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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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这些值得纪念的战斗的人物。接下来由要塞保卫者自己回忆过去。会上宣读了各企业、机关以及居住在其他城市的保卫战参加者发来的贺词。大会又向所有知道地址的原要塞保卫者以及牺牲的指挥员——传奇式的保卫战领导者——的家属发去了致敬电。晚会在异常亲切、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放映了电影《不朽的卫戍部队》。
第二章 一张照片
读者也许能清楚地记得这张照片——它刊载在好多报纸杂志的版面上，几乎家喻户晓。三个男子，已经不算年轻了，时间在他们脸上已刻下了深深的沟痕，这三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可以大胆说一句，这张照片已成为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摄影生涯中创作的顶峰。它记录了人的内心迸发出来的无比纯真而深切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三种性格各有自己的特色，与此同时这张照片又充满了高度的内部和谐，只有真正的艺术精品才能达到这样的和谐。甘金的照片是一帧由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它很耐看，百看不厌，每看一次人的智慧和感情都可以从中汲取新的食粮。
这三个战友是红军的三名老指挥员，布列斯特要塞的三名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英雄。后来，在漫长的四年之中，他们又是法西斯的囚徒，他们饱尝了当俘虏的全部辛酸：他们忍辱负重，备受欺凌，他们挨过饿，挨过打，受尽了讥嘲，无时无刻不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他们的苦难到此远未结束。胜利使他们获得了解放，他们回到了祖国，但他们却遇到了心存偏见、极不公正的对待，那就是斯大林时代和贝利亚当政时期盛行的对当过战俘的人毫无道理的不信任。在他们坎坷的命运中，这也许是最残酷、最令人感到屈辱的考验了。他们都是一些丝毫无愧于人民、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的人，但回到祖国之后，却被视为异己；他们为胜利的到来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不小的力量，但在胜利的节日里，却完全成了与胜利无缘的人。“俘虏”，甚至‘叛徒”——这是一种令人伤心到落泪的烙印，它象火一般在烧炙着人们。
现在，在好多年之后，当战争。俘虏、战后的不公正都已成遥远的过去，党终于坚决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以后，这三个共同经历过上述种种遭遇的老战友才头一次聚会到一起。于是，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立刻又从心灵深处被勾了起来，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牢牢地攫住了他们。
加夫里洛夫仿佛被那突然涌来的回忆压得抬不起头来了，他用额头抵住朋友的面颊，在这三人互相拥抱的时刻连动都舍不得动了。他闭上了眼睛，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苦闷和这次与他最可宝贵的人们极为亲切的会见的感受之中。强壮有如古代勇士一般的圆圆脸盘儿的谢缅年科，几乎在朋友的脖子上吊了起来，眼下回忆所给他带来的一切似乎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丝气力。他同所有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从不轻易掉泪，也很少掉泪，在他鼻梁上方的额头上，横着一条紧张的、悲剧性的皱纹。尼古拉·佐里科夫时把脸紧贴着战友，先是抽抽咽咽，后来竟号陶痛哭起来。照片的最前边露出了他的一只手，它小心翼翼而又情意深长地把着朋友的手肘。
他只有一只手了。第二只留在了布列斯特要塞。
第四十四步兵团军需上尉尼古拉·往里科夫的故事我早就知道。早在我寻找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个团的前政委尼古拉·罗曼诺维奇·阿尔塔莫诺夫给我讲过这个故事。阿尔塔莫诺夫上校是在一九五五年同我在莫斯科见面时讲起佐里科夫的。
在我国战争文学中，不知为什么军需官大部分都被写成要么是反面人物，要么是可笑的人物。尼古拉·佐里科夫是驳斥这种军需官“文学神话”的活的例证。他是布列斯特要塞的名副其实的英一雄军需官。
事情发生在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当要塞开始遭到炮击后，营教导员阿尔塔莫诺夫从他位于军官家属楼的住宅跑到北门，团队的一个营就在这座门附近土墙内的掩蔽部里。该营几个连听到警报后立即集合，由教导员带到要塞外，朝预定的位于布列斯特郊区的防线开去。阿尔塔莫诺夫本人则在大门口又等了一会儿，因为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很快就要赶到这里来。
这时，从要塞那深深的门洞里跑出一个人来。他的一只胳膊几乎齐根断去，创口用一件衬衫胡乱地裹了一下，鲜血把它全部浸透了。
阿尔塔莫诺夫认出来人是军需官佐里科。
“教导员同志，给我派辆汽车！”
阿尔塔莫诺夫以为军需官要求用汽车送他上医院：伤势的确吓人，看来他已失血过多。但住里科夫关心的却是另一码事：‘给我派一辆汽车！”他毫不动摇地再三请求，“仓库里我还有不少粮食和饲料呢。要不然都会落到法西斯手里的。”
这样一个受到致命创伤的人，衰弱得直打晃，但想的并不是怎样救自己的命，他首先关心的是托付给他的那批物资。
