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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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货为名，在战争前夕送交布列斯特车站的。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些破坏分子在市内和要塞切断照明用电线路，割断电话、电报线，而当战争的炮声一响，他们即开始在我后方活动。
　　不管敌人的准备活动多么诡秘，他们终归要露出蛛丝马迹。据我侦察员报告，德军正在边界附近集结。我边防军警惕地注视着边界地带，他们报告说：每天夜间西布格河左岸沙滩的灌木丛中，都有越来越多的精心伪装的德军火炮出现。
　　还有一些关于希特勒匪帮险恶企图的情报，也通过其他渠道频频传来。在布格河另一侧，靠近边界的波兰村民密切监视着德军在苏联国境线附近集结的情况。一些德军官兵时常公开向波兰人谈论即将对苏联发动的进攻。还有许多当地居民——我们真正的朋友——正在为无法向苏军指挥部报告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而感到焦急。有些勇敢的波兰农民，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涉过布格河，向我边防战士报告法西斯匪帮指挥部的各种企图。
　　所有这些情报均由边防军迅即传递到莫斯科，并直接报告给当时担任内务部人民委员的贝利亚。然而，答复这些令人担忧的消息的命令始终只有一个：“加强监视，不要受人挑拨。”
　　总之，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使敌人的突然进攻能够得逞。
　　希特勒军队是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它那最初猛烈打击的突然性，它那兵力上的巨大优势，它那全面的动员和充分的准备，给法西斯军队制造了种种无可争辩的优势。正是在这里，在布列斯特要塞附近这块狭小的战场上，这些优势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在这里，敌人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占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正是在这里，敌人进攻的突然性得到了最好的发挥。
　　总之，在战争爆发前夜，布列斯特要塞中的守军人数简直微不足道，而且异常分散，更没有足够的装备和技术兵器，加之又被敌人搞了个措手不及。这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占优势的问题，也谈不到事先有什么战斗准备。这说明，如果前线有关布列斯特要塞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对守军何以能抵抗得这样持久和成功，就只能有一种站得住脚的解释。要塞保卫者那令人震惊的坚强不屈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英勇顽强，他们具有军人的勇猛和战斗技巧。看来，我们的人——苏联军人——比由泥土和岩石构筑的工事还要坚强，比威力强大的战争技术装备更具有威力。所以在这个传说中，对于“要塞”一词的理解不应是直接的，而应是转意的。这里所指的是苏联人的不屈精神，是指亲身遭受过敌人最初可怕袭击的人的坚强意志。
　　可当时谁又能判断这个传说的真伪呢？在那频遭失败和挫折的困难时期，莫不是有人为了鼓舞人们的斗志，凭借着丰富的想象，才搞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充满英雄主义的虚构？
　　只有时间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它也的确作出了回答。
第三章　传奇变成现实
　
　　战争爆发九个月了。我军度过了初期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最困难的时期。敌人被阻止在莫斯科附近的要冲。冬季，红军在这一带予敌以有力的打击，击没了敌军，迫使其向西退却；希特勒军队在北部和南部——在齐赫文和罗斯托夫城下——也几乎同时遭到失败。一九四二年冬春两季，在前线的许多地段，苏联军队已开始掌握主动权。
　　这场斗争从来没有松懈的时刻，艰苦的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前线产生的关于布格河畔布列斯特要塞的传奇，逐渐被人们淡忘了，甚至似乎永远被遗忘了。然而，人们突然重新想起了这座要塞，于是过去的传说立刻又成了鼓舞人心的充满英雄主义的现实。
　　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奥廖尔地区前线的一个地段，我军击溃了敌陆军第四十五师，同时缴获了师司令部的档案。在清理这批文档时，我军军官发现了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名为《关于占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战报》。希特勒分子在这份文件中，逐日记叙了夺取布列斯特要塞的战斗进程。
　　德军参谋人员当然要竭尽全力吹捧本军行动，但事与愿违：这份文件中所列举的事实恰恰说明，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具有无与伦比的勇敢精神、令人惊奇的英雄主义和异乎寻常的坚强意志。这份战报的几句结束语，听起来颇象敌人迫不得已的自自。
　　“以重兵进攻勇敢保卫者守卫的要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敌参谋人员写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在攻取布列斯特要塞的过程中又一次得到证明。布列斯特卡托夫斯克的俄国人作战勇敢顽强，无与伦比，表现出高度的步兵素养，显示出极为坚强的抵抗意志。”
　　这就是敌人的自白。
