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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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7日党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很可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因为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该信中说，现时的形势仍然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持不下”的局面，要求红四军领导干部去“影响并争取广大群众”。这正是中共六大路线所规定的温和要求。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应把红四军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中去。［46］4月5日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复信显然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信中抱怨党中央对“客观条件和我们的主观力量的估价都太悲观”，并主张发动积极进攻，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47］
显然，这两封信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批评周恩来的保守立场，而支持李立三（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人事上并不太明确）的激进立场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红军和中共在1929年的大发展对李立三在党中央采取激进立场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公正地讲，毛泽东在信中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队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而不是党中央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指出，中央来信写于1929年2月份，当时红四军刚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而前委的复信写于4月份，是红四军在赣南、闽南得到恢复之后，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军事形势也可能影响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立场。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3）
由于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专制领导作风”，1929年6月到9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朱德手下的红四军倒是民主了，只是打不好仗。尔后陈毅去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和李立三，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有关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有关情况。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告诉陈毅要坚决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返回苏区时，陈毅带回了一封中央指示信。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党中央的指示信对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48］通过解释中央指示，强调党的纪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政治工作等，毛泽东显然巩固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他在地方党政干部中的权威。［49］
在1930年1月8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的私人通信，当时林彪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团长）中，毛泽东抱怨说：“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当毛泽东发现“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是对的了”，并为此显得比较满意。该文除了表明毛泽东在他的部下面前信口评议中央领导时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自居这一事实之外，同时还说明毛泽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赞成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立场的。［50］
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中央的激进路线。他打着反右倾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军官交出手中的权力，从而还被正式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毛泽东的部队当然也包括在内）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党中央的或说是李立三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集中全国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然后调动主力部队去攻打武汉。对于红军实行集中领导，毛泽东并没有反对意见，原因不言自明。这正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权位的增强。红一军团建立了，当然毛泽东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李立三的要求挥师北上，而是向南、向东疏散自己的部队，在乡镇地区求得正常扩展。为了应付中央，毛泽东声称有三个旅的国民党部队挡住了北去的道路，并且断言：“四军暂时不能走北上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向赣南、闽西农村分兵的“三个月计划”。他强调说：“在现时这种环境中，若仍然采取大部分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51］
李立三越想直接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1930年4月，党中央向毛泽东发出了警告：“红四军在扩兵方面过于缓慢，结果极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你们对自己的保守立场没有觉察，故而未能决定尽快扩兵；二是你们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不够及时；三是你们没有尝试各种不同途径去动员农民加入红军。”［52］
党中央的反复指示给毛泽东留下了日益深刻的印象。中央指示信的口气越来越严肃，意图越来越明确，这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他的红四军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在扩兵方面确实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快，特别是赶不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彭德怀响应中央号召比较积极，他的部队比毛泽东的部队扩大的也快，在1930年2月至6月间，彭德怀的红五军扩大了三倍，并夺取了一些大中城市。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
1930年6月15日，党中央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说他过于保守，并且限令他的部队立刻向北进军。10天之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6月25日，他召集第一军团的36名高级将领开会，随后联合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最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崇高头衔。［53］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去攻打南昌。毛泽东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却没有采取像模像样的大军事行动。7月底，即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刻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同时以令人吃惊的大胆口吻致函党中央：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54］
从上述引文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是在向党中央要求更高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愿望实现了。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围攻长沙，但他只是在口头上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然后撤退下来。但是毛泽东却保留住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当时他所拥有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55］
不难看出，在李立三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两年中，毛泽东与他的直接冲突只是发生在1930年4月至6月，因为在此期间，李立三试图直接指挥毛泽东的部队。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行动上有意无意地与李立三路线相符合。毛泽东与李立三本是湖南同乡，青年时代就彼此认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则比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更为密切。也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毛泽东才得以在半年之内连续得到擢升，从一个军的领导人晋升为军团领导人，然后又从军团领导被提升为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最终结束了长达3年的脱离于党中央之外的处境，重新在党中央得到一席之地。
就其总体战略思想而论，毛泽东倒确实是以李立三中央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会反对一切中央权威。一方面，红四军内的毛泽东与党中央内的李立三的个人关系反映了共产党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上下级之间在兴趣和行动方面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而后者强调革命理想原则。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相关资料（1）
［1］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共》，15~21页，台北，1966。
［2］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20~22页，北京，1951。
［3］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65页，台北，1965。
［4］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munist Movement，P。72。 Swarup说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把握住中国革命的脉搏”是对的，但若把国民党的全部农业政策看成是一种“自杀”政策，那也太离谱了。
［5］参见蔡和森：《党内机会主义史》，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483~501页，台北，1966。
［6］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1976，pp。 237~239。
［7］参见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载北京大学马列所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53~472页，北京，1978。
［8］参见钟亦木：《海陆丰农民运动》，71~86页，广州，1957。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6部，193~200页；第7部，153~154页；第8部，217~218页，香港，1977—1982。地方暴动与党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很少，因此有关的文字记载也不多。下面介绍各次起义和各苏维埃根据地的情况时，我将引用一两份有关材料，然后再引用司马璐著作的适当部分予以相互印证。司马璐比较详细地收编了中国内地各类报章杂志上有关的回忆录。
［9］参见中共横峰县委编：《赣东北红区的斗争》，15~44页，南昌，1980。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2~165页；第8部，139~142页。
［10］参见郑维山：《红色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集，第二部分，729~737页，北京，1958。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7~170页；第10部，101~114页。
［11］参见贺龙、周逸群分别于1928年9月和1929年9月19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辑，29~37、55~57页，北京，1979。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71~172页；第10部，127~135页。
［12］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87~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95~117页；第8部，127~147页。
［13］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8部，185~213页。
［14］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0部，151~163页。
［1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56~281页。决议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情形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得党不能保持独立性，不能对同盟者进行阶级批判，不能扩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2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17］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月7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18~252页。该文件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
［18］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 241~1 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8页。
［20］参见《斗争》杂志，1933年2月4日社论。
［21］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该文件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内容。”
［22］这一估计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个大致的分析。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41~42页，北京，1982。1930年以后，在国民党大多数军队中，军改成了师，师改成了团。
［23］参见彭公达：《湖南秋收起义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Hyobom Pak，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munist Party，1927—1930，Hong Kong，1971，pp。 81~115。
［25］同注［2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相关资料（2）
［26］参见《从武汉到井冈山》，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25~29页。
［27］参见《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494、6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参见陈毅：《朱毛部队的历史与现状报告》，53~54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13~116页。
［30］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27~136页。
［31］本书作者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李立三领导问题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参见Benjamin Yang，“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anture”，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uary 1989。
［32］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1929年2月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3］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9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1。
［3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837~838页。
［35］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29年6月7日。该信中说：“在中国革命中，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载《布尔什维克》，1929年9月1日。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信中重申，“现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载《红旗》，1930年2月15日。
［36］参见《向忠发自供状》，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159页。
［37］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pp。127~140。
［38］参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92页。
［39］参见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1卷，25页。
［40］参见“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卷，42~45页。
［41］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16~1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42］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37~43页。
［43］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