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目的美好生活 作者:洪晃-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咱国家，每年GDP都能增长七、八、九个点。要不是有好多好多人“深深地投入”了好几回，怎么会有这种盛世景象。只不过我们的投入都是非常有目的的，是追求回报的。在咱这儿，投入的人不少，那怕是投入爱情、艺术和友谊，都能算出个内部、外部和中部的回报率，算不出来就坚决不投。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其老公是加州一汉学家，这两口子深深地在中国文人身上投入了好几回，把他们一个个弄去加州，好吃好喝，认真投入友情，有时候还搭上点爱情和色情，但是回报都不太好。就比如吧，他们把一个无名演员推荐给一个大导演，演员最后睡了导演，和他们吵翻了。还比如，他们也把我介绍给导演干个小活，结果他们跟睡导演的演员吵翻了时候，我采取中立的立场，没站在他们一边谴责这个该死的小婊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投入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投入友情是为了关系；投入爱情是为了占有；投入艺术是为了成名成家。我们对回报的期望值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而一旦没有得到，我们可以坚定地放弃。在咱这，啥都有个bottom line，如果经商，这词儿应该翻译为“底线”，是个数字概念；但对于那种对友谊、爱情和艺术追求回报的人来讲更确切地翻译可能是“屁股线”。当其期待的回报没有的时候，他的屁股就再也不会坐在你这边了。
我这辈子只上过三堂哲学课，然后就知难而退了。我当时对知识的投入很明确，就是为了文凭和奖学金。哲学这玩意儿太深奥，我搞不明白，可又怕分数太低，丢了奖学金，拿不着文凭。但这三堂课教的东西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堂课说的是“目的”；第二堂课说的是“过程”；第三堂课老师让每个人给自己定位是追求目的，还是追求过程。我向来力争做一个追求目的的人，但骨子里却是个追求过程的人，因为我致命的缺点就是贪玩。只要好玩我就想做，管你什么内部回报和屁股线，不想那么多。所以我在一个GDP增长七、八、九个点的经济奇迹中造就了个人财富增长率进入负数的奇迹。
我这种傻瓜不多，但还是有的，现在和我一起在大山子798工厂瞎折腾的人就是这类人。明明知道还有不到12个月，地主就要把所有人都捻出去，现在的装修在短期内就会被推土机全部压平，还是有人在往这里搬，还有人在装修，还有人在创作。这种投入除了享受一下过程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回报了。
我倒是挺想号召大家没有目的地深深地投入一回。要知道，生活的乐趣都在过程里面，而目的只是在长长的过程之后一秒种的高潮。
万恶的简约主义
从原则上讲，我是个赶时髦的人，所以当简约主义风行一时的时候，我当然也紧跟了一阵子。在那几年，我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变成了一只小狗，天天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哦，这个杯子不洗影响厨房整体美观；啊，那个花瓶里面的花太有颜色不协调；哎呀，谁把一张纸放在书桌上显得乱；总而言之，生怕任何一丝生活迹象污染了我的高级简约环境。前几天，我认真翻了一下外国的家居杂志，发现简约主义终于过时了。谢天谢地，设计统治生活的时髦告一段落。
这简约主义是设计师当道的设计霸权主义，是美学里面的法西斯主义。从前，设计师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生活，简约主义把这个概念翻了个跟头，生活跟着设计走，弄得我这个贪图舒适的人被折磨得每隔三分钟收拾一趟屋子。我总结了一下，简约主义的罪恶有三条：
第一、 主人是多余的。
所有简约主义的房子里最好别住人，一住人就影响了这里非常干净的线条；卧室里不能留下睡觉的痕迹，被子要铺得比当兵的还有棱角；客厅里不能扔很多花枕头、毛毯之类的东西，不然和搁屁股的沙发不匹配；厨房更不能有任何做饭的迹象，特别是中餐，这么繁琐，要切这么多东西，把吃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这怎么可以呐。除了那盘颜色搭配的水果，厨房里难道要有吃的东西吗？你的房子如果简约了，那你就是第一个被简约出去的东西。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破坏风格，污染环境，所以最好你不要在你的简约房子里随便乱动。
第二、 态度是冷酷的。
有一本书，简约盛行的时候在美国也流行过，叫《美国神经病》（American Psycho）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简约主义疯子，他连所有遥控器都安排了摆放的位置，错位了一公分也能觉察出来。他的房子都是黑、灰、白的颜色，不能有任何暖色，不然他会喘不过气来。他的西装按照颜色从深到浅在衣柜里排练，他的所有女朋友不许过夜，做爱完毕马上换床单。只有这种酷哥才是简约的榜样。
第三、 这是有钱的坏人玩的东西。
