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6-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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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开成这种恶心人的样子，黑了心赚病人的钱，你早就应该不干了。”听冯建国说这种话，我气得拍开了桌子：“你说什么？我们黑心赚钱？你们那破学校不也是到处拉生源吗？你们办那成人教育，不就是为了挣钱么？你们的心也都黑了。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冯建国在市里的一所大学当副校长，主管这所大学里的成人学院。成人学院就是招收应届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可是成人学院毕业的学生们大都找不到工作，网上就有人骂冯建国这所大学是骗子大学，还有人指名道姓数落冯建国。冯建国被我揭了短，就恼了，就跟我对吵起来，我们一个比一个嗓门儿大，就吵成了一塌糊涂。直到楼上楼下使劲儿敲暖气片，两个人这才停止。冯建国气呼呼地在客厅里睡了，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睡不着，到天亮时才迷糊了一会儿，一睁眼，已经七点半了。冯建国早就上班走了。我慌慌张张起来，嘴里骂冯建国怎么也不喊我一声。
我早就后悔当第六医院的院长了。这是个什么差事啊？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本市共有七家国营医院，过去的生意都不错，可是现在不行了，这七家医院的日子都不好过。私人医院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私人诊所像春天的野花儿似的开了一大片，抢去了这七家国营医院的许多生意。别的不说，只说市里刚刚开张没几年的“明星医院”，就能把这七家国营医院气死。这是一个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敢保你治好的私人医院。院长莫少华，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茶叶贩子，据说他早年在村里也当过几天赤脚医生。他最早在市里开过两个茶叶门市部，后来不知道他是怎么异想天开的，找了几个退休医生（据说都是他茶叶店里的常客）商量了一下，就起了个执照，把省冶金研究所的大楼给租下来了，办起了“明星医院”。开始谁也没在意，有人还取笑莫少华卖茶叶挣了钱不知道怎么花了，烧的。医院是谁想开就开的么？谁知道莫少华一来二去闹大了。前年又在北城区买了块地皮，盖上了二十层大楼，建了明星医院的住院部。明星医院的医生也越来越多，病号也越来越多。外地许多患绝症的病号都蜂拥而来了。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有专门接站的，全市的出租汽车上都贴上了广告，明星医院可是真火爆了。莫少华还被选成了全国劳模，省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高薪聘请医生。各家医院的医生们都往他那儿跑呢。仅第六医院两年之间就跑了三个主治医师和五个护士，何胜利就是想调到明星医院去。这七家国营医院的日子还有个好过啊？
这七家医院也竞争得热闹。争病号，争退休的高级医生。一些医院还雇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当“托儿”，在大街上拉病号，让报社电视台曝了好几回光了。去年第三医院为了吸引患者，想出了一个新花样，跟市里两家商场联合搞了有奖挂号活动，就是让患者留着挂号的存根，每月抽奖。抽大奖能抽着电视机洗衣机。抽不着洗衣机电视机的，也能抽着洗衣粉电动剃刀什么的。于是，三医院看病挂号的就多了起来。几家医院看着眼红，也跟着风搞，二医院搞馈赠活动，就是一次满一百块钱药费的，当场返回十块钱现金。五医院搞开了挂号送体育彩票，月底开奖。六医院的人看着也眼红了，许多人找院领导提意见，建议六医院也搞有奖挂号。我不是没动心思，我看着别的医院挣钱也眼红，也着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没搞。结果，二医院、三医院、五医院都让省电视台给曝光了。市里把这三家医院的领导叫去了臭训一顿，才算拉倒。新上任的市长高作民讥讽地对这几家医院的院长说：“我听说现在有些饭店搞记分卡呢，就是累计记分，积到一定的数字，就可以领取冰箱彩电甚至汽车。你们这几家医院不妨搞一搞记分卡哟。这可比有奖挂号吸引人么。你们什么时候搞记分卡，一定要送我一张么。”
现在医院的事情难做啊，社会上对医院的意见天大了。我一上台，就觉得自己像老牛掉到了井里，四面碰壁，有劲还使不上。更让我头疼的是，我跟党委书记陈大鹏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党委书记陈大鹏前两年就异想天开，提出六医院的出路就是搞平价医院。他还把这个观点写成了文章《本市应该建立平价医院》，在市报上署名发表了，弄得局里的头头和市里的几个领导给我打电话，问是陈大鹏个人的意见，还是六医院班子的意见？一些市民也纷纷给六医院打电话，问平价医院什么时候搞起来。弄得我被动极了。班子里都为这事儿跟陈大鹏吵架，搞什么平价医院呢，现在六医院的效益本来就不行，再搞平价医院，职工们还吃不吃饭了？我也觉得陈大鹏这是哗众取宠。卫生局有人提醒我：“张陆梅，你要注意哩，陈大鹏这样做秀，是有野心！”
