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9-大家 :"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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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社会层面来肯定文艺的功能。东欧作家同样地爱国，同样地受苏俄的压迫，然而他们的“爱国”文学并不庸俗肉麻，而中国大陆的有些作家，为什么就只能一味蒙昧自己的艺术良心，写出那么多“歌颂光明”的无聊八股作品？为什么塞浮特可以在歌颂祖国的同时仍然坚守诗的本位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捷克在1929年后，政府就开始对作家施加压力了：到农村去，向人民学习。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欧各国变本加厉地强制执行，其手法和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如出一辙，塞浮特也受到批判，他的作品一时不能出版，于是他就改写儿童诗，并且约了一位名画家为他作插图，结果仍然大受读者欢迎。五十年代末期，东欧各国的“解冻”运动，作家纷纷要求创作自由，塞浮特也是运动中的一员。在这个“解冻”时期，他再度用“自由诗”（verselibre）的形式写作，不拘泥于格律和韵脚，似乎又重拾早年现代主义的余绪，但在哲理和思想上却更深沉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时，塞浮特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资深作家，被公举为捷克作家协会的主席，他抱病上任，目的不在向当权派靠拢，而是在“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忍辱负重，为作家请命，保护作家的权益。
塞浮特的主席职位只坐了两年，就被迫辞职退休了。从1969年到现在，他完成了篇幅庞大的自传，题名为：《世界上一切的美好》，可惜此书尚未译成英文，不能洞察其“美”处。至少，从书名推测，塞浮特的自传是颇有诗意的，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的看法，这位诗人把生活上的一切细节都可以点石成金，变成诗，他的自传也是把诗和文、艺术和生活融于一炉的。如果说他一生作品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爱”——对于女性、母亲、乡土、民族、大自然的爱。这种爱有一个强烈的“情欲”（erotic）的成分，我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也是如此。但史教授认为塞浮特的欲和爱，是精神和肉体合而为一的，他甚至可以把中古寺院的圣母像，也在诗里描写出一个“erotic”的形象，而昆德拉的小说中，似乎把爱欲视做成人的游戏，一种在集权政治下无可奈何的举动。
据新闻报道，塞浮特目前身体不好，在医院养病，但他个人的情况尚可。“布拉格之春”以后的亲苏政府，比以前斯大林时代的文艺政策较宽，因为塞浮特在捷克国内广为全国人民爱戴，几乎成了20世纪捷克诗人精神的化身，所以当权者也不敢不尊重他。他此次得诺贝尔奖，是捷克有史以来第一个诗人得奖，虽然史教授也承认有政治考虑，但至少是对于捷克文学的一种肯定。在捷克文学史上，抒情诗和散文的地位，远较戏剧和长篇小说为高，后者更是“外来品”。塞浮特自己也译过诗，除了Apollinaire之外，他还译过俄国诗人布洛克（AlexanderBlok）的作品。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不少俄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在五十年代初期后，时常与捷克文坛接触，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渐广，世界有名的“布拉格语言中心”（PragueLinguisticCircle），就是受到30年代俄国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影响而建立的，而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俄国的语言学大师耶可布孙（RomanJacobson），耶氏后来变成了塞浮特的忠实读者和朋友，移民美国后，曾数次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次塞浮特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所有捷克诗人的光荣。当代捷克的诗和小说，终于由塞浮特和昆德拉的声誉而取得世界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记得数年前法国也曾有学者提名巴金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而且据说呼声颇大。巴金在中国大陆的地位，也许和塞浮特相当，“文革”以后，他已经成了作家良心的代表，是一位真挚的作家和民族主义者，他的情操在近作《随想录》中表露无遗，颇足令人敬佩。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巴金的全部作品是否可以在艺术上和塞浮特相提并论，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984年11月24日于爱荷华，12月26日修正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谈成龙
