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芙蓉年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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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都迟疑着。　

　　李芙蓉一掠散到脸上的头发，挺起胸，连鞋袜也不脱，直接下到田里，泥浆立刻就没过了她的小腿肚。她捡起一把秧，自己插起来。　

　　众人静静地看着，忽然有人细细地惊叫了一声。　

　　一摊一摊的血随着李芙蓉的脚肚子在水面上洇开来。血是从裤腿里流下来的。李芙蓉正在行经的日子。　

　　事后省革委主任每逢报告，都要举李芙蓉做例子，证明社会主义建设跟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有时候同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李芙蓉的那一摊流血，很深刻地感动了省革委主任。他后来在县城里住了几天，临走之前，对李芙蓉说：“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一个，我尽量满足你。”　

　　“真的么？”李芙蓉也许是因为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胆念头所冲动，一点不自觉地一歪头，撒起娇来，“若是我要天上的月亮，你也答应？”　

　　省革委主任说：“只要你敢要。”　

　　李芙蓉说：“当然敢！我想要座桥！”　

　　这个县城自古被一条河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面。平时过河的公路由浮桥连接着。每年春上上游的山洪暴发，浮桥就架不住了。两岸的交通也便中断。历朝历代历届的县政府都想过要造桥，终没有造成。这样一件划时代的事，却要由李芙蓉来完成了。　

　　省革委主任沉吟了一下，说：“我是问你个人的要求。”　

　　李芙蓉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要求。”　

　　“那好吧，”省革委主任说，“有预算没有？”　

　　李芙蓉说：“若是造一座可以并排走两部汽车的桥，需要两百万。若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造一座简易的，也行。”　

　　省革委主任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窗子跟前，看着在不远的地方闪闪发亮的那条河。进县城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就是在那条浮桥上“咣当咣当”地摇摆过来的。　

　　他说：“给你们四百万，造一座能并排过四辆车的桥。”　

　　这座桥至今仍是这个省桥面最宽的一座县级公路桥。这个仍然财政困难的县的领导人一旦说起经济开发问题来，总是说，好在当初就有了这么一座桥，今天怕是四千万也造不起来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关于这座桥的桥名，当时有过许多争论。有人主张叫“芙蓉桥”；有人主张叫“怀恩桥”，后来统一了，叫“朝阳桥”。李芙蓉和省革委主任都同意。幸亏了这统一，使桥名可以一直沿用至今。不像许多有纪念性的建筑物的题名和题字那样，总是被改来改去，给历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　



1970年1972年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反正那些目的都很伟大就是，中央派了一位女记者下来采写典型。到了省里，省革委主任介绍说，下面有个李芙蓉，很不错的。记者来头大，见的世面大，看了些有关李芙蓉的材料，并不觉得怎样的特别惊人。她真正被感动的，是女人的同情心。　

　　李芙蓉在社会上很辉煌，家庭生活却不如意。她调县以后，把在镇搬运公司当临时工的丈夫也带来了，还给他转成了国家干部。可是男人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接替李芙蓉当小镇镇长的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是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县委书记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县委书记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　

　　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　

　　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委书记之后，李芙蓉上省城开过会，还去过北京，但住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那样好的东西——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得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气力。绒布的那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入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凼，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蹋！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不好，跟杀猪盆没有二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她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覆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和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省委书记神情严峻地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我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　

　　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里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响。　

　　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萎琐。　

　　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任何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分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那颗从来都是昂着的头。　

　　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的。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什么什么“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　

　　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晓得错在哪里。那个文件下来之后，有传说要免去她的省委委员和县委书记职务。她是因为省委书记和那篇说她是“新的最可爱的人”的报道才格外大红大紫起来的。省委书记和那个写报道的记者的父亲都是反革命“贼船”上的干将人物。李芙蓉是不是上了“贼船”也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李芙蓉在县里忄妻忄妻惶惶地等了些日子，那传说却并没有成为事实。　



1972年1976年


　　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县委书记还继续当，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真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的这些日子，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代笔，真是比差一点要了她的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这样平时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　

　　再说，就是真是“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坏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是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疼。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　

　　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来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　

　　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也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却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　

　　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了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城造反组织的司令，后来又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几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了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