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9-大家 :"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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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逝，但回想起来韵味无穷，因为它的语言很简单、很直觉，反而是任何大道理和大叙述所不能表达的。
不久以前从书店买了一幅廉价的英文字画，挂在墙上，名曰：“简单的愉悦”（SimplePleasures）；开头第一句恰合孤意：“每天开始听一段你自己喜欢的音乐”，下面的句子也都是一些“人生小语”，颇不足道。
年轻的时候，我每天背伟人语录，立志要做大事；年岁渐老以后，大话说尽，只想写几句人生小语，但却感到极其困难，每天想来想去，只想到两个字：开心。
书债书债
我的生活中有三种欠债：人情债、稿债和书债。
人情债是交朋友的结果。我总觉得我交的朋友都对我太好，而自己往往不知如何报答，特别是饭局；我喜欢吃，几乎是有请必到，但自己回请别人却往往疏忽了。所以记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年大请几次客，还人情债也，然而总觉得还不清。
稿债当然是报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太过“友好”所然，而我偏偏写得很慢，一篇杂文，也要在脑海里酝酿很久，而且常常胎死腹中或难产，真是苦不堪言。文债积得越多，自己越写不出来，恶性循环，永无尽期。这篇短文，是编者挤出来的，再写不出来，就真是对不起朋友了。
至于书债，则更复杂。就人情的层次来说，朋友们送我的书有数箱之多，多产的作家朋友有时候一送就是七八本书或是装订精美的“全集”，我在感激之余根本无法回报，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出过短短两本杂文集而已，除了汗颜之外，连写封信道谢的勇气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回赠拙作。特别是从大陆来访的作家或学者，赠书特多，他们的盛情，对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我收了赠书而不看，当然是我的罪过；看后而不写书评——甚至也不写回信——更是大逆不道。我在惶恐之下，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我觉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点距离，朋友的交情太深，往往无法求得客观，当然更免不了护长补短。但我偏偏最喜欢和作家为友，交上了朋友，反而写不出来了。我所写的几篇较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如论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王祯和的《香格里拉》——都是在和作者见面或深交之前写的。所以，有的好朋友知道我这个矛盾心理，遂想出一个难以招架的“人情招”，把他们的集子在装订出版之前突然寄给我，逼我作序，否则书就不能如期出版，吓得我只好开夜车照办，于是，几篇批评文章，就这样被逼出来了，首开其例的是张系国，我在此特别要向他“点名批判”。即使如此，我有时候还是写不出来，譬如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朋友写的书。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每天教书疲惫之余，回家倒在沙发椅上，往往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色已黑，打开了电灯，猛然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一堆堆还没有念过的书：有的是朋友的新作，有的是明天教书用的“恶补”教材，有的是自己研究所需的著作（我研究鲁迅，真是自讨苦吃，关于鲁迅的书，真的是浩如烟海，永远看不完）。而威胁性最大的却是中外文学及文学批评上的经典著作，我如果不精读，等于承认无知，更有何资格误人子弟？于是，在罪疚感驱使之下，打起精神，拿出一本经典，战战兢兢地读起来。
然而，阅读的过程仍然是艰巨的。记得前年重读《红楼梦》，看得心神荡漾，在课堂上激动得不能开口讲课。这几天又想开始再看一遍，但拿起书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又怕自己太过激动，而且，像我这种庸俗的人，哪有资格看这部伟大超凡的经典著作？后来想想“红学”界几十年来也不乏庸俗者在，才逐渐安下心来。这次读完后，预备和好友余国藩合开一门课，也可以借此向这位文学批评界的武林高手请教。
为了应付学生，我又开始重读另一本经典著作ErichAuerbach的Mimesis，这次是从后记看起，发现作者写此书时正在战后的土耳其，研究的环境极差，欧洲文学的资料更贫乏，然而此书从希腊史诗《奥德赛》一直论到维珍妮亚·沃尔芙的小说，而且引的大多是原文，作者功力之深，使我不禁想起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和吴晗以及法国史学家MarcBloch，他们都是在极端难苦的环境中写下不朽的学术著作。相形之下，我们这“饱暖”的一代怎不自惭形秽？于是，当我看到书架上一本本还没有读过或读完的中西经典著作的时候，觉得心中罪恶感更沉重了，甚至压得透不过气来。现代人欠古人的债实在太多了，书债是其一；想要超越古人，谈何容易？于是，在沮丧之余，干脆自暴自弃，把书丢在一旁，打开电视机，自寻庸俗而去也。
我这种精神上的“书债”并非独有，老友刘绍铭也有同感，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过，可以稍稍告慰的是：正好像欠人情债的心理一样，我对于“书债”的压力最终还是感激，我毕竟还是有福的，因为我拥有念不完的书。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1）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