谈成龙
每次途经香港，除了会晤好友之外，最大的欲望——不是购物——而是看电影，看香港拍摄的电影。
我变成香港电影的影迷，还是近几年的事。二十年前在中文大学教书时，对于香港的电影颇有反感，特别是如《独臂刀》之类的武打片，血腥气太浓，片中的独臂英雄竟然可以独手把仇人的心肝、肠胃都掏了出来，就差点没有蘸了沙茶酱吃下去，真个令人“反胃”。
返美之后不久，李小龙的影片大畅其道，我观后不以为然，此角也是一个被虐待狂，报仇之前要忍受诸般凌辱，才有理由义愤填膺，大开杀戒，结果还不是与《独臂刀》大同小异，以暴易暴？
直到最近两三年，我才看到成龙的电影——《A计划》和续集，地点竟然是美国的两大学府：芝加哥大学和加大洛杉矶分校，前者二度举办香港电影节（与芝加哥的电影中心合办），后者举办海峡三岸电影研讨会，最近逝世的林年同先生特别推笃《A计划续集》最后的一场打斗，视为电影场景调度的典范之作，我才大开眼界，观后身心舒畅，在一天繁忙的工作后，看一部成龙的电影，非但感到轻松，而且精力又充沛起来，似乎吃了一剂补药。
成龙影片最大的特色，和美国的现代舞一样，一语概括之，就是“energy”——活力，非但成龙本人的打斗动作如此，而且影片的节奏和场景调度亦是如此，所表现的是一股无畏的朝气，很容易感染观众。然而成龙的“大无畏”精神并没有什么伦理道德上的深层结构，它不像《独臂刀》影片中王羽的造型，毫无“深思”（brooding）复仇之态，敌我并不分明，忠奸也不对立，甚至还插科打诨，自嘲一番，对于故事的情节并不那么认真或“当真”，使观众处处感到这不过是一部娱乐影片而已，不必作什么忠孝节义式的解释。
就因为成龙的电影不写实，才使我感受到一种媒体的自觉性：它就是电影，而不是戏剧、小说或社论。它的“自嘲性”恰好制造了一种“疏离感”，使我们了解成龙不是什么历史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成龙，一身是劲，在拍一部电影，甚至摔得腰酸背痛，所以在片尾往往故意附加没有采用的NG镜头，使我们觉得他拍起来虽然辛苦，但对于电影这个媒体本身还颇有兴趣的，一位美国朋友观后对我说：“他似乎在玩电影。”
所以成龙的电影十分有“趣”。非但能雅俗共赏，而且特别对喜欢“玩”电影的影迷——甚至电影研究者——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在他的影片中有不少场景和镜头能“抄袭”其他的影片，但有时候拍得更绝，《A计划》中在酒吧的几场打斗，就使我想起好莱坞不少水手上岸闹事的片子，甚至海盗的情节也出自诸如《红海盗》之类的古装武打片。
然而，成龙的电影毕竟制作于八十年代的香港，不论是否古装或时装，它反映的是当代香港人的心态——在一个殖民地求安定和法治的敬业精神。《A计划》的主角是一个警察，这个造型虽然出自无数电影和电视故事的“原型”，但把这个角色放在19世纪清末民初的香港，自有其以古讽今的历史意义，似乎与另一位出色的导演徐克的某些作品——如《刀马旦》——不谋而合。
也许我太过“突出”成龙影片的时代意义，未免小题大作，最近的《飞鹰计划》就有点脱离时代了，这部片子抄袭得太厉害，我并不喜欢，只有最后的结局很妙：几个人困在沙漠之中，镜头拉远，看样子是找不到出路了，当然，从生意立场而言，这个没有结局的结局恰好为续集铺路，然而，我观后仍觉怅然：难道将来的香港就没有出路了吗？不少人把香港视为“文化沙漠”，我以前亦是如此，如今我却对香港的T文化——包括像成龙电影所代表的商业电影的文化——特别感到兴趣，并愿作点研究。
为什么我对大陆的连续剧《渴望》无法忍受，却偏偏喜欢香港的成龙和徐克，是否有点个人的心理在作祟？我不得而知。至少，我希望证明一点：我既不愿做孤芳自赏的“高调”文艺评论家，也不愿把自己隔绝于学院象牙塔之内。我觉得成龙的电影带给我真实的乐趣，而《渴望》中的道德价值却大部分是虚伪的。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上海的女性
王安忆卷
上海的女性
上海女性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男女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
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因此，说上海话的女人就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是和男人说得上话来，说的不是你我衷肠，而是天下道理。不知道的人还说上海女性婉约，那也是指的吴越风气，上海女性是吴越中最硬的来的。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
