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6-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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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经过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许多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正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差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们上书劝谏，新皇帝又暴出“单骑轻出宫禁”，也就是说，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蹓弯的大新闻，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又闹出了这场皇帝私自出京的特大新闻，震动全国。
即位十二年来，这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坐不定金銮殿，住不惯紫禁城。似乎皇宫大内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这十二年间，他一次次往出跑，而且越跑圈越大。这个最初被臣民们寄予厚望的新君，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个皇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放着人间最辉煌壮丽的宫殿不住，非得搬到海子边上一个局促小院。为什么放着万乘之尊不享，非要一个人单骑独马，独来独往。为什么放着皇帝一顿饭九十九道大菜不吃，非要跑到街上吃大排档里的鸡毛小菜。为什么放着皇家乐队的丝竹之声不听，非要听戏园子里的低俗小戏？放着皇家园林的清幽景色不游，非要到长城以外的荒凉大漠去顶风冒雪？莫非他被什么魔住了不成？
三
离北京越近，皇帝的心绪就越低落。他像一个逃学归来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回到课桌和书本旁边。他强忍着不耐烦，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出城迎接圣驾的大臣们一拨拨行礼。“人臣不可一日无君”，见到皇帝平安归来，这些大臣们如同孩子见到父母（成年孩子找到了走丢了的父母），女子找回情郎（一个过于花心的情郎），一个个满脸欣喜，如释重负。如果依着他，直接从德胜门进神武门，片刻功夫他就可以回到公廨。可是这些满怀欢喜迎接圣上归来的大臣们已经按礼制把卤簿大驾准备好了。没办法，他只好下了马，登上御辇，在四百一十七人组成的庞大仪卫队伍的护送下，绕道正阳门，进入大明门。午门、太和门、中右门、后右门、乾清门……一重重大屋顶次第而来，一层层沉甸甸碾压过他的头上。皇帝露出惯常的忍耐表情，如同泥塑木雕一般，任由他们抬着游街似的游完了规定的路程，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豹房公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狂想。如果你问皇帝的梦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当皇帝！
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这是天下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如果反过来说，也许离事实更近一些。十二年来，他一直忍受着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太和殿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
与我们想像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不同，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都是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元旦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繁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有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顺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喝：“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姿十分聪明，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他的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们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繁琐严格的礼仪：每天早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繁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在座位上枯坐半小时。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像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完全不解其意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们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席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七年的与书本的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们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是仅仅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病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按部就班。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项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了一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的，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学习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们的笔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们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籍，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