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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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泾惠渠的本身。引泾溉田，在秦朝的时候，已有溉田45万顷的郑国渠。汉朝时的白公渠，尚可溉田4500顷。厥后历代失修，到前清乾隆时仅可溉700顷，到清末只能溉200顷。民国以来，陕西士绅之提倡修渠者甚多。到民十时，华洋义赈会吴工程师曾测勘一次。十一年李宜之先生充水利局长时，曾有详细的计划，当时分甲、乙两种办法。正和华洋义赈会商议办法的时候，因国内政变关系，遂寝其事。所以直至我们到陕后，才和华洋义赈会决定用乙种办法，用钱少而成功速。
当时决定由华洋义赈会捐40万，檀香山华侨捐15万，朱子桥先生捐洋灰二万袋，省政府担任40万。其初省政府因财政困难，议决在泾阳、三原、高陵、礼泉、临潼等五县，发行50万水利公债。其后因灾荒之后，人民无力负担，改由省库支出。到现在计算，省库已经支出47万，将来各支渠的花销，尚不能详细预定。共计花去不到120万。而所溉的田，按一月一次计算，至少可灌溉到100万亩。每亩旱地与水田的比较：每亩每年可增加收入10元，全渠每年可增加1000万，也就是每年直接可有100万人不受天旱的影响。在五县之内，每年忽然增加到一千余万的收入，农村经济，不只可以恢复，实在可以发展。泾惠渠之完成，是我们兴办水利的开步走，是我们走向经济建设的第一声，也是我们挽救农业危机，繁荣陕西，巩固国本的开端。我们要依据我们的建设计划，努力完成其的水利工作，如 水、渭水、黑水、洛水等。凡在陕西境内的水，就要使它成了发展农业的要素。”“政治上，在泾惠渠的流域，我们要划成一个实行地方自治的模范区，用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将来全陕水利有了成绩，同时政治也就建筑了新的基础。”⑨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3）
渭河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大的水道，东西贯穿800里秦川。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杨虎城多次到宝鸡峡实地考察，谋划兴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造福于更多的百姓。在他的领导与支持下，1933年开始了渭惠渠的勘测设计，1935年开工，1936年12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次年12月全部工程完工。渭惠渠长140公里，灌溉西安以西地区农田约50万亩。在杨虎城主持陕政时，对梅惠渠工程进行了勘测设计，1936年开工，1938年建成，灌溉了岐山、眉县农田约30万亩。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受灌地区的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在没有化肥的时代，小麦亩产可达300余斤，棉花亩产皮棉60多斤。农民过上了殷实的日子，关中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除上述水利工程外，杨虎城还领导了关中地区黑惠、涝惠等渠的测量与规划；主持了陕北织女、绥德等渠的筹建、开工，陕南褒惠、湑惠、汉惠、冷惠等渠的规划；还组织力量对黄河防洪、航运、灌溉、发电都提出了规划。奠定了陕西近代水利事业的基础。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杨虎城还规划和建立了秦岭造林苗圃、植棉试验场、蚕桑试验场、渭滨保安林、草滩垦殖畜牧场、陕北垦殖区等一批农业科技园地。在担任其省主席期间，决定将西安城北郊关庙等四村渭河老岸以北760余亩滩地，筹办垦殖牧畜场。为了办好这个农业示范区，他曾三次与应召回陕改良农业的陈兆骝恳谈并聚餐，倾听陈兆骝关于农场建设的意见。陈兆骝告诉杨虎城主席，“他拟于本周内先考察西安北郊草滩地质，再组织草滩农场办事处，农场约分农艺、园艺、畜牧三部，农艺改良棉花、麦子、高粱之种植方法，园艺为各种农事副业及蔬菜之实际试验，畜牧即养蜂等事项。”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草滩垦殖畜牧场办了起来。而且陆续有外国专家在那里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解放后，西安市民所喝的牛奶都是由该畜牧场供应的。杨虎城认为，陕西连年荒旱，最大原因是因为森林缺乏，以致气候干燥，晴雨不调，故每到一处即面令各县长切实引导人民多植树木，期成茂林，以调雨量而防旱灾。在其被解除省主席后依然关注植树造林工作。
为了继续推动此工作，1934年3月他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决定：在西安城西关外大操场附近由部队植树5。5万株。关于树苗，除省建设厅补助1万株外，尚余之4。5万株已令炮兵团团长孔从洲从速购办。之后；他亲临西关视察兵工植树状况。面告各部队长官督饬士兵各按规定努力工作，并勤加浇水俾树苗成活，完成兵工植树造林计划。
发展交通 促进发展
杨虎城说：“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因此，他在大抓水利建设的同时还注重了陕西的交通建设。他将交通建设列为了陕西省民国二十年施政大纲的第一条。计划修建西潼汽车路、西长汽车路、西凤汽车路、西榆汽车路、西榆汽车路北段、凤汉汽车路、西商汽车路；加设长途电话。并在省政府下设立了公路局，由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为推进他曾下令西安至潼关沿途各县分段修理汽车大道，并严令载重大车（铁轮）在汽车大道行驶，以免轧坏汽车大道。