教导员好容易才说服佐里科夫立刻进医院，他打发这位军需官乘上顺路的马车朝后方出发。阿尔塔莫诺夫就这样不等见到加夫里洛夫，便急急忙忙跑到国境上自己的营里去了，后来又带着这批战士一块儿往东撤。佐里科夫后来如何，他就再没有听人说过了。
但我却从要塞保卫战参加者亚历山大·马赫纳奇那里了解到这位军需官后来的情况。他同住里科夫是在俘虏营里相会的。佐里科夫由要塞被送进医院几天后，伤员向东撤退时，陷入了包进了希特勒的俘虏营。上尉先是失去一条胳膊，接着又患上了肺结核。马赫纳奇记得，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快解放的时候，佐里科夫的身体坏极了。回国后他又到了哪里，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没人知晓。
三个朋友出乎意料的会见，发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保卫战英雄应该出席苏军中央宫庆祝典礼的那一天。上午我们照例都在宾馆门口绿色小花园的长椅上会齐。保卫战参加者、布亨瓦尔德的地下工作者、马捷沃相的战友尼古拉·克荣格正在同彼得·克雷巴讨论着什么问题。尤里·福明在翻着报纸。《苏联妇女》的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正围着拉伊萨·阿巴库莫娃转前转后，举起头来朝她瞄了又瞄，想选个适当的角度拍一张照片。加夫里洛夫和谢缅年科走了过来，也在这里坐下，继续热烈地回忆着一件战前发生在团里的可笑的事。
谁也没有发现，这张长椅旁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容颜瘦削、微见拔顶的人，他的头发是红色的，穿了一件普通的条纹衬衫。左边的袖子几乎一直到根都是空的。
他在长椅前止住了脚步，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谢缅年科和加夫里洛夫瞅，但他二人却仍然沉浸在回忆之中。只见这人未经修刮的腮帮子神经质地抽搐了两下。谢缅年科这时刚好抬头，便机械地朝陌生人膘了两眼。忽然，他发出一阵惊呼，又象是发出一阵呻吟，猛地从长椅上跳起，朝独臂人扑去。加夫里洛夫也看到了这个人，他也惊呼一声，扑了过去。
他们脸贴脸地拥抱在一起，放声号陶痛哭，毫不顾忌路上的行人正在未来往往，引得这些在公社广场上行色匆匆的莫斯科人互相直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他们知道这是布列斯特英雄十五年后又相见时，都深为理解地频频点头，停下来用热泪盈眶的眼睛看着他们。
我们当时还下知道这个独臂人是谁，只是被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紧紧抓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一个人却没有坐失良机。这就是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无论这次会面使他多么激动，但一个摄影记者的职业本能却还是起了作用。他知道他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成功机会，他领会到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机不再来的时刻。于是这位摄影艺术家突然被一种灵感所推动，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摄影角，把摄影机举了起来。
这张给作者带来广泛声誉、赢得国际摄影展览金质奖章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它引得我国的大艺术家谢尔盖·科年科夫羡艳不已。著名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尔斯把它挂到了自己的工作室里。世界各大洲无数外国杂志都转载了《苏联妇女》的这幅照片。
这里拍下的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已不在人间。一九六一年，在布列斯特举行要塞防卫战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后的几个月，尼古拉·佐里科夫去世了——肺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是战争和战俘营给他带来的不幸。
但他的容貌同他的战友们的容貌一道留在了这张照片上，永远是那样生动，它将以巨大的人道主义感情使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永远激动不已，它将以发人深省的力量提醒人们防止战争灾难，召唤人们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第三章 白俄罗斯之行
要塞英雄们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我们产生了到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以及到这些值得纪念的事件的发生地布列斯特去转一趟的想法。这件事得到了批准，几天之后，保卫战的五位英雄——加夫里洛夫、马捷沃相、阿巴库莫娃、克雷巴、维诺格拉多夫——加上我，就动身到明斯克去了。
清晨，明斯克市军官之家的代表们以及居住在白俄罗斯首都的保卫战参加者在明斯克车站的月台上迎接了我们，他们有大家已经熟悉的马赫纳奇和古列维奇，以及原三十三工程兵团战士、现省农业局干部费奥多尔·菲利波维奇·茹拉夫廖夫。
当天，保卫战参加者分赴几支部队去做报告，晚上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军官之家大厅举行了明斯克人欢迎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的大会。白俄罗斯首都居民热烈欢迎来访的贵宾，这次晚会给每一个参加者留下了久久难忘的印象。
