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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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谁睡觉？”

　　“我们是些胆小的鼠类，我们射击的方向不应该与士兵在前线射击的方向相同。”

　　“我可没听见你的话，我刚到浴室去了一下，”少校打了个呵欠说。

　　“我们全都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对正在逼近的失败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沉默不语，无所作为，回避现实，害怕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侵入关进集中营。看来叫醉醺醺的哥萨克把他们打死更好些。我们已经被搞得不敢思考了，我们已经不会幻想了，所以我们才害怕身边的盖世太保，却忘记了遥远的契卡。”

　　“汉堡来的那个金发女郎在什么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作家？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和绝望？”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火气──是一种概念，绝望……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概念。有火气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绝望者不懂得什么叫火气。你是个聪明人，可是跟戈培尔唱一个调子。‘有火气的悲观主义者’──他是这么讲的吧？既然对当前形势的清醒理解被称为有火气的悲观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上层，他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和冲突的必然性。而在下层，凡是敢于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就要被关进集中营医治火气。我第二次出卖自己是在一九三九年。我那时就明白了，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首先将寄希望于每一个单独的公民，然后再寄希望于全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应该从每一个德国人的个体解放出发，可是他们却搞起了群体奴役。我当时认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既有依靠共产国际的人，也有与伦敦保持联系的人。我本应听取他们的观点。可我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尽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心里明白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哦，恐怖教育！它的功效来得多快！我们将长久地受到它的毒害！我们，德意志民族。”

　　“咳，作家先生，你太不够意思啦。”

　　“为什么？”

　　“很简单。咱俩既是朋友，何必非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我是个士兵。你是个作家，你享有充当现行制度反对派的特权，最多不过把你关进监狱。可我是要被砍头的。砍头可不是好受的。其次，我们大家都象痨病患者。而痨病患者一旦勇敢地认清了病情，就不会抱怨和痛楚地呻吟，而是要活下去，并且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度过他剩余的时间。我的话完了，现在该去找女人了。”

　　“咱们走着去吧。这里的夜景很美。”

　　“强盗会开枪打死咱们的。”

　　“没关系。如果真的现在死了，那倒不错──可以享受光荣的葬礼，亲人也会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我真担心死于混乱之中，死于复仇的节日期间，那时将会血流成河，既有正义者的血，也有非正义者的血。我真害怕无声无息地死于俄国哥萨克的长矛下，对他们来讲，你是个饱尝痛苦的文化人也好，是个纳粹党的官僚也好，都是一回事。”

　　他们来到安静的、夜色笼罩的的大街上。冯·施特龙别格沉思地说：

　　“作家先生，我向你提个忠告吧。你就躲在你身上这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这些军章的下面吧。军章──标志着对民族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首先是在自己面前。至于在战胜者面前，那就更不用害怕了。你是执行自己的义务。懂吗？你要象祈祷一样，每天早晨对自己重复下面几句话：‘我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如果我不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那么讨厌的美国人和红色布尔什维克就会进入我的家乡。’你试试看，这是个很好的解数。”

　　他们来到旧集市广场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座尖顶的教堂，那排搭着棚子的货摊，那些与广场石板争地盘的房屋，宛如一副中世界版画。

　　“真美，”冯·施特龙别格说，“也很可怕。”

　　“为什么？相反，这给我以安慰，我感到自己加入了永恒的行列。”

　　“真可怕，这一切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

　　“不对。这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美是不会死亡的。炸弹永远也消灭不了它。”

　　“你不了解情况。已经收到希姆莱的命令──准备把斯拉夫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彻底摧毁。有一个人正在策划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绝密……”

　　特劳布于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他们先是在游乐场里喝酒，后来党卫军坦克师的克莱茵上校把他们带到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自己家里，然后便找女人去了。来自防空部门的是些年轻的胖女人，有一个女电报员，长得又高又黑又大，叫康斯特鲁克茨娅。特劳布就是跟她睡觉的。起初她玩得很高兴，喝很多酒，讲一些关于男人的淫秽笑话，可是等他们躺下之后，她便浑身颤抖起来，小声告诉特劳布说，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劳布在暗中苦笑了一下：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说他是第一个男人，或是第二个男人？只有苏台德的一个年轻女人告诉他，说他是第十三个。特劳布后来爱上了她，希望她嫁给他。他当时随部队住在利沃夫，她应该到那里去找他。可是她乘坐的列车被炸了。特劳布一开始对这件事抱着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冷漠态度，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想起她的时候，他才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摆脱不掉的苦闷。

　　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中心将被摧毁。”

　　他蜷缩着身子，从一旁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绿军服的、头发斑白的高个子的人。在他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法庭那高大的建筑以及他自己穿着便服，没系领带，站在红色审判台前的情景。他仿佛听到坐在集中席的人们正在互相交谈。

　　特劳布拿起电话，拔了号码。

　　“特龙普钦斯基先生吗？”他问道。“你的儿子在哪儿？什么？好吧。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务必来一趟。”

　　晚上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把自己和特劳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谢多伊。谢多伊来到旋风的秘密接头处。他把上述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把卓夏太太搞到的文件交给了他。

　　“全都清楚了，”旋风说。“这说明全是真的，也说明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和谢多伊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确定开展工作的区域，提出负责行动的人员，军需库的状况和工兵部队的分布。

　　中午旋风来到阿尼娅住的帕列克家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阿尼娅与总部接通联系，向搏罗金作了首次详细汇报。　

第十二章　飞行
　　1、克雷霞

　　斯捷潘·波格丹诺夫知道，对于汽车场的机械师连茨来讲，最重要的是表面要光洁漂亮。这是德国人的心理：如果表面光洁漂亮，那么里面不用说也是顶呱呱的。连茨不能想象，一部外表光彩夺目的汽车在轴桥或发动机部位会有什么毛病。

　　斯捷潘在马利亚矿区时就懂得，只要把工具擦干净，涂上油，表面保持光洁，德国工头就发现不了怠工。显然，几十年的工业发展给整个民族打上了烙印。这是一种对工具和机器外表的刻板信任，对劳动中的一丝不苟的幼稚崇拜。

　　斯捷潘利用了这一点：在矿区时，他总是当着德国工头的面把自己的煤镐擦得锃亮，可是等他们一转身，他便把螺丝拧松，这样一来磨损度就会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对劳动工具的神圣态度是无法灌输给被驱赶到德国来的几百万人的。这些人是被赶来填补劳动中出现的窟窿的。在整个德国，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正在发展和扩大，起初表现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随后变为有意识的怠工。主持劳动战线的扎乌克尔向马丁·波尔曼提供的资料展现了一幅成功的画面：几百万人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被运送到了德国。可是如果拿一个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下比较，那么它至少相当于一百个，甚至一百五十个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德国人是为自己劳动，他劳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而劳动：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０，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