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9-大家　　　　　:"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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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一定是孤独的。在早期的时候，正因为周围都是野蛮，它才成为辉煌的文明。也正因为它是孤独的，它会受到野蛮的包围，也一定会吸引野蛮来征服它。这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任何野蛮人对文明的征服也一定是先从扫荡它们的文明层面开始。结果这些地方比野蛮的地方还要荒凉，文明的故地就成了亡国奴的所在地。这种逻辑在历史上不断地重复。有时候，文明的故地也会出现一两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们为了自卫或报复，就成了远征军的司令。结果整个文明故地就成了跨国远征，那是非常可怕的。文明就进入了这样的悖论，它最后的结局永远是悲剧。　　　　
　　　　我在一篇日记里提到，我非常感谢我们国外的旅程终结在尼泊尔。尼泊尔就像一座桥，我们要走回中国只能通过它。我们原先并没有把尼泊尔当做一个重要的点，但是进入它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傻了，一时间车厢内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痴痴地看着车窗外正常的生活，痴痴地看着窗外的绿色。如果说在希腊我们还能看到蓝色的话（希腊绿色也不太多，尽管在岛上有些橄榄树），后来的旅程中绿色愈来愈少，一直到尼泊尔，我们才重新看到绿色，看到正常的生活。所以走到这里，就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不是在考察文明故地吗，为什么到了文明程度不高的地方反而产生了惊喜？我们惊讶的对象，喜玛拉雅山南麓也好，原始森林也好，一定比我们人类更早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于是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人类折腾了几千年，他最喜欢的东西，居然不是自己创造的，比如喜玛拉雅山不是自己创造的，比如原始森林也不是自己创造的。我们无法改变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对人类的文明状况作一些思考呢？我们不是在跨越世纪吗？我们不断地膨胀，不断地拥塞，结果是战乱，然后是毁灭，毁灭的情景是如此的惨痛，而没有毁灭的虽然欣欣向荣，但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人口的爆炸、资讯的泛滥、科技的发达和失控，各种各样的命题重新出现。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于是大家就逃，逃到类似尼泊尔的地方去。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思索中华文明的本质（1）

　　　　◎“文明”比“自然”更野蛮　　　　
　　　　当时在尼泊尔的雪山底下，我就想：最初人类要文明，是为了摆脱自然环境的野蛮。多少年下来，人们终于发现，更野蛮的好像是文明本身，而不是自然。这样以至于几千年过去之后，当我们重新抬起头来打量自然的时候，我们会想，虽然几千年前想对它的摆脱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回来了。于是我们终于想起中国先秦诸子，比如孔子会说：“我本来就叫你们要有节制地享受，而不能过度。”老庄更会说：“如果自然和文明放在我眼前，我宁可要自然，不要文明。”这是老庄哲学一个重要的观点。　　　　
　　　　我很感谢有尼泊尔这样一个地方来作个总结，它对前面的访问带有一种逆反性质，这种逆反性质的思考比较痛苦，但是也比较深入。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行进一步认识了中华文明是什么。对于中华文明，像我们这代人，由于种种原因，曾经对它提出许许多多的责问。中华文明曾经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它曾经给人间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还有它的保守，使我们对它提出责问。这个责问，到现在看来还是正义的。中华文明，确实有很多毛病，确实值得责问。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放在眼前，就是为什么和它同龄的文明都衰亡了，只有它还在，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像模像样，总体状态比别种文明更有生命力？　　　　
　　　　◎思索中华文明的本质　　　　
　　　　我不断地和我的同伴讨论，同时也看一些书。至少可以找出下面几点原因。第一，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远征。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中华文明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哪怕是再雄才大略、自命不凡的皇帝，他们也从来没想到过要去打遥远的希腊，或去打一下埃及（尽管当时他们对世界地图还非常无知），他们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我们一直责怪郑和下西洋怎么从来没有取得领土的欲望，我们觉得有些丢人。但是通过这次旅行，才认识到未必如此。我曾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他写到中华文明的起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大意说，中华文明非常奇怪，它比埃及两河文明的出现来得晚，并且是在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后才露出曙光的。它是早期登上人类的文明舞台最晚的一个，但是，它和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它登上了，就不再退场了。这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的基本逻辑是，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包括胜利者。譬如亚历山大的远征，把希腊文明推向全世界，但是，谁都知道，希腊文明衰落的关键地方，就在于当它用战争的工具推向另一种文明的时候（即普遍推广的时候），它的文明本身就产生了质变。没有一种东西是没有边界的，就像人类不可以没有皮肤一样，当文明没有边界的时候，它这个文明就衰败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华文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远征力量，所以它保存得比较完整。这样思考，不是刻意找出一个坐标来诠释，而是实际上确实如此。我们这次走过的十个国家，当它们尚在遥远的古代的时候，已打得昏天黑地。希腊已经打到了印度，在巴基斯坦附近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亚历山大的遗迹；波斯不仅打希腊，也打印度。两河文明打得就更厉害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比较起来，在古代，中国是最安分守己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第一图像长城，它是要守，而不是要攻。这让我们能够解读中华文明内在的智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思索中华文明的本质（2）