到了明斯克，又有一名要塞保卫者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就是迄今为止大家一直不知道的原三三三团排长亚历山大·别特里茨基，现在该市某工厂做模压工。第二天当我们去布列斯特时，明斯克人古列维奇、马赫纳奇、茹拉夫廖夫和别特里茨基也与我们同车前往。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当我们快要到达布列斯特时，天气很不好：整个天空布满乌云，细雨连绵，仿佛进入了秋天。大家都以为这样的天气布列斯特当然是不会有什么人来迎接客人的。然而，在布列斯特车站等待着要塞英雄的景象却是不寻常地令人激动。黑压压的一大群，手捧鲜花，一个挨着一个，挤满了整个站台，人们就这么在雨地里淋着。列车刚一停稳，吹奏乐队立刻奏起了进行曲，人们向保卫战参加者的车厢门涌来。这种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场面，使坐在车上的人感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我记得阿巴库莫娃毫不掩饰地号陶大哭起来，马赫纳奇激动得面色苍白，两只手不住地颤抖，而马捷沃相则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
布列斯特州执委会副主席伍科洛夫、市委书记斯莫洛维克和团州委书记索莫维奇在要塞英雄的车厢门口迎候。跟他们一道来迎接贵宾的还有居住在布列斯特州的保卫战参加者亚科夫·科洛米耶茨、阿法纳西·波罗季奇、祖巴乔夫大尉的遗孀及其儿子、牺牲于要塞的指挥员的妻子：塔吉扬娜·谢莫奇金娜、安娜·冈察尔、达丽亚·普罗霍连科等。几十只充满情谊的手接过客人的手提箱，把一抱一抱鲜花塞进贵宾们的怀抱。大家慢慢挤过稠密的人群，向车站宽阔的大门走去。
本来安排的是在车站广场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但因天气恶劣，只好改为在新车站大楼的直传大厅举行。数百名布列斯特居民挤满了宽敞的大厅。当大会主席建议起立为布列斯特要塞中牺牲的英雄默哀时，军乐队奏起了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大厅内人们失声痛哭，抽咽不止。这里有不少人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一年那些悲惨的日子，不少人在要塞或市里失去了至亲好友，还有不少人在这里度过了法西斯统治下艰苦万分、充满恐怖的岁月。
保卫战英雄们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访问。这座城市是十五年前他们以惊人的顽强捍卫过的城市，如今它还记得英雄们光辉的业绩，而且如此珍重，怀着如此自豪的心情。布列斯特居民在接待英雄的时候，把他们视为真正的贵宾，真正的亲人，城里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为了能做到更加隆重亲切，为了能使接待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工作更充满欢乐气氛，竭尽了一切力量。
当天上午又有几个人参加了我们这一行。保卫战参加者格里戈里·古德姆从科尔布市来了；从布列斯特州扎宾卡区腹地来了一个原四十四步兵团战士、如今一个最富有的集体农庄主席马克·皮斯孔；茹拉夫廖夫的同团战友、现在是音乐学院的指挥基里尔·索波列夫斯基也从明斯克赶来同我们会合；彼得·克雷巴的老朋友、现住布列斯特市的米哈伊尔·伊格纳丘克也来了，他还跟战前一样，带着一对准尉肩章，还在部队里超期服役，是一个军乐队的演奏员。参加我们这支队伍的还有从区中心安托波尔镇来的保卫战英雄尼古拉·涅斯杰尔丘克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在要塞内牺牲的指挥员的妻子。
头一天人们就立刻动身去了要塞。保卫战参加者和烈士的妻子们手捧大束大束鲜花，庄严肃穆地步入要塞大门。
他们在长满荒草的难以忘怀的废墟上撒下了这些鲜花。他们把一束束鲜花摆放在要塞的墙根下，摆放在希特勒刽子手枪杀团政委福明的地方。在原来由祖巴乔夫大尉和福明政委领导的防卫司令部所在的地下室之上的一块块石板上，放满了大堆大堆的鲜花。头一个把鲜花撒向这几块石板的是烈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祖巴乔夫的遗孀和他的儿子阿纳托利。后来大家又到了要塞北部，到了东门，一九四一年在这里战斗的有指导员涅斯杰尔丘克和第九十八高炮营的炮兵们。这里头一个把鲜花含泪放在土地上的是烈士的女儿莉季亚·涅斯杰尔丘克，当她十四岁的时候，在要塞激战的日子里，她曾同父亲在一起。
两天之后，保卫战参加者来到布列斯特卫戍部队墓地，为烈士公墓献上了一个用鲜花做成的大花圈。这里埋葬着战后在废墟下发现的烈士的遗骸。花圈的带子上写着。“献给战斗的兄弟、牺牲的英雄——要塞保卫战战友敬献”。
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市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布列斯特的市民向来宾表示欢迎。成千上万群众挤满看台，在绿茵场上席地而坐。当要塞保卫战英雄们出现在场上时，响起了热烈的、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少先队员在号角声中齐步穿过体育场。他们向英雄们致敬，向他们献了鲜花，把自己的旗帜插在台边，不时轮流更换少先队的护旗人员。市党和苏维埃组织、企业和机关的代表讲了话。英雄们也讲了话，他们回忆当年，万分激动地感谢布列斯特人以这样的热情真挚地欢迎他们。不时有人从坐满群众的看台上走出来，跑过运动场，来到主席台前，为已经堆得象山一样的鲜花再添上一束，伸出手去同来宾们亲切地握上一握。
群众大会结束后，成千上万的群众突然涌向运动场，把要塞英雄们团团围住。我看见几十只手抓住了马捷沃相，把他扔上了高空；我看见彼得·克雷巴被人们象荡秋千似地抛了上去；我看见妇女们围住拉伊萨·阿巴库莫娃问个不停。我们好不容易才穿过这怀着美好祝愿的人群，来到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