六医院相比另外几家医院，效益属于排名靠后的。比如说，第三医院的门诊大夫每个月能挣到三四千块钱，四医院也能拿到两千多块。可六医院的门诊大夫也就是一千多块钱。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六医院的基础建设一直没搞好。用患者的话说，硬件不行。好比唱戏，演员再好，没戏台也不行啊。一些设备都老化了。比如那两台CT，都老掉牙了，也没钱换。市里没钱投入，医院就进不了新设备，条件落后，病号们都不上门了。我前年上台时，门诊的五个医生提建议，自己掏钱凑股份，买了一台进口B超，跟医院讲好，得了效益，跟医院五五分成。我也就同意了。两年过去，这五个医生发了点小财，医院也有了收入。我感觉这是好事儿，可是别的医生有意见了。凭什么他们挣钱呢？气得我直发火：有本事你们也凑钱买设备么。这次是为了进不进一台核磁共振，医院里闹开了矛盾。过去的那台核磁共振是国产的，用了多年已经不好使了，做出的数据总也不准，做一次一个样儿。这台仪器是南方一家医疗设备厂出的，现在修都没法修了。那生产厂家早就垮了，人都找不到了。春节前，市里的大款林定远来医院检查身体，林定远跟医院的几位大夫挺熟悉，他检查完身体，就请几个大夫吃饭。吃完饭林定远要娱乐一下，几个人就打小麻将。牌桌上，检查科的刘正祥大夫叹苦经，说医院没钱添置设备，做一个核磁共振都得到别的医院。林定远听了眉头皱了皱，顺嘴问了一句：“这一台仪器得多少钱啊？”刘正祥说了一个数。林定远就笑了，说：“刘大夫，你跟你们院长商量一下，我出钱给你们医院添设备，咱还不要国产的，咱要进口的，德国和英国的都行。弄一台，到年底，咱们一起分成。”
这是件好事儿啊，刘正祥听了挺高兴，就把林定远的提议写了一份报告，送给了我，报告上强调，现在市内各医院的核磁共振都是国产的，如果林定远真能进口一台核磁共振，肯定会给六医院带来效益。我看了看，也挺高兴，就同意了，就签了字给院里的其他几个领导传阅，其他几个副院长除了杨常在写了同意，别人都写了阅字，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有党委书记陈大鹏坚决反对。陈大鹏签的意见是：“像这样搞法，医院成什么了？上次买B超的事儿也就算了，现在医院里的职工都红眼了，肯定有人要告状的。请张陆梅院长重新考虑。”
一说告状，我也吃不准了。这些年似乎告状的人特别多，六医院也是。我的前任刘院长，就是因为告状的太多才下台的。市卫生局长薛志刚总给我打电话，说张陆梅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我也担心这件事再闹出矛盾来，于是，核磁共振这件事儿就这么拖下来了。可刘正祥几个大夫一个劲猛找。林定远也一个劲给我打电话，说：“如果你们六医院不做，有的是人做。我去哪投资，人家都欢迎。你们六医院的领导，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于是，我又被他们说动心了，我让主管财务的副院长方军平跟林定远谈判，谈分成的方案，春节前没谈出个结果。我想着在春节后再议议这件事情。
林定远这个人，我也挺熟悉，二十年前，我在门诊的时候，还给他看过胃病呢。那时林定远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刚刚当上包工头，穿着脏乎乎的衣服，看上去挺辛苦，走路说话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我给他看了半年，看好了。那时林定远浑身上下，透着谦虚谨慎。可这几年，林定远牛皮烘烘地。就是走在马路当间，他也嫌道儿窄了。这人啊，真是不能有钱。谁说过？穷人有了钱，比富人还凶。
二
躲藏三天的太阳终于出来了。马路上的积雪开始不情愿地融化，我把车子停在了六医院的停车场，下车后才发现车身已经溅得污七八糟了。我走进电梯，遇到了主管人事的副院长杨常在，杨常在灰土着脸朝我点点头：“张院长，春节好！”我点头笑道：“春节好！”杨常在似乎还有话要说，电梯里人多，我跟大家寒暄着。杨常在没吭气。到了六楼办公区，杨常在和我前后脚下了电梯，杨常在对我说：“张院长，门诊外科的两个医生今天一上班就辞职了。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写了辞职书，不算是不辞而别。”我脑袋嗡的一声，狠狠地骂了句粗话。杨常在没听明白，问：“您说什么？”我感觉到了自己失态，一边朝办公室走，一边摆摆手：“没说什么。”杨常在又问：“核磁共振的方案还讨论吗？”我瞪了杨常在一眼，心里骂，这人怎么见事儿就往后缩呢？看来大家对他的看法没有说错，自己当初真是不应该把他提拔上来。我嘴上却淡淡地说：“讨论，既然春节前就把方案提出来了，明天的院长办公会上还是再议一下吧。”杨常在又说：“昨天的报纸又点咱们了，记者又采访了牛楚怀。”我口气淡淡地说：“我知道了。明天上午的会上说吧。”杨常在苦脸说：“年前韩国兴就不敢露头了。记者们天天找他。”我突然火了：“不敢露头就算完了？躲了初一他能躲过十五啊？他韩国兴也太黑了吧。一百多万？他想杀人啊？他自己拉的屎，让他自己擦屁股。”说完，我就进了办公室，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把目瞪口呆的杨常在扔在了走廊里。