　　这份《关于占领布列斯特卡托夫斯克的战报》被译成俄语，其中一些段落摘要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红星报》上。这样，苏联人实际上是从敌人的口中才首次得悉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们卓越功绩的某些详细情况。传奇变成了现实。
　　又过了两年。一九四四年夏季，我军在白俄罗斯发动强大进攻，布列斯特获得了解放。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法西斯占领三年之后，苏军重又开进了布列斯特要塞。
　　整个要塞几乎已成为一片废墟。仅从这些满目疮康的断垣残壁的形状，就足以判断这里发生的战斗曾是多么激烈和残酷。这一堆堆废墟是那样肃穆威严，仿佛一九四一年牺牲的战士们那坚不可摧的精神至今犹存其中。乱石丛中有些地方已经草木杂生，阴沉沉的石壁上到处弹痕累累，坑洼密布，仿佛当年的战火和鲜血已与它浑然融为一体。漫步在这要塞废墟中的人们，脑海中不禁油然生出一个想法。如果出现奇迹——这一块块顽石能够开口讲话，那它们该能说出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
　　奇迹竟然出现了！顽石居然开口了。在幸免于战火的要塞建筑物墙壁上，在门窗框上，在地下室的拱顶上，在桥墩上，人们发现了要塞保卫者留下的题字。这些手迹有的署了名字，有的没有署名，有的用铅笔匆匆书就，有的就用刺刀或子弹刻在石灰墙上。战士们在题字中表明了誓死战斗的决心，向祖国和同志们致以诀别的问候，倾吐了对人民、对党的忠诚。在要塞的废墟中，仿佛又响起了无名英雄生前在一九四一年发出的声音。一九四四年的士兵怀着激动和沉痛的心情聆听着；这声音饱含着履行了义务的自豪感，告别人生的痛苦，面对死亡的沉着和勇敢，以及要求复仇的遗愿。
　　在靠近捷列斯波尔大门附近的外砖墙上刻着：“我们一共五人：谢多夫、格鲁托夫、鲍戈柳勃、米哈伊洛夫、谢利瓦诺夫。我们参加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战斗。我们宁愿牺牲也决不后退！”
　　在营房西面的一间房舍里，发现这样一段题字：“我们一共三个人，环境艰难，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要象英雄那样视死如归。一九四一年七月。”
　　在要塞大院的中央，有一座半倒塌的教堂式楼房。这地方从前确实有过一座教堂，但后来在战前，它被改建成要塞守军某团俱乐部。在这座俱乐部放电影的平台的石灰墙上，刻下了这样的题词：‘我们三个都是莫斯科人——伊凡诺夫、斯捷潘奇科夫和容佳耶夫，我们守卫这座教堂，并立下誓言：宁愿战死也决不撤离。一九四一年七月。”
　　这块刻有题词的石灰墙皮已被从墙上取下，转送到莫斯科苏军中央博物馆，至今保存在那里。就在这面墙稍下面一点的地方还有一段题字，遗憾的是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内容我们是根据战后头几年曾在要塞服役的士兵的介绍得知的。这段题词好象是上面那段题词的继续：“只剩下我一个了，斯捷潘奇科夫和
　　容佳耶夫都已阵亡。德国鬼子就在教堂里面。只有最后一枚手榴弹，但我决不能被生俘。同志们，为我们报仇吧！”显然这段话是三个莫斯科人中最后一个牺牲者——伊凡诺夫刻写的。
　　开口作证的岂止是顽石。在布列斯特及其郊区，还住着不少一九四一年保卫要塞战斗中阵亡的指挥官的妻子和儿女。这并不奇怪。这些在要塞中同战争劈面相逢的妇女和儿童，整个战斗期间就住在营房的地下室里，同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分担了保卫战的一切重荷。今天，他们又回忆起难忘的保卫战，讲述了许多有意义的细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而又费解的矛盾。前面我提到过一份德军文件，其中说要塞抵抗了九天，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前夕陷落。但是许多妇女回忆说，她们是在七月十日或十五日被俘的，当希特勒匪徒把她们逐出要塞时，在个别防御地段上，战斗还在继续，敌我双方还在激烈地对射。布列斯特居民说：到七月末或八月的头几天上，仍可以听到要塞传出的枪炮声，看到希特勒匪徒从那里把自己负伤的官兵送往市里的军医院。
　　由此可知，德军关于攻占布列斯特卡托夫斯克的战报里撒了个弥天大谎。敌第四十五师司令部预先匆忙地向上级指挥部报告了要塞陷落的消息，而实际上战斗却持续了很久。
　　不过，最初并不掌握这方面的直接证据。然而，到了一九五Ｏ年，莫斯科博物馆的一名科学研究人员在考察西部营房时，又发现了一段刻在墙上的题字：“我就要牺牲了，但决不投降，别了，祖国！”下面的署名已经模糊不清，但在最下面却有清晰可辨的日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这样总算找到了要塞在战后第二十九天仍在继续抵抗的直接证据。从这时起，历史学家始称守军战斗了二十九天，虽然目击者仍持己见，证实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战后，对要塞废墟进行了局部清理。在砖石下面经常发现英雄的遗骸及其个人文件和武器。这些尸体被郑重地送往布列斯特驻军墓地，而武器和文件则成为我们各博物馆的陈列品。
　　例如，一九四九年在清理捷列斯波尔核堡塔楼的废墟时，发现了要塞保卫者、年轻中尉纳加诺夫的遗骨。军装已半腐烂，衣袋里有他的共青团证，靠它才证实了死者的身份。
　　纳加诺夫身旁放着一支手枪，弹夹里还有三颗子弹。第四颗子弹留在枪膛里，而扳机则处在击发位置。这说明，这位勇敢的共青团员是在战斗时身亡的。布列斯特居民为中尉的遗骨举行了安葬仪式，用纳加诺夫的名字为本市的一条街道命了名。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一个营房地段的废墟下面，发现了所谓《第一号命令》，确切地说是它的残片。这是用铅笔草成的三张小纸片，——这份战斗命令是领导中央要塞防御战斗的一些指挥员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实际上是唯一一份保留至今的有关布列斯特保卫战的文件，现由历史学家掌握。从这份命令中我第一次得知中央核堡防御战领导人的名字：团政委福明、大尉祖巴乔夫、上尉谢缅年科和中尉维诺格拉夫。稍后，人们又发现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并没有全部殉难，其中有些人还幸存于人世。他们多数在战斗中受重伤或被震伤，后来被敌人俘虏，受尽了法西斯集中营的种种酷刑。其中一些人侥幸出逃，参加了游击队的战斗，后来又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今天，他们提供了关于保卫战某些情节的回忆，介绍了战斗过程，提出了战友的名字。情况这才开始明朗化。
