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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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直至不久前我们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还知之甚少，致使几年之前传奇般的守军英勇斗争还仍然是一个谜。
就在不久前，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维诺格拉多夫还曾给我讲过一九四五年他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布列斯特打听家人命运的事。
他来到要塞访问时，在当地的废墟上，遇到了一批前来参观废墟的苏军军官。
当维诺格拉多夫开始向他们介绍一九四一年他在当地的经历时，军官们发出了嘲笑。其中一名军官对他说：“别给我们讲神话了！假如这里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们全体人民早就知道了。可我们对这里的战斗却毫无所闻。”
不管维诺格拉多夫怎样努力证明自己讲的是真实情况，但军官们还是不相信他，而是认为他在幻想或说谎。
战后报刊上出现的有关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最初消息，只是稍微揭开了笼罩着秘密的帷幕的一角。应该说，这些消息都是以半神话色彩的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往往把读者引入迷途。
例如，一九四八年在白俄罗斯报刊上发表了以这方面题材为内容的第一批文章，其中说指挥要塞东堡的是一个军医，后来好象在空袭中牺牲，姓名却不得而知。而中央核堡防御战的领导人则好象是一个名叫鲁布廖夫斯基的团政委。
现在我们已经查明，领导东堡守军的根本不是军医，而是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他至今依然健在。关于他的遭遇，我在上面已作过介绍。
如众所知，团政委福明的名字，我们最早是从要塞废墟下面发现的《第一号命令》的残片中得知的。读者应该记得，在这份命令中，还有领导过中央核堡防御战的三位指挥员的姓名——祖巴乔夫大尉、谢缅年科上尉和维诺格拉多夫中尉。
暂时能够了解的还只是他们的姓。关于这些人物的情况和下落还有待进一步查清。后来，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敌人的火力包围下，在严重的考验关头，组织这场无比艰苦的保卫战的指挥员究竟是谁呢？他们后来的情况又如何呢？
第二章 政委
他身材不高，三十二岁上就已经开始发胖，一头乌发，一双慧眼微微流露出忧郁的神色——这就是团政委福明留在每一个熟人记忆中的形象。
没有灵敏的听力就万难做一个音乐家，不能敏锐地辨别色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如果对人缺乏体察入微、友好诚恳的关心，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理想和愿望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而福明却完全具备这些品质。战士们刚一同他接触，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往往会眯起那双近视似的眼睛，凝视着交谈者的脸，耐心地听着对方，从不打断别人，仅仅从这么一个动作里头就可以看出他能深刻理解别人的需要，具有热情感人的同情心和真诚相助的愿望。所以，虽然福明仅在战争爆发前的三个月才来到要塞，但第八十四团的战士们都知道，谁都可以到司令部他那个小办公室去说说自己的不幸，谈谈自己的忧伤和疑难，而政委总是会帮你的忙，给你出主意，或者给你讲清道理的。
常言道，自家不过苦年月，哪知他人度日难，只有历尽艰辛的人才会倍加同情他人的痛苦。福明走过一条不平坦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教会了他许多东西，首先是认识和理解人。
福明的父母是白俄罗斯维杰布希纳河畔一个小镇的铁匠和裁缝。他六岁时，父母双双谢世，于是他就寄养在叔父家里，从此开始了一个穷孩子寄居在一个穷亲戚家的生活。一九二二年，十三岁的福明离开了叔父的家，进了维杰布斯克保育院。
穷苦人家的孩子立世早。十五岁时，福明在初级学校毕了业，入了共青团，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大人了。他先在维杰布斯克一家鞋厂作工，后来又到了普斯科夫。在那儿。他被送到苏维埃党训班学习，不久入党，成了一名专业党的工作者——联共（布）普斯科夫市委的宣传员。
当年苏维埃党训班的学员——共青团员福明有一张照片，一直还保留到今天。这是一张二十年代末共青团员的标准像——头戴缀着红五星的遮檐制帽，身穿腰扎武装带的水兵制服，目光直视前方，显得那样执拗。这是保尔·柯察金的一个小弟弟，这批人虽然没有赶上国内战争，但也曾参加过特种任务部队，半夜一听警报就拿起步枪投入剿匪斗争，听到过富农的截筒枪射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为了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也曾穿着用绳子绑着鞋底的肥大皮鞋在秋天的泥泞中跋涉过；他们曾冒着乌拉尔刺骨的寒风，在千里冰封的马格尼托工地森林中劳动，在荒无人烟的莽林中建设年轻的共青城。
那是物质生活贫乏而革命热情奋发的年代，是艰苦奋斗和充满自由理想的时代，是无情打碎旧世界和创造神奇新世界的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优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典型——党的英雄的普通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的第一声召唤，投身到任何地方的战斗中去——到农村建设集体农庄，到北极地带去征服坚冰，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拦水坝，或者掌握战斗机飞行员的技巧。
