党员发挥着领导、监督、鼓动和示范作用。他们由此而成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核心”和“先锋队”，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
二、红军和武装斗争
创建自己的军队必须开展独立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所吸取的又一条基本教训。国共合作破裂时，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因松散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给摧毁了，而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17］1927年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冲突已公开化，自然无须再一味地重复军事斗争的必要性。而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有效地进行作战并开展革命活动，则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红军的革命特点后来被共产党人归纳为“三大关系”———军事任务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红军指战员所受的教育是：不仅要做战斗队，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队、政治上的工作队和经济上的生产队。共产党还教育他们，红军打仗不仅是为了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是要最终解放被压迫的农工劳动阶级，使整个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为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下至各连排，上至红军总部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和各级党委，由他们在各个级别上监督军事领导。军队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红军内部纪律严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等。［18］此外，还规定了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穿着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薪水；而且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官兵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19］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
从理论上讲，苏维埃或称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制度，它能使全体劳动人民充分地参与政府的管理与决策。［20］而事实上，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领导人通常是党和红军自上而下任命的，大致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很少吸收乡村的农民，更不用说工人和士兵了。尽管如此，由于新政府采取了集体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较之以前，这种体制要民主得多。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在那里，苏维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居民委员会或职业协会组织。
苏维埃制度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它把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运动以及社会组织从上到下联结起来。虽然在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要创造一种更加完美、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上可以有所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产党人巩固根据地，动员农民支持其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2）
四、土地改革
土地分配不公，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这一现象简直可以说已经使得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土地拜物教”的心理，农民的这种心理已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际需求。纵观中国任何农民起义若不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来吸引贫困的农民，是很难取得成功并有所作为的。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土地改革，这一点反映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上。［21］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7年这整整10年的时间，都被共产党人称为土地革命时期，甚至干脆叫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虽然在对待中农和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没收地主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一基本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土地改革纲领中却从未受到过怀疑。这就足够了。土地改革政策与苏维埃机构是共产党人的两大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能够在农村贯彻“群众路线”，开展“人民战争”了。
这个时期也面临着一系列疑难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也曾经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回答。共产党应该是（或曾经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吗？能不能把红军的战斗力看成是与他们的革命热情成正比的？苏维埃制度应该是（或曾经是）民主参与还是权力集中？土地改革与群众路线是能够直接把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魔力棒吗？概括地说，应该把这些革命措施看成是绝对目的，还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实现其他目的（或许不太崇高）的权宜手段？这些问题既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
暂时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若简单比较一下国共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明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及其特征在实践上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力量，为他们与国民党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极大优势。与共产党不同，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都未能在省级以下发展自己的地方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带有职业化政府军的全部特征，不同普通老百姓发生任何关系，也不过问农村农民的社会经济问题；国民党的地方行政基本上还是“一长责任制”，省长、专区专员、县长分别在少数职员协助下全权负责各辖地的行政事务，县以下就不好管了；对国民党来说，土地改革问题更不必谈了。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在自身力量上的增长不一定就能使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少以及他们各自的努力程度。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什么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