——访问史维耶考斯基（FSvejkovsky）后的杂感塞浮特（JaroslavSeifert）这个名字，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以前，对我们是全然陌生的。他出版了一二十本诗集，但英译的只有两三本，而且大多是他近年来的作品。只有在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和德国，他的名气才较为著称，译本也较多，诺贝尔奖委员会显然是根据这些国家的译本为主而选拔推荐的。
我本来对于塞浮特一无所知，但是经不起几位编者的一再恳求——甚至以越洋长途电话求援——只好答应设法打听。事有凑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好友钱新祖也在打听塞浮特的来历，他比我认真，向芝大各系的同事探询，终于找到了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史维耶考斯基教授，史教授专攻捷克中古语言学，也兼授捷克近代文学，并且与塞浮特很熟，时有书信来往。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所以，在10月30日下午，我和钱新祖到他的办公室去拜访，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并且权充记者，向他采访并录音，获益良多。然而我毕竟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所作的笔记和录音都不完备，只好采取一个夹叙夹议的方式，草成此文，并征得史教授的同意在中文报刊发表。当然，文中论点及报道不确之处很多，我应该负全责。
我个人觉得，诺贝尔奖金的颁发，特别在人文学科方面，是有政治的因素的。不久以前，名批评家史丹纳（GeorgeSteiner）曾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撰专文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偏见和不公，然而塞浮特此次得奖，史丹纳并未“表态”。我在得到他得奖的消息后，初步的推论是：当今最红的捷克作家是昆德拉（MilanKundera），他的名著《笑忘书》我曾经写过长文介绍，但昆德拉已经流亡在外，现居巴黎，已经成为法国公民，他的作品在捷克国内被禁，如果颁奖给他，似乎煽动性太大，显然故意与捷克当局者为难。所以，把文学奖颁给塞浮特，较为安全；他是一个老诗人，目前仍住在捷克，作品也没有受查禁。但是史维耶考斯基教授却认为塞浮特有足够的资格得奖，不仅是他的诗作累累，而且他可以说是20世纪捷克文学的代言人，在捷克国内的声誉，甚至较昆德拉更高。他生于1901年，至今尚健在，所以更是这一个世纪活生生的代表人物。
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特别指出：塞浮特的一生境遇，可能对于中国的读者更有意义，因为捷克这个国家，也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至少有一千年），并且，和中国一样，是在苦难中成长的，20世纪初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挣脱成独立国，二次大战时被德军占领，战后又在苏俄势力笼罩之下。所以，近百年来的捷克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抱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于捷克的文化的承担，和中国作家颇为相似。然而二次大战后捷克的遭遇甚至比中国更不幸，“布拉格之春”（1968年）之后，几乎成了苏联的附庸，他们民族自救的大业，尚待完成。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捷克近世纪的文化，显然较中国开放得多，在地理上它处于西欧和苏俄之间，和波兰一样，可以说是东西文化的走廊（此处所谓的“东方”，指的是俄国），布拉格在18世纪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城市，莫扎特的胜地，19世纪以后，略嫌式微。到了20世纪初期，西欧的现代主义兴起，而俄国也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所以捷克的知识分子，身在本土，却眼望东西，同时向往两个城市——向西看则是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大本营巴黎，向东望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圣地”莫斯科。于是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艺术创新和思想回归、国际视野和民族感情——交融于一炉，形成了一种充满了矛盾的文化心态。我一向主张：只有在种种复杂矛盾的冲击之下，才会产生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一厢情愿式的“洋化”或狭义的盲目民族意识，都不能助长一个现代国家文学艺术的复兴。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2）
捷克的文学，我们所知太少。本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译述《域外小说集》时曾经介绍过JaroslavVrchlicky（1853—1912年），另一位同时期的诗人JanNeruda（1834—1891年）名气更大，据说南美诗人PabloNeruda，即因仰慕这位捷克诗人而用了“Neruda”这个名字。20世纪捷克最有名的作家是Karelapek（1890—1938年），他在二次大战前曾被提名竞选诺贝尔文学奖（鲁迅也曾被提名，但自谦不够资格而拒绝，据说赛珍珠才因此而得奖）。我个人对这些作家很陌生，但根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的谈话，后来我又参阅了一本捷克文学史的专著（ArneNovak：CzechLiterature；transPeterKussi；AnnArbor；1976），才知道这些作家都同时是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受到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又从这股浪漫思潮的一支——对于民粹文化和民俗歌谣的重视——来重新发掘捷克的乡土气质，而创造了一种具有捷克民族风格的文学。这一个倾向，不仅限于文学，在音乐上也几乎席卷整个东欧和俄国，从捷克——当时称为波希米亚——的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和匈牙利的巴托克，到俄国的所谓“国民乐派”，皆是如此。