为了加速公路建设的速度和减少开支，他曾调动数千部队，参加了西安—兰州、西安—汉中的公路建设。为加快陕西与外界的交流，在他的要求下，欧亚航空公司开设了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他派部队架设沟通全省的长途电话线，为此1931年5月曾致电大荔、渭南、咸阳、兴平、三原、泾阳县政府：“本部即日派员架设大荔至渭南、咸阳至兴平、三原至泾阳间长途电话线。着各该县政府限电到二日内，速筹长二丈四尺、稍径四寸之电杆：大荔、渭南各500根，兴平、咸阳各200根，三原400根，泾阳300根，备用。除令本部交通队派员催取外，合亟令该县府迅即遵照办理，无稍延误，是为至要。”⑩发展陕西的铁路，也是杨虎城非常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能将铁路修进陕西（以前陇海铁路只到潼关），将会促进陕西社会、经济以及军事的更大发展，十分有利于西北地区开发与发展。于是千方百计地做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使西安与陇海铁路连结的铁路工程上马。为了把铜川的煤运出来，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利用江浙四大银行的投资，修筑了铜安（铜川到西安）铁路。为了修好铁路，他主动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慕霖联系，给予钱工作上许多支持。西安火车站的选址建设，他亲自出面做西安回民的工作，因建站涉及了回民墓地的搬迁等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回民和铁路方面都很满意。
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1）
杨虎城曾说：“我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在生活、斗争、军旅生涯、生死拼搏、社会磨砺、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实际中得来的，这是经验。”他说：“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在实践中通过时间磨炼得到的，这要碰许多钉子，遭很多艰难曲折，以致流血伤残，乃至牺牲，我的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很艰苦，不容易。因为我那时受家境条件的限制，只能走这条路。”同时他还认为，陕西的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所造成。但教育落后，人才匮乏也是其中重要因素。因此，他只要有点财力的权力，就积极兴办教育。如前所述，杨虎城在靖国军时期就乐资办学。执掌陕政后，首先，将振兴教育列为重要的政纲。针对教育经费长期短缺没有保障且被随意挪用的状况，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
强调：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最关键的就是要筹措资金。他毅然决定压缩军费。从军费中抽出一部分和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共同放在一起作为“教育基金”。并明确规定专款专用，还由教育界人士组成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这是杨虎城在陕西举办教育事业提高和保证教育经费的一项最主要的措施。其次，他大幅度提高了学校教员的工资。据米暂沉说：当时，西安的中学教师中，月薪较高者可达七八十元，比司书人员要高一倍以上，就当时生活水平说，是比较高的了。从而解决了广大执教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提高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很实际地培养起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他积极响应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农村教育，为使农民子弟读书，从而摆脱愚昧与贫苦，在他支助下在陕西农村普遍办起小学。
这与他有切肤的体会有很大关系。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接受回族冯瑞生先生的建议，1932年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第一所回民子弟小学。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回陕西担任省政府主席后，有一天，蒲城家乡的一位李姓老先生来找他，要求我父亲资助在家乡孙镇办所小学。父亲听后很高兴，慨然应允。并当面夸奖李先生：‘我回陕西后，要求见我的人不少，可他们不是要钱，就是要官。惟独你，能为家乡农民子弟着想，要求举办学校，有远见，我很佩服你。以后在办学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还可以来找我。’”他主持会议通过了《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暂行组织规程》。对省立中学进行了扩充，扩招了中学生，使陕西的教育出现一片繁荣。经过他自己在日本的学习体会，深知通过留学渠道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先后选送派出了江隆基、郭则沉、王炳南、潘自力、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周梵伯等一批青年学生赴英、法、德、日等国留学。并按《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给这些留学生经费保证。杨虎城给留学生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上学，决没有什么错，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被杨虎城送出留学的潘自力在其《自传》中说：“1930年12月下旬，蒲子政（蒲克敏）从西安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杨虎城要送他到英国去留学，要我也去西安，说也拟送我出国。我看信后，误认为可能是党送他到莫斯科学习。我到西安后，才知道杨虎城要给德、英、法、日送一批学生，且有的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出国，如王炳南、江隆基几个人。我当时的确不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在我到西安的当天下午，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到蒲子政的家中遇见我，即说资助我到法国去的问题。当晚米即来约秘密地去见杨虎城。