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味和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爬上哪一座房子的楼顶平台，看这城市，城市的粗砺便尽收你眼，那水泥的密密匝匝的匣子，蜂巢蚁穴似的，竟是有些狰狰的表情。你也莫对那二十年、三十年的旧梦有什么怀想，那只是前台的灯火，幕后也是这密密匝匝的蜂巢蚁穴，里头藏着的，也是咬牙切齿，摩拳擦掌的决心。这地方真是没多少诗意的，歌也是那种打夯的歌。你只有看见工地上彻夜通明的灯，这里不响那里响的打椿机声，你或许还会感动一下，有一些激越的情感涌上心头。这就是这城市创世纪的篇章，是要从宏观着眼的。而在那水泥狭缝般的楼底街道上蠕动的、如蚁的人生，你要他们有什么样的诗情？
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由于目标一致，他们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地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休。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这地方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子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踡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双方势均力敌，一样地无倚无赖，白手起家，谁也让不得谁。要说男女平等，这才是，同一地平线上，一人半边天。嚷着“寻找男子汉”的，大多是那些女学生，读饱了书撑的。凡是浴血浴泪过来的，找的不是男子汉，是那体己和知心，你搀我，我搀你的。要说都是弱者，两条心扭成一股劲，就是这地方的最温存和最浪漫。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她们在社会身份的积累方面，是赤贫的无产者，因此也是革命者。上海女性中，中年的女性更为代表，她们的幻想已经消失，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更加富于行动，而上海是一个行动的巨人。正是在命运决定的当口，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说她们中年，她们也不过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正是经验和精力都趋饱满的时候。她们没有少女的羞怯和孤芳自赏，也没有老年人那般看得开，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她们都是好样的。
可是，她们却满足不了你浪漫主义的内心追求，她们太务实了。这地方的生存太结实了，什么都是铿锵有声，没有升华的空间。也许你只有从大处着眼，去俯瞰那昼夜工作的工地，那里有一种聚集起来的激情。可你掌握那还有待时日，现在你则是伏手捡拾的日子。将那些零散在局部的热和力收集起来，准备着下一次的超越。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轮廓是线描式的
型
中国人的轮廓是线描式的，表情区域在鼻翼处到颧骨之间，细腻的凸凹，构成一种情调。
中国人的脸型和西方人的不一样，比较的宽和平。西方人的脸是用立体的块叠起来，凸凹鲜明。而东方人，尤其是那种蒙古脸型的，就是线勾出的轮廓。所以，中国人的脸其实是很忌讳化妆的。脂粉很容易地就抹平了脸上细微的起伏对比，看上去面目划一，都很像月份牌上的美人。我估计，月份牌上的美人都是依着化过妆的脸临摹的。粉白的面颊上两片腮红，白和红都很匀净，然后，秀眉红唇。多少是有些像一副面具，是个木美人。
事实上，中国人的脸是十分敏感的，在沉静的表面之下，有着千丝万缕种表情。这些灵敏的神经大部分集中在鼻翼上方，眼睑以下，以至颧骨之间的部位。这一个区域是较为西方人宽阔的，西方人几乎是不存在有这个平面的区域，他们的面部从鼻梁很迅速地过渡到颧骨，他们的表情是由这些大的，肌肉与骨骼的块垒运动而体现的。所以，他们的表情就比较夸张、强烈和戏剧化。而中国人的表情区域则是在鼻翼处到颧骨之间的平面，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微妙的差异都是来自这里的。然而，似乎所有的化妆技术都是热心地将这一片泥墙般的抹平、抹光滑，于是，一切表情都被掩埋了。这个部分是有着细腻的凸凹，肉眼几乎看不见，但这却构成了一种情调。一旦消失，脸就木了。
还有，眼睑和唇部，这也是微妙的部分所在。方才说过，中国人的面部轮廓是线描式的，线描的精微最为典型地体现在这两个地方。中国人的单睑和重睑都相当精致，唇纹也是精致的，富于情调。还是化妆害了它们。眼线、眼影，还有唇线，粗暴地覆盖了它们纤细的笔触。所有的区别都被取消了。这些现代化妆技法重新画了一张脸，这张脸就像是那种傻瓜照相机照出的照片，没有影调的深入浅出，只是一张白脸上的眼、鼻、眉、嘴。
中国人的脸大体分为南北两种，北方，通常是那类蒙古种的脸型。南方，则是越人的型。我估计，会不会是受戏曲脸谱的影响，而戏曲脸谱又是受中国地理政治的影响，蒙古脸型似乎是被视为正宗。荧幕上的英雄，大多是宽脸阔腮，浓眉直鼻的形象，有些类似京剧里的黑头，即俗话所说：“平头整脸”。其实，越人的型，是更富于戏剧性的。这种型，更为敏感。因为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