福明正是我党队伍中这样一个忘我的普通战士。一九三二年，当党决定派他到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时，他象士兵一样回答了一声
“是！”，脱掉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制服，换上了红军指挥员的服装。
军人四处飘泊的生涯开始了，从普斯科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到拉脱维亚。新的工作要求他投入全副精力，坚持不懈地学习。他很少同家人——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一起。白天，他巡视各下属部队，同大家谈心，晚上进办公室钻研列宁著作，攻读军事文献，学习德语，或者准备例行报告。这时直到深夜仍能听到他从容不迫的脚步声。他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将要发表的讲话，时而拢拢浓密的黑发，还情不自禁地哼起自己喜爱的歌子：”船长，船长，你微笑吧！”
他独身住在布列斯特要塞，心里一直惦着自己的妻儿，他们目前还在拉脱维亚他原来服役的小镇上。他早就打算去接他们，但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法分身，而边境的局势已变得日益险恶，为亲人忧虑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要是家属能同他在一起，毕竟会轻松些。
战争前三天，六月十九日傍晚，福明从布列斯特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妻子说，有些军人现在正把家属往内地送，问他该怎么办。
福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权利事先散布这种惶恐不安的消息。
“大家今后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说，随后补充一句说他很快就要回去把家眷接到布列斯特来。
上文已经表过，这次他未能成行。六月二十一日傍晚，他没有买到火车票，拂晓时分战斗就打响了。在第一阵爆炸声中，军队政工人员福明成了指挥战斗的政委。
政委！这个字眼象一面闪耀着荣誉之光、布满了弹孔的鲜红军旗！我们的敌人是多么憎恶这个字眼啊！而对于我军战士—一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来说，它又具有何等巨大的号召力啊！
我军的历史使这个字限增添了深刻而丰富地内容。在部队中，政委体现的是共产党员的智慧、诚挚和勇敢，他是战士们所热爱的党的战斗精神的化身。现在，每当我们回想起国内战争，回想起当时的红军战士时，眼前就会出现一队戴着勇士头盔般的布琼尼士兵帽的军人，而在这想象中的画面的最显眼的地方，在这群头顶红星的勇士们的最前列，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着黑皮甲克，手持短枪的质朴的形象——率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政委。
政委这个人物贯穿在我军的全部历史中。苏联政府的特派政委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和古比雪夫，恰巴耶夫的政委富尔曼诺夫。二十六名骄傲的蒙难者——巴库的政委们，“共产党员瓦尼亚”号上伏尔加水兵们勇敢的政委马尔金，在哈桑湖畔丘陵地带率领红军战士投入战斗的政委波扎尔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科夫帕克游击队的政委鲁德涅夫——这仅是其中的几个姓名，这些人用共产党员的意志和智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使政委的称号变得对我们来说更富有传奇色彩、更光荣，而对敌人来说则更加可恨和可怕。
战前，福明只是一个职务上的政委。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拂晓，他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委。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世界上也根本没有不知道畏惧的人。英勇精神——这只不过是战胜了恐惧的意志，这是比对死亡和危险的畏惧更强烈的责任感。
福明绝非一个久经考验、英勇无畏的军人。相反，虽然他已经穿着军装多年，但在他的性格中还有某种难以消除的非军人气质，这是未经战火考验的和平居民身上根深蒂固的东西。他同布列斯特要塞中许多其他指战员一样，没有参加过芬兰战争，对他来说，六月二十二日可怕的黎明是他平生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他只有三十二岁，对生活寄予无限的希望。他有一个心里觉得十分美满的家庭，有他非常钟爱的儿子，所以他一直挂念着亲人的命运，尽管从要塞保卫战第一天起，各种忧虑、灾难和危险就象一副重担立刻落到了他的双肩。
炮击刚开始不久，福明就同马捷沃相顺着楼梯跑向团司令部下面的地下室，这时那里已集结了司令部和各勤务分队的一百五十名左右战士。他的办公室里落下了一颗燃烧弹，他差点没能冲出来，跑到楼下的时候身上没穿外衣，还是战争打响时躺在床上的装束，腋下挟着一套军服。地下室里好多人也象他一样，都没有穿好衣服，所以福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也同大家一样，脸色苍白，提心吊胆地谛听着附近震撼地下室的隆隆的爆炸声。他显然也同大家一样，心里慌乱得很，低声问马捷沃相，是不是破坏分子纵火烧了弹药库，正在引起爆炸。他似乎害怕说出最危险的字眼——”战争”。