仔细分析一下好莱坞电影，比如《与敌同床》、《够了》，这里面的坏人都是简约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特别是《与敌同床》里面的那个丈夫，连厨房柜子里的罐头都得稍习立正，有一个歪了就抽老婆两大嘴巴子，非常过分。但是玩得起简约的都是有钱人，房子要大，东西要贵，五六十平米里面是玩不起来的，除非干脆睡地板。
简约主义走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衣服可以乱扔，碟碗可以不洗，天天炒菜，夜夜取亲。这才叫舒服日子。
情人不过节
几年前，卡地亚公司委托我们做一组有关“情人节”的采访，我们的策划是采访十多对名人夫妻或情侣，让他们挑一件卡地亚的珠宝或手表作为“情人节”的礼物给对方。大部分人都很配合，只有一对非常前卫、非常受尊重的艺术家夫妇虽然接受了采访，但就是不配合。
“只有没有想象力的人才需要用珠宝表达爱情。”这是艺术家的回答。
我们的编辑非常为难，来回劝说，哄他们说点关于“情人节”的事情，让他们随便点个简单的礼品，但是这对夫妇——特别是男的——坚决拒绝合作。而他夫人是那种夫唱妇随的，只要丈夫不松口，她也不愿意帮我们的忙。编辑实在没办法，想起来我似乎是这对夫妇的朋友，只好恳求道：“晃不是你们的朋友吗？你们这么说，她怎么跟客户交差啊？”
“你别把晃想得那么俗，”我的这位不合作的朋友说，“她会理解的。”
最后，编辑只好非常沮丧地回来报告，说任务没有完成，要再找一对夫妇才行，还把这位艺术家说我“没那么俗”的话都转告给我了。
我听了以后有点哭笑不得，一方面这朋友还是非常了解我对这种节日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够能刁难人的。我最后决定实话实说，给客户打了个电话。
“他说只有没有想象力的人才需要珠宝表达感情，”我一五一十地交代道，“我不能改他的话，他也不让删，要不就换个人。”
“不用了” 客户的公关经理想了想说，“就这么登好了，这也是一种观点。”
我很高兴，看来客户也没那么俗，没那么商业。
我这辈子谈过不止一次恋爱，但是没有过一次“情人节”。在我的记忆中，年轻的时候，如果恋爱了，天天都在过“情人节”。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眼前的恋人就是所有，其他都不重要。我还记得谈恋爱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干扰，不接手机，不上班，不见朋友。在这种情况下跑出门去买点花、巧克力或者一大钻石戒指似乎真是有点多余。我的任何一个男朋友真的这么做了，我会觉得这个人很假，而因此干脆吹了。当然，这只是我。
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个很稳定的关系，也觉得没必要一到二月十四号就非得买点东西，出去吃顿饭，抱一堆花回家。这时候如果两人能在厨房里一起做顿饭，聊会儿天，没大没小地闹会儿就挺好的，忙里偷闲也算生活了一下。当然，这也只是我。
我成长在一个简单的年代，有比较简单的表达方式，爱情似乎不需要节日，只需要一个假期。对我来讲，“情人节”真是多余的。
但反过来想，百忙之中，有个节日提醒大家去恋爱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生活在卡通时代，一切需要形式、夸张，有点节日把大家的生活规划一下。今天是开PARTY的日子，明天是回家的日子，后天是谈恋爱的日子。 周一回家做饭； 周二上床做爱，还找个PALM都记下来，免得忘了，也好，也好。在我眼里“情人节”是个卡通节日，每个动作都是被策划出来的。但是这总比忙得忘了谈恋爱强。
老不死的爱
就不说是谁了，反正有这么一对情人，分别二十五年后又一起吃了顿饭。两个人相好的时候是想入非非的学生，二十五年后是开始考虑退休计划的中年人。二十五年期间，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来往，什么见面、电话、书信、E…Mail一概没有，就跟对方死了一样，居然，饭吃完之后俩人又找着感觉了，老不死的爱又回来了。
我喜欢这种纠缠不清的情感。这种说不清楚的故事是我们黑白生活中的色彩。在活得非常现实的岁月里有这么不实在的感情是件非常珍贵的事情，找点感觉太不容易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电影、好读的书、好听的歌。我最喜欢的一首Joan Baez的歌就是纪念她和Bob Dylan一段藕断丝连的感情。六七十年代，这两个人是美国音乐界最有影响的歌手，我是唱着他们的反战歌曲和民谣长大的，至今，我都认为我根本上其实就是个嘻皮。许多年以后，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去听Joan Baez的音乐会，我们就是想怀旧。记得那天去的时候就听说可能Dylan会来，大家都为这个悬念兴奋。Baez唱完第三首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I’ll be damned； look what the wind brought in。”（“真见鬼，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突然，Bob Dylan的一头乱头发在台上出现，抱着个吉他，坐在Baez身边，观众疯了，高声欢呼，两个人又在一起唱了首Blowing in the Wind，所有人都被记忆泡酥了。这首歌唱完，Bob Dylan就走了，Baez眼泪汪汪地接着唱她自己写的歌。这是我听到把藕断丝连表达得最直白的歌词，我相信唱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我的翻译不是最好：