我坐在办公桌前生闷气，一时想不起来该干点什么。自打我上台之后，第六医院似乎就没顺过，我紧注意慢注意，去年年底又出了一件天价药费的事情，住院处给住了没一个月院的老副市长牛楚怀开了一百多万的住院费，让报纸和网上炒了一个沸反盈天，市电视台长老胡跟我曾经在党校一同学习过，平常有走动，关系尚好，还算给我留了点面子，没让电视台介入，否则电视台再曝光，就更热闹了。天知道住院部是怎么想的呢？或许是住院部的大夫们昏了头，他们只认为这位老副市长是公费医疗，可算逮住了一个大财主，就死命地开药开营养品，牛楚怀开始也不在乎，还一劲吹牛说他是离休老干部，实报实销。谁知道到出院的时候，这老爷子不仅不结账，还到市里捅了这件事情。市长也惹不起这位大爷啊，忙着让纪委和卫生局调查这件事情。市委书记罗可全和市长高作民都作了批示，一定要追查责任人。市委书记罗可全还亲自把电话打给陈大鹏，要陈大鹏找出责任人来。住院部主任韩国兴吓坏了，找我求救，我气得骂：“你们疯了不成。一百多万？你们天天给这老家伙吃人参啊？你们还想从这一头老牛身上剥下十张牛皮来啊？”韩国兴苦脸说：“这也怨不得我们啊，我们也是想给医院创收么。”我恨恨地骂：“你创收也不能红了眼睛啊。红了眼睛那还叫人么？那叫兔子。”市报社的几个记者算是逮住热门话题了，这几天总在追踪报道这件事。记者总找我要求采访，我一个也不见。能见么？
说到底，这件事也全怪不得韩国兴，住院部也急着创造效益呢。我上台后，为了调动医生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制定了政策，门诊大夫按照处方的收益发奖金，住院部按照住院的收益发奖金。于是，大夫们争先恐后地开处方，有患者不高兴，就捅到了报社，就让报纸点了几回，可一些医生大夫们一点也不胆小，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这就出了这天价药费的事情，偏偏还出在了不好惹的牛楚怀身上。
我很生气自己当初，怎么脑袋一热就当了院长呢？虽然不叫承包，可是院长是有指标的，到年底得兑现职工的奖金，这跟承包有什么区别呢？
我打开了饮水机，想喝点热水，吃点饼干。早上我匆匆忙忙出来，连早饭也没顾上吃。水还没热，桌上的电话就响了。我不知道医院里又会出什么事儿。抓起电话，却是我父亲打来的。父亲在电话里让我明天到家里来一趟。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还想问问清楚，父亲已经挂了电话。我忙着又把电话打过去了，父亲挺不耐烦，说：“让你回来你就回来。”我小心翼翼地说：“爸，我明天上午还有个会，挺急。中午行吗？”父亲说：“行，你明天中午回来吧。”
我父亲张天康是个老大夫，也是个老干部，曾经在八路军里当过医生。解放后当过市第二医院的院长。今年八十多岁了，身体结实，还常常骑自行车上街呢。我总是担心得很。我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在这个城市里，就我一个人守着他。父亲有个头疼感冒，我就紧张。我总想给父亲找个老伴儿，可是父亲不同意。他说自己清静惯了。听出家里没出什么大事儿，我放下电话也就放了心。我穿上工作服，准备叫上其他院领导到各个科室去看看。这是每年春节后的惯例了。
三
今天开院长办公会。我走进会议室，除了党委书记陈大鹏没到，班子成员都来了。我问办公室主任赵光明：“陈书记呢？”赵光明说：“我昨天就通知他了，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我刚刚到他办公室去了，也没人。他应该记得今天开会啊。打他的手机，也不开机。”我抬头看看墙上的石英钟，九点整。我说：“咱们先开着吧。他一会儿就到了。”
我先传达了昨天卫生局的会议精神，接下来就讨论院里春节前提出的几个问题。都不是轻松的事儿。杨常在先是讲了讲最近几个医生辞职的事儿，还有几个春节前就要求调走的。我强调了一下，辞职不许可，调走也不许可。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想走谁也拦不住。可拦不住归拦不住，档案和职称本不能给。我当院长之后，把医院有高级职称的医生的职称证，都收上来放在了人事处。这一招儿我是从外地一家医院学来的。挺绝。所有辞职的，档案不给，职称本一律不给。这样也就挡住了一些想辞职的医生。我苦笑着说：“我知道，不给职称本就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儿，我肯定是要挨骂了。我听说有人扬言还要找人打我。打我也没有用，这职称本就是不能给，谁也不能给。这职称是六医院给办的，谁也不能得了好处就走。行了，这事儿就这样，今天再强调一下。讲下面的问题吧。”
副院长方军平讲了讲天价药费的事，方军平发愁地说：“牛楚怀老爷子这几天大概是过春节过累了，倒是不告了。可是新闻单位的记者总在找。”
我苦笑道：“是啊，市委罗书记一定要我们拿出态度来。高市长的秘书春节前也给我打过电话了。”
副院长刘连成皱眉道：“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出面了，你们书记院长总得出面啊。我看记者可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