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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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第二十三章
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华盛顿法律事务所有一百五十名志愿者。”莫迪凯道。
“人手够吗？”我问。
“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也许你愿意负责并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亚伯拉罕也赞同它。”
我很高兴莫迪凯和亚伯拉罕，当然还有索菲亚，竟然会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计划会扩大我们的影响，提高我们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对我们筹钱也有好处。”
“当然。”我心中将信将疑。
丽莎回来了。“凯尔文·兰姆在后面，”她点头道，“倒数第二张桌子，戴一顶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谈了吗？”莫迪凯问她。
“是的。他头脑清醒，相当尖刻。他说他一直呆在避难所，当钟点工开垃圾车。”
“有单独的房间吗？”
“有。”
“告诉他有律师找他谈话。”
兰姆既没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来。莫迪凯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兰姆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别紧张，”莫迪凯语调平和，“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别无他意。”
兰姆一声不响。他的穿着与避难所其他的人并无两样——牛仔裤，运动衫，旅游鞋，羊毛夹克——这自然胜过露宿街头者身上的鹑衣百结。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朗蒂·伯顿的女人？”莫迪凯问，这次全由他提问。
兰姆摇头。
“认识德文·哈迪吗？”
还是摇头。
“上个月你住在那座旧仓库吗？”
“对。”
“我是指位于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那个仓库。”
“嗯哼。”
“你付房租吗？”
“对。”
“每月一百美元？”
“对。”
“付给蒂尔曼·甘特利？”
兰姆不答，闭起眼想了一会儿。“谁？”他问。
“谁是仓库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
“约翰尼的老板是谁？”
“不知道。没问，也不想问。”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为什么离开？”
“被赶出来了。”
“谁赶你的？”
“不知道。有一天警察来了，还来了些其他人。他们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到大街上。没过几天，他们用推土机把仓库推平了。”
“你有没有告诉警察你付了房租才住那儿的？”
“许多人都这么说。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想和警察动手，可没能讨到好处。至于我，可没跟警察动手，那场面糟透了。”
“他们赶人之前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文件证明？”
“没有。”
“出告示了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我们是擅住者，必须立刻搬出。”
“你们是在去年秋天十月份左右被赶出的？”
“差不多。”
“当初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记不清楚了。有人说仓库中有小房间出租，租金很便宜，所以我就去看个究竟，有人正在装隔板、砌墙，那仓库有屋顶，不远的地方有厕所，有自来水，我看挺合适。”
“所以你就搬进去了？”
“没错。”
“你签租约了吗？”
“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
“他只要现钱？”
“对。”
“你每个月都付了吗？”
“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
“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而且极可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不利之处是对手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所谓庭外调解，就是先函告对方，提出同样的证据，但不起诉，而是邀请被告一起磋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用书信交换意见。如果过失方同意赔偿，双方就可能庭外和解，这样就避免了公堂相见。
莫迪凯和我都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这样做基于两点理由。公司看来不会对我善罢甘休；两次搜查更清楚地表明，公司的高层人物阿瑟和主张起诉我的拉夫特那伙强硬派正准备收拾我，我的被捕将是绝好的新闻，他们肯定会泄漏给新闻界，使我难堪，给我施压。我们得准备好主动出击。
第二点理由也是此案获胜的关键，除非我们提请诉讼，否则赫克托和别的证人不会为我们作证。在向法庭提请诉讼到第一次开庭期间，我们有机会问关于被告的所有情况，他们必须如实回答。我们有权让任何我们需要的人宣誓作证，如果找到了赫克托·帕尔马，也可以让他这么做。如果我们找到其他被驱逐的租住户，他们必须讲出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而这么做得经法院授权。
理论上，我们的案子非常简单，仓库的住户一直付房租，以现金支付，只不过未留下记录，收租人是蒂尔曼·甘特利本人或他的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