后来，他穿上了军装。领章上带四条杠的政委服装刚一上身，他刚用习惯动作紧了紧武装带，大家立刻认出了他。地下室里出现了一阵微微的骚动，几十双眼睛一齐集中到他的身上。在大家的眼睛里，他看到了无声的问题、听从指挥的强烈愿望和迫不及待采取行动的要求。大家把他看作是党的代表，是政委，是指挥员，他们相信只有他现在才知道该怎样行动，尽管他也是一个初经战阵缺乏经验的人，而且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突然陷入可怕的战争风暴的凡夫俗子！询问和要求的目光立刻提醒了他，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个普通军人，而是政委。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惊慌和犹豫的迹象便从他脸上消失了，政委用平时那种镇定而平缓的声音下达了头几道命令。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最后一刻，福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政委。或许愤怒、绝望和对战友牺牲感到痛心的泪水也会溢出他的双眼，但那只能是在昏暗的黑夜，当时不会有别人看到他的面孔。当着大家的面，他总是面容严峻，镇定自若，对这场艰苦斗争的顺利结局表现出深刻的信心。仅仅有一次，在战斗间隙，在同马捷沃相交谈的时候，他那隐藏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才流露了出来。
“一个无牵无挂的人，死起来到底要轻松些，”他叹了一口气，对团委书记说。“谁要是知道他的死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那么他死起来就会轻松得多。”
他再没有说什么，马捷沃相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清楚政委在想什么。
他是名副其实的政委，在各方面树立了勇敢、忘我和谦逊的榜样。不过时过不久，他也不得不换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希特勒狙击手和破坏分子首先暗算的就是我军的指挥员，因此所有指挥员都奉命换装。即使穿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大家也能认出他——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有时还亲自率领战士冲锋。他几乎彻夜不眠，同战士们一样忍受着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可是当搞到食物和饮水时，他又总是最后一个去领取，并严格监视，不允许别人给予他任何优待。
有几次侦察员搜寻了希特勒匪徒的尸体，把从德军背囊中发现的几个干饼或者小面包带给了福明。这些东西他自己一点不留，全部送到地下室，分给妇女和儿童。一次，几个口渴难忍的战士在伤员休息的地下室里挖了一个不大的水坑，每小时差不多能渗出一杯水，米尔凯维奇把头一份水——一杯混浊的脏水——拿上来给了政委，要他痛痛快快地喝下去。
时逢天气燥热，福明已两天两夜滴水未沾，嘴唇干裂，呼吸困难。可是当米尔凯维奇把杯子递给政委时，福明抬起失眠红肿的双目瞪了他一眼。
“拿给伤员去！”他哑着嗓子说，语气如此坚决，搞得米尔凯维奇一声不敢争辩。
在保卫战已进入尾声的一天，福明的手臂被一枚投进窗口的手榴弹炸伤了。他来到地下室包扎。当时卫生员身边正围着几个受伤的战士，卫生员一看到政委，立即走了过去，但是福明制止了他。
“先给他们包扎！”他当即命令说。随后他在屋角的箱子上坐下，一直等到轮到他包扎的时候。
福明的下落很长时间一直是一个悬案，传闻种种，莫衷一是。有的说政委在要塞战斗期间牺牲了，有的听说他被俘了。究竟怎样，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对这些说法都要画个问号。
直到我在加里宁州别尔区找到了前步兵第八十四团中士、现农村中学校长列布祖耶夫以后，福明的下落才水落石出。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中士列布祖耶夫和团政委同在营房大楼的一间屋子里。当时希特勒破坏分子已把大楼的这一部分用炸药炸毁，这里的指战员大部分死于这次爆炸，或被倒塌的墙壁压死，有些人侥幸活了下来，当他们被自动枪手从废墟中拖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结果都成了俘虏。政委福明和中士列布祖耶夫也在其中。
战俘恢复知觉后，在大批兵员的押送下，被驱赶到霍尔姆大门。一名讲一口地道俄语的德军军官在那儿等着他们，他下令仔细搜查每一个战俘。
根据福明的命令，苏军军官的所有证件早已销毁。政委本人穿了一件战士穿的普通扎趟棉袄和一件军便服，上面没有任何等级标志。他瘦弱已极，脸上长满胡须，衣服破烂不堪，和其余被俘人员毫无二致，所以战士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人的身份瞒过敌人，这样就能挽救政委的性命。
不料战俘中间却出了叛徒；这家伙之所以一直没有跑到敌人那边去，显然是因为怕吃苏军战士的枪子儿。现在机会到了，他决计在希特勒分子面前邀功请赏，于是诌媚地笑着从俘虏队伍中站出来，向德军军官说：“长官先生，这个人——不是士兵，”他指着福明，奉承地说。“他是政委，是个大政委。他吩咐我们打到最后，不投降当俘虏。”
军官下达了简短命令，敌自动枪手随即把福明拖出横队。战俘们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塌陷的眼睛盯着叛徒，射出了无声的威严的目光——一这家伙脸上的笑模样没了。一名德军士兵用枪托捅了他一下，他立刻泄了气，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睃了两眼，重又站进横队。
根据军官的命令，几名自动枪手包围了政委，把他带到霍尔姆大门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