塞浮特在捷克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可以说是身兼德沃夏克和巴托克的特长——既是民族性的，又是现代性的。他的心路历程，不是从民族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而是从现代派的国际主义回归到乡土性的民族主义。这一个回归的过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塞浮特早年向往的城市就是巴黎，而且翻译过Apolliaire的诗，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女人”、“情欲”、“异国情调”，都是重要的意象（这使我不禁想到中国三十年代的李金发和戴望舒），而这些意象背后的文化背景，显然是国际化了的欧洲城市。现代主义歌颂城市——从城市建筑的宏伟动态到城市生活的颓废和虚无都包括在内。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从城市回归乡土之初，往往对乡土的单纯质朴有一种理想式的憧憬，塞浮特也不例外，不过，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塞浮特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城市拒于千里之外，他不但歌颂捷克农村的纯朴，并且同时拥抱他热爱的布拉格。
第二个特色是：塞浮特虽然从城市回归乡土，但在文学语言和对语言功能的看法上，仍有他的一贯性。他早期的“前卫式”（avant…garde）的作品，较重视文学本身的结构，由“语言的游戏”——字句的组合和排列——来创造诗的新意象。但当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回归捷克乡土的时候，并没有忽略原先他对诗所持有的语言技巧。他进一步从诗的语言中，使读者体会到捷克人民的生活价值。他相信诗的创作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但绝对不是为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服务的。
塞浮特一生尊重诗的艺术性，反对政治教条，他虽然在二十年代向往过社会主义（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二十年代捷克知识分子对苏维埃革命后的真相所知甚少，以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有一种理想式的憧憬），但同时极力支持一个由左翼诗人组成的“纯诗”（Poetismus）运动，这个运动和中国三十年代的“左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一群捷克左翼诗人并不认为文学必须是“普罗”式的或文学作品是政治的宣传；恰好相反，这个“纯诗”运动的出发点是，文艺和政治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一个诗人能够把社会里存在的现实因素“诗化”——也就是说用诗的语言和形象表现出来——他就对人民和社会作出了一份贡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从三十年代起，塞浮特写过各式各样的诗；他的题材和灵感取自生活的各面：从酒吧里的歌谣到中古教堂的颂诗，他都有兴趣，因为前者也许是“粗犷”的现实，而后者是“崇高”的现实，但二者都是现实里发展出来的艺术。所以，当塞浮特从法国的空中楼阁回到捷克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艺术的信念，反而更从捷克文学和历史中得到更多的滋润。他开始研究19世纪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Neruda和女诗人Nmcova——并且由此追溯到中古世纪的宗教文学——特别是对圣母形象的描写。他甚至可以把布拉格街头所见的女郎和教堂中的圣母像，在诗作中都以“美女”的意象表达出来。他描写女诗人Němcova，就像是写他的情妇一样。
总而言之，塞浮特在变成一个民族诗人的过程中，仍然坚持他早期对于艺术本体的自主和尊严的现代主义观点，把诗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截然划分开来，诗人的义务只在于创造诗的艺术，而不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3）
这一个看法，并没有什么深奥，但对于中国文学仍然有很大的启示：三十年代的中国诗人，当他们投身“革命”的时候，往往公开扬弃自己以前所接受的现代诗或印象派诗的影响，甚至斥为颓废不堪，好像自己在道德上犯了很大的罪，何其芳的“转向”，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以后，许多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为了服膺政治的口号，就不顾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而强把外在的意识形态灌入文学作品之内，于是就形成了“主题至上”和“政治挂帅”的现象。这一个显著的不同，使我不禁想起东欧、法国、古巴等地的左翼作家（甚至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出类拔萃的独创精神和风格：他们都可以说是“革命作家”，但他们仍然尊重自己的艺术，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和艺术创作截然分开，也有人像塞浮特一样，从广义的社会层面来肯定文艺的功能。东欧作家同样地爱国，同样地受苏俄的压迫，然而他们的“爱国”文学并不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