见面后，杨除讲些客套话外，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说：‘我两年来没看到什么报纸了，但依我看，国民党是要失败的。’他说：‘我看蒋介石也搞不好。’接着又说了一句：‘总而言之我还是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说他愿资助我去法国学习，并说他是为社会上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他私人。说话时米暂沉在旁。以后米向我谈，他们的大门向西北开，将来要联共联苏。”｛11｝ 潘自力终于接受了杨的资助去了法国留学，解放后曾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重视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十分关心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专门制定了《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奖学金规程》，对家境困难的学生给予专项补助。曾批准发给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陕籍学生崔鸿勋津贴。对一些大学毕业生还资助回乡参观的旅费，希望这些人能够回陕西报效家乡建设事业。以前，陕西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在杨虎城的积极倡议争取下，在陕籍革命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南京政府批准，兴办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筹备时杨还是省主席，当正式兴建时他已无“政”权，为了解决学校经费不足，他又从军费中拨款补助（当时他的权力，就只能从军费中抽用）。他当时很明确提出：要通过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建设西北农业科技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建设西北大粮仓，使西北成为抗日救国的可靠后方。解放以后该校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后来，依托这所学校又建立起多所农林科研机构。
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2）
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杨陵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亚洲最大的农林牧业教育科研、产业开发基地。通过上述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杨虎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1934年他已不主政，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自己出资并募资在蒲城县创办了尧山中学。1934年10月27日，蒲城尧山中学举行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要建设农村，就必须实施生产教育，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必须实施民族教育，所谓‘成德达才’，便是双管齐下，道德与知识的训练决不可分离。诸先生或从事政治，或从事社会文化建设，见解高明，愿在校各先生各同学特别注意。本人是蒲城公民之一分子，认为蒲城人民的文化急应促进，因为连年来天灾流行，农村的生产事业废弃不堪，要恢复旧观必须先造成农村建设的领导人才。尧中成立，得各地人士的热烈赞助，我实甚感激。我们设立尧中不是做门面，图好听。我们认为，社会的建设大部分是知识问题。试想，科学世界一切的新式生产工具，哪一件不是由人发明或发现的。人家能够利用科学战胜自然，我们也是人类，也有光荣的历史，难道我们就专赖他人么？”“学校的医院除负责学生健康外，应该诊疗一般人的疾病。学校的图书馆要公诸大众，购置民众读物，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机关。从前把学校的围墙打得高高的，把学校当作另一个世界，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不只要社会学校化，同时也要把学校社会化。将来在校内设备理发馆、洗衣局、贩卖部、小农场，让学生实际去交易。”杨拯民说：“
1936年夏，我正在西安市第二中学读初二，暑假将过，父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到尧山中学去读书。我当时甚觉突然，不情愿地说，‘在二中上得好好的，尧山中学刚开办，各方面条件肯定不如二中。’父亲说：‘正因为尧中是初办的，我才让你去。你想想，我办的学校，连我的儿子都不愿意去，还能吸引号召其他青年去就读吗？’这样一说，我就无言以对了，不愿意，也得去。从这件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教育的重视认真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执着。下半年，我应父命，转到了由我父亲出资兴办的尧山中学。
这是一所进步人士云集的学校。尧中校长是袁若愚，教导主任是冯一航，事务主任是方仲如，教员有何寓楚、田志恭、朱茂青、体育教员张希钦。好家伙，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红’得在西安不能公开活动了，就被父亲聘到了尧山中学任教。”“为了纪念井勿幕，父亲把该校的图书馆命名为井勿幕图书馆。馆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任由学生借阅。学校倡导学术自由，教师讲授历史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研究解析。”“那时每周除上文化课外，还上军训课。
父亲给学校拨了二百条枪，若干子弹。教官张希钦首次上课，先讲理论，讲抗日的道理，说学习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