　　　　另外，走了那么多地方，我们感到，其他文明的破败，在于严重的社会失序。这个严重的程度完全超过我们的想像。像我们这一代人，想得更多的是，到底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但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秩序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比较多的是，为呼唤一种新秩序而努力，要和老秩序战斗，要找出它的毛病来。我前面描述过，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几十年没有扫的街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上站满了赤脚的小孩，还有不同年龄的人，在路边闲站着。好像要站一辈子，谁也不去耕种背后的土地。这是严重的社会失序，完全没有管理。那里也没有交通规则，车子可以堆到六七米高，最高一层站满了人，没有栏杆。车子没有反光镜，即使有也很小，并且折起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那些官员在干什么。　　　　
　　　　我记得在印度佛教诞生的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修行的山洞，我和主持人李辉爬到那个山洞的时候，发现下面有很多蠕动的东西，仔细一看，全是乞丐，而且全部是麻风病人乞丐——密密层层。你会感觉到真的进了地狱，太恐怖了。进入山洞，里面的喇嘛又说，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有持枪匪徒。我下山时就在想，这离释迦牟尼看到人间之苦创立佛教的时候，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几千年过去了，这种社会的失序状态，似乎仍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文明要保存非常非常难。密集的人口，失序的文明，它所呼唤的，一定不是高尚的、精雅的东西。比如在印度这个在我看来是严重失序的社会中，佛教就存在不住。　　　　
　　　　佛教是印度最高的文明，13世纪就灭亡了，后来重新从斯里兰卡输入了一点点，倒是唐僧取来在中国发扬光大。由此可以证明一点，战争可以埋葬文明，社会的失序也可以埋葬文明。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多数皇帝还比较负责。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来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发明了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理论上说，全国任何男子，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有可能成为管理人员。这些人，没有经过官场训练，但是经过儒家的文化道德训练，他也没有经过司法训练，但是可以运用他的文化道德训练的判断，来处理每天遇到的麻烦。结果，每一个角落，每一根神经，都能管理得比较有序。当然也有局部失序，但整体上比较有序。　　　　
　　　　这两点是外部原因。当然还有内部原因，比如中国没有陷入到宗教迷狂，中国也没有像埃及文明一样因为自傲而走向彻底保守。中华文明也比较保守，但是“和而不同”的哲学使它比较宽容，比较平衡，所以它不可能保守到极端。所以说，在中国，革新者比较苦恼，保守者也比较苦恼，因为它要求平衡。这个文明，如何使自己避免发动远征，避免失序，如何使自己避免自我迷狂，又如何避免一种脆弱的保守……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前隐隐约约有些感觉，但很少从整体上去理解。这次走了这么一大圈后，在对比中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我想我和千禧之旅的队员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在现在世界大转移的情景下，中华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是唯一存活的，所以它的老年病也是唯一存在的，这是高龄所必然产生的毛病，因为高龄，它的各种毛病的积累也特别多，有时几乎到了触目惊心、积重难返的地步。　　　　
　　　　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如果仅仅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来了解中华文明，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可以讨论了。事实上，这种比较一定要和实地考察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交通发达的时代，这种较原始的实地考察的必要性在于，一切文化的本质集中存在于它的发生阶段和发生地，所以必须通过考察古代文明，来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自觉的文化人，完成一个实证意义上的比较，而不是书面意义上的比较。我希望千禧之旅能够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研究带来一些启发，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样的行走路途，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坐标。谢谢大家。　　　　
　　　　本文由张咏录音整理，并经余秋雨教授审阅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1）

　　　　我的中学老师们　　　　
　　　　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好几所母校，中学就有三所，正巧今年都遇校庆，我轮着走了一遭，感慨很多。　　　　
　　　　这些年，经常有记者问起我早年求学的经历，到台湾演讲时更有不少文化界朋友对我的知识结构的形式过程产生好奇，我自己也会站在今天的高度以评判者的眼光对我们这代人受教育的全部可能性进行审视和分析，而答案往往是暧昧混沌的。无论是想到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时间，都会忍不住地摇头叹息，最后，终于把思绪停驻在许多老师的面影上。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很难完成教育的环境和气氛中比较像样地完成了教育，原因只能在老师身上找。　　　　
　　　　我是1957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被评上右派。　　　　
　　　　没过多久，课程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边上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一个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当时全民都在炼钢，我家住的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赶忙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可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复姓端木，听说是著名右派储安平先生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时她当然已不能做校长，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直到前些年才在报刊上知道，储安平先生被评上右派后失踪，去向至今是个谜。这么说来，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身影，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表的悲怆啊，但我们完全不知道，连一丝安慰的目光都没有给老师。老师，那些年每次给我们讲完课，您都在想方设法寻觅你亲爱的夫君吧？每天深夜，面对我们作业本的，经常会是一双蒙眬泪眼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2）

　　　　接替端木老师担任校长的也是一位女士，一身土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有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余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社论为主，英文以口号为主，而通过“课余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几次校庆，我每次都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关心政治而著名，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会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目的是为了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