真见鬼/你的幽灵又现/也不奇怪/正好今天月圆/你打来电话/我坐着一动不动/俩手抱着话筒/听到几个光年前熟悉的声音/又要彻底栽进深渊。
我记得/你的眼睛比湖水更蓝/你的诗歌更糟糕/你说/你从哪儿打来/西部的一个公用电话/十年前我送你一对袖扣/你也送了我点什么/你我知道记忆带来什么。
生锈的钻石/你到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奇/一个没有被腐化的奇迹/一个原创的流浪汉/你漫步到我的怀里/一时似乎漂失在海上/女神把一切奉献给你/就是站在半个贝壳上的那个姑娘/她能保护你，不让你受伤的/我又看到你站在落叶中，雪花在你的头发上/我又想起你在华盛顿广场那个破旅馆窗边的微笑/我们的呼吸像一片白云，缠在一起，舍不得消去/对我来说，我们当时可以完美地死掉/现在你说这不是怀旧，那就再帮我找一个词/你这么会弄词的人，还这么善于把一切变得模糊/我急需一点模糊，因为过去突然太清楚/是的，我还是放不下/如果你又带来生锈的钻石/我所欠的已经付清。
我们故事里的两个情人也想洗掉钻石上面的锈，跑到一个很冷很冷的地方，在星星下面再看一遍他们的钻石有多亮。但是毕竟二十五年过去了，两个人都有了牵挂，虽然来回组织、计划了无数回，机票订了又退，退了又订，最终还是没有启程，只是一个月的E…Mail快够一本小说了。据说其中一个人把这首《生锈的钻石》听了整整136回，然后决定钻石的锈还是留着，老不死的爱不用太近的距离也会发光的。
睡多少男人算“值”
一个多月以来，我和张小姐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常女人这辈子到底能和多少个男人发生关系。事情是由于有人自告奋勇地坦白曾经有过上百个情人，让我们都大吃一惊。张小姐首先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是专业人员。我半信半疑，总觉的有时候人不可貌象，海不可斗量。
张小姐对我这种态度有两个字的评语：傻帽。她对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有让我非常佩服的、理性的、数学的、逻辑的判断。
“咱们这么算吧，”她说，“你认为一个女的多大开始交男朋友？”
“十六七岁吧。”我说。
“那她性生活最活跃的是什么时候？”她接着问。
“大概应该是大学时期。”
“那好，大学有几年？”
“四年。”
“四年，一共四十八个月。如果你要是有上百个男朋友，就说明在这个阶段你至少要完成……咱就说百分之八十吧，就是八十个，平均每一个月零三天你就要交一个男朋友，这可能吗？”
我的数学很差，还在准备脱了鞋，掰掰脚指头数一下，张小姐已经下了结论：“这纯属于瞎掰。”
“你真不能把女人的约会高峰都放在大学时期，”我说，“现在有很多单身女人，就像《欲望与城市》里面那样。”
“那不是编的吗？”
过了不久，我看了一本书，书名为“The Sex Life of Catherine M”；书的作者是巴黎的一个艺术评论家，女的，六十年代性解放闹得欢的时候她非常大胆地去体验了各种方式的性生活，书的头一章为“Numbers”，就是数量的问题。该女人实际上已经记不清楚她和多少人有过性关系了。她自己说有很多人她根本不知道姓名，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互相交流过。所以对她来讲，“无数”这两个字是很对的。
说老实话，书写得有点枯燥，几乎毫无半点情趣和感情地叙述了她的性历史，有点像医学著作。看完第一章我就看不下去了。我发现虽然我们永远对这种数字好奇，但是好像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把这些数字倒出来的时候无非是想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说上百的那个想让我们知道她是有经验的、成熟的、老练的；说零的那个是要告诉我们她是单纯的、清洁的、有贞操的。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其目的是告诉我们她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有必要给女人们写出一个数字解说图，如果再要用数字表达她们的性观念可以参考使用：
零 = 白活了
一 = 亏
二到三 = 传统
三到五 = 正常
五到十 = 够本
十到十五 = 有点忙
十五到二十 = 有点乱
二十到三十 = 有点累
三十到五十 = 过于开放
五十以上 = 完全瞎掰
所以数字是应该根据你所需要的东西营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似乎科学，而实际上极其没有用处的东西。
数字不仅在性方面不能说明问题，在出版方面也不能说明问题。所有刊物的出版人都会非常富有想象力地把发行量理想化地夸大；所有书商都会在作者面前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地将发行量缩小，实际上都的为了利益，为了得到什么。 如果这种东西可以撒谎，那如果有人问你跟过几个男人，还不是张嘴就来的事。我想单纯一些，三个；想复杂一些，十三个。这些数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