第四章　开始寻访
　
　　战后不久，报刊上发表了第一批纪念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遗憾的是当时材料极为贫乏，对保卫战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正如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章有不少错讹之处。
　　最早转向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这一主题的人，是我国著名军事题材画家克里沃诺戈夫。一九五Ｏ年他前往布列斯特，在要塞生活了很长时期，经常与战斗目击者座谈，创作了许多速写和画稿。一年以后，他那天才的、至今仍通达闻名的油画《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完成了。这幅油画反映的是核堡捷列斯波尔大门附近的战斗场面。这里要指出，要塞英雄保卫战这一题材，在其中得到了鲜明而真实的表现。后来找到的许多要塞保卫战参加者曾多次对我讲，看到这幅作品时，他们无法抑制那万分激动的心情。画家善于深入领会事件的实质，生动地再现了紧张的战斗和难忘的保卫战的勇敢精神。
　　不久，白俄罗斯剧作家古巴列维奇的剧作《布列斯特要塞》问世，该剧至今仍在多家剧院上演。但毕竟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有关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情况，我们一直是不甚了然。
　　总之，这种状况至少持续到一九五四年，这时我萌生了撰写关于布列斯特保卫战的著作的想法。我之所以转向这个题材，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必然性在于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有关伟大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不久前我刚刚完成了新著〈第聂伯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一本反映科尔桑－谢甫琴科激战的书，当时我正在寻找接下去要写的新题材。我已经开始考虑写一本反映英雄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东西，不料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
　　一次，我的朋友——作家纳加耶夫来看我，问我下一步打算写些什么，然后突然说：“你何不写一部反映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作品呢？这可是战争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啊。”
　　我当即想起，一两年前我曾读过作家兹拉托戈罗夫写的一篇关于布列斯特英雄保卫战的特写。这篇东西最初发表于〈星火〉上，后来收入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的一个文集里。同纳加耶夫谈话之后，我找出这个文集，并重读了那篇特写。
　　应该承认，布列斯特要塞这个题材仿佛一下子就把我完全吸引住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尚未揭开的奥秘，这里有一片有待探索的广阔天地，这件研究工作干起来虽然并不轻松，但却颇具吸引力。我觉得这个题材包含着人类崇高的英雄主义，鲜明地反映出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于是，我着手创作有关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作品。
　　一个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作家，首先就要涉猎书籍报刊，从中博采与所要了解的问题有关的一切内容。我第一步先研究了当时发表在白俄罗斯刊物上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白俄罗斯的党的工作者、苏共布列斯特州委员会前任书记克拉索夫斯基撰写的。战后他重返布列斯特工作，同时开始搜集要塞保卫战某些参加者和目击者的回忆，用以作为撰写文章的材料。
　　克拉索夫斯基文章的内容不外是有关各种事件最一般的资料，只提到保卫战中几个阵亡英雄的名字，并且实际就象后来查明的那样，文章内容也并不完全准确。但是，它们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我再次求助于兹拉托戈罗夫的特写。我将这篇特写重新仔细研究了一番，然后打电话给文章作者兹拉托戈罗夫，问他能否将布列斯特之行结束后留在手头的材料借给我。
　　兹拉托戈罗夫答称材料很少，他当时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已经统统写进了特写，不过，他当场回忆起，就在一九五二年当这篇特写在〈星火〉上刚刚发表的时候，布列斯特保卫战的一个参加者立即给该刊编辑部寄来一封信。他